关于推动香港废除公共服务外判制运动的思考 从海丽邨事件看

海丽邨事件期间工会提出主要诉求的横额。(网络图片)

在海丽邨工作的20多名原属「民顺」的清洁工人,在去年12月27日发起罢工。他们指海丽邨清洁合约在去年10月底转移给「香港工商」时,「民顺」误导工人签署自愿离职信,回避支付遣散费的责任。罢工历时十天,最后达成以「民顺」支付$1200元乘以年资的「特惠金」、「香港工商」承诺加薪为部分内容的保密协议结束。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香港政府的外判制度,如何将低薪工人的工资和权益维持在最低的水平。外判制度是香港全体工人必须联合起来打倒的恶制度。本文将就如何在香港工运分裂的现实之中,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反对外判制度,提出一些想法。

事件始末
综合媒体报导,「民顺」在结束海丽邨清洁合约的一个月前通知员工:若要继续受雇于「民顺」,就需要转移到公司继续承办合同的其它地方工作;若要留在海丽邨,则须签署自愿离职信,方能成为海丽邨清洁合同的新承包商「香港工商」的雇员。

决定留在海丽邨工作的工人签署了自愿离职信,成为「香港工商」的雇员。其后,工人不满「香港工商」加薪幅度过低,辗转获得职工盟属会清洁服务业职工会的协助。工会在12月底罢工开始时发表声明,指「民顺」误导工人签署自愿离职信,提出「民顺」支付遣散费、「香港工商」承认工人累积年资和实现「合理加薪」的三大要求。

罢工期间,舆论开始出现两家公司「左手交右手」、以围标骗取政府上亿元合约等报导。领导罢工的工会干事进而向媒体宣称,罢工基金只能支持20日罢工。罢工结束后,宣扬「大胜」的「左翼」媒体解释说:「民顺」发放的「特惠金」,与对冲强积金后工人应有的遣散费接近,并解释在价低者得的投标原则下,「香港工商」并不能在现有合约下大幅加薪。

海丽邨罢工结束后,有类似情况的爱民邨清洁工人,在工联会协助与「民顺」协商后,同样获得$1200元乘以年资的「特惠金」。泛民「左翼」对此冷嘲热讽,称之为「冷手执个热煎堆」。

工会在谈判期间的角色
工会在12月27日的罢工声明中指出:罢工工人的合同中,订明工作地点是海丽邨。「民顺」因无法继续为工人提供在海丽邨的职位,理应遣散工人,但它在10月底并没有向工人提出有关安排。因此,「民顺」要求工人自愿离职、过档「香港工商」,纯属误导。

在2017年10月底,「民顺」向海丽邨清洁工人提出关于合约转移给「香港工商」的相关事项时,工会似乎并不在场。这有两大可能性:一是工会没有主动了解情况介入,二是当时工人并没有参加任何工会。如果是前者,那工会便有失职之嫌;如果是后者,则反映了目前工人普遍不参加工会、而只会在有需要时才找工会求助的情况。

在理想的情况下,每逢外判合约变更承办商之时,工会应该代表工人与新旧资方议定有关安排、确保工人权益。个中的关键,就是年资决定的假期权益和工资待遇问题。

综合各方报导,在海丽邨事件中,工人应该是在发现「香港工商」的加薪幅度比预期中低,才向工会求助的。在法律上,在工人与「民顺」已经签署了自愿离职书的情况之下,除非掌握了「民顺」蓄意误导工人的证据,否则第三方(包括工会、乃至政府)就没有多少可以介入的空间。

所有工会必须努力组织所有外判工,在劳资谈判中代表工人,坚守工人的法定和合约权益,进而争取更好的待遇、朝废除外判制的目标前进。

「特惠金」与法定遣散费
承上,如果工会掌握了「民顺」违法误导甚至胁迫工人签署自愿离职书的证据,则应该提起诉讼、坚决维护工人权益。然而,在整个罢工的过程中,工会并没有循法律途径向「民顺」追讨遣散费。泛民「左翼」媒体报导的「大胜」,都只有上述关于「特惠金」与对冲后的遣散费相约的说法,而没有提及追讨法定遣散费的问题。

由于罢工以「保密协议」结束,外人无从得悉泛民「左翼」关于部分内容的报导以外的任何内容。从已经公开的资料去看,笔者相信工会并没有掌握「民顺」违法误导工人签署自愿离职信的证据。如果工会掌握了相关证据,但没有坚持工人合法权益、追讨法定的遣散费,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自愿离职信并不是此事中最关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最要害的问题,是在大多数工人希望在原地工作的情况下,雇佣合约在新旧承办商之间的转移对劳动权益的影响。在海丽邨事件中,「民顺」如果没有要求工人签署自愿离职书、而是发放了遣散费,那「香港工商」是没有任何承认海丽邨工人年资的法律义务的。

因此,所有代表外判工人的工会,应该就有关法律问题商议共同的解决方案,并以此方案作为发动和组织外判工人的重要手段,向政府施压。

「大胜」宣传遗忘的关键问题
笔者认为,协助海丽邨工人的工会的三大要求,在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

如上所述,工会若确定「民顺」违法误导工人,那就应该追讨法定的遣散费。然而,若坚持「民顺」必须遣散工人,那就没有办法要求「香港工商」承认工人的累积年资:在法律上,被遣散的工人,年资是要归零的;「香港工商」雇用被「民顺」遣散的工人,将会从零计算年资和相关待遇。工会提出这两条显然互相矛盾的诉求,应该是在意识到有关法律的实际的同时,一种蒙混过关的说法。从罢工的结果看,工会也没有坚持遣散费和年资问题。

工会主要的施压手段,是宣传「民顺」和「香港工商」的关系千丝万缕,海丽邨清洁合约疑似「左手交右手」,在事实上仍然由同一群人承办。工会如果坚信这个说法,那就不应该主张「民顺」必须遣散工人,而是应该坚持「香港工商」在实际上就是「民顺」的化身,在法律上必须承认工人的年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会认为「民顺」应该向工人发放(不是法律定义的)长期服务金,也不宜以其「拖欠遣散费」作为诉求。我们要记住:被遣散的工人,年资是要归零的。

据媒体报导,海丽邨罢工工人在「民顺」的平均年资是九年。「香港工商」接手原本由「民顺」承办的清洁合约,工人改变雇主,年资重新计算,一切有关权益清零(若按工会诉求之一正式遣散工人,他们的强积金还会被对冲扣减)。现行法律规定,工人须工作满一年才能获得七天有薪年假,其后每年递增一天到十四天为止。换言之,「香港工商」若以法定标准聘用原「民顺」雇员,他们将会损失十四天年假。资方除了想办法不发遣散费外,最「关注」的就是工人的有薪年假权益。为放假的工人发工资、还要出钱雇用替工,对资方来说都是「重担」。

海丽邨罢工以关于遣散费和累积年资的自相矛盾的诉求开始,最后以一个很有可能与遣散费和累积年资都无关的「保密协议」作结。这与其是泛民「左翼」舆论所谓的「大胜」,更符合事实的说法,是「民顺」(和关注事态发展的政府当局)为了停止负面宣传,给工人发一笔不承认自身任何法律责任的「掩口费」。

对于罢工工人来说,这总比一点钱都没有好,但这对于有力的废除外判制的运动,以及形成这种运动所必须的、促进工人和工运干部对现实和策略的认知来说,是完全没有「大胜」的作用的。

以确保就业和累积权益为起点、推进废除外判制的运动
公共服务外判制度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最丑恶的部分之一,坐拥钜额储备的香港政府除了配合资本利益和将公共服务交予私人企业牟利的「国际常规」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维持外判制的理由。废除公共服务外判制,应当是香港工人运动的共同基本目标。

可以推测,在香港废除公共服务外判制,必须首先形成两种条件:一)外判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和行动引导舆论,使政府失去维持外判制的政治掩护;二)外判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和行动向各承办商争取改善工资待遇,最终使整个外判制度「无利可图」,迫使政府直接雇用工人、废除外判制。工会以明确的政策方针和目标,努力组织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外判工人、动员工人进行斗争,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针对目前外判合约变更损害工人权益的情况,香港工运可以参考英国(和欧盟)从另一个方向制定的一条法规,提出制定类似法律的诉求。在2006年,为了促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外判化,减少相关的劳资争议和降低工会反对外判的声音,英国通过了执行欧盟在2001年发布的相关指令的Transfer of Undertakings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Regulations(简称TUPE)。此法规定资方在向另一企业转移某业务时,必须咨询有关雇员,选择是否同意与该业务转移。如果雇员选择转移,新公司必须承认他们的雇佣合约、累积年资和相关权益(包括未来的遣散费)。

在香港推动类似TUPE的立法,应当以保障工人就业和累积权益为重点。换言之,应当规定雇主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遣散工人;新公司必须承认过档员工的累积年资,禁止雇主在每次外判合同转手时将工人的年资清零;新公司如欲更改来自旧公司的工人的劳动条件,新条件必须不低于旧条件,且必须经协商获得大多数工人的同意,才能正式修改雇佣合约,如此等等。不言而喻,这种立法的倡议,必须是工会组织工人争取改善工资待遇和废除强积金对冲的运动的一部分。至于「长期服务金」/「特惠金」,如上所述,应完全独立于遣散费的范畴,规定外判商在结束服务合同时,以一定金额发放。

工人运动应该是为工人阶级谋福祉的运动。笔者相信,所有有志于废除公共服务外判制度的人们,都有义务理清问题,排除无原则的党同伐异,提倡合情合理的主张和策略,动员广大的劳动者,促使香港两大工会集团就与全体工人利益攸关的问题实行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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