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譯自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者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在2015年9月發表的評論文章 China：three models of development。因原文篇幅較長，我們將會分別刊載其四個部分。
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自全球金融危機和大衰退在主要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爆發以來，中國繼續收窄與世界前列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產出差距 [1]。
即使中國經濟的實質平均增長率，已從上個十年的雙位數增幅減緩至每年約7%，上述的差距還將會繼續縮小。雖然中國的勞動人口規模將快到頂，但其增長依然；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和農民可以投入工業發展；中國繼續吸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以維持其增長所需。
換言之，中國的重大經濟「奇蹟」還沒有走到盡頭。哪有什麼可以解釋這個奇蹟的呢？我們的面前有以下的幾種說法。
（一）新古典主義的解釋：比較優勢
原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 [2] 主張：中國奇蹟的根源，在於中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在經濟政策上實現了從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 CAD）到遵循比較優勢的戰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 strategy, CAF）的轉變。林毅夫此論的意思是：中國的領導人意識到，國家以犧牲農業的方式進行偏向發展重工業的干預，或增加資本投入而不使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最終扭曲了商品的價格機制、壓低了農產品價格、使農民收入低於產業工人，造成消費水平過低，進而產生了資本過度積累和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等現象。這種政策製造了一系列不能參與世界市場競爭的、「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才利用了其真正的比較優勢：勞動力生產要素。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廉價勞動力與外來投資的有力結合，使中國得以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獲得優勢。
在此之前，毛澤東實行了一套不合時宜的發展戰略。工業凋敝，特別是缺乏支撐軍事力量的重工業，被視為中國當年落後的根源。在過去，法國、德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在英國與日俱增的工業力量與本國工業落後的對比的促動下，實行了毛澤東後來推行的戰略。然而，中國卻是在沒有基本工業基礎的條件下，嘗試了這種戰略。
中國政府給予那些它優先發展的部門的企業壟斷地位，以往往造成物資短缺的代價向它們補貼廉價的投入要素。這種政策讓中國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並在1960年代成功進行核試、在1970年代發射衛星。中國經濟擁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部門，卻因此被壓制。因此，在1979年之前，經濟效率低下、經濟增長主要通過增加投入要素帶動。沒有國家的保護，這些新興的工業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
與此不同，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開始實行一種「雙軌制」：為了控制每項措施帶來的衝擊，在一部分領域開始引入改革，在其他領域則維持原狀。農民是第一批受惠者：農村集體生產制度結束後，農民以家庭為單位承包土地，可以自由定價賣出國家收購後的餘糧。與此同時，勞動密集部門容許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進入。
林毅夫認為 [3]，人們可以根據一個國家的製造業的資本密集程度制定「技術選擇指數」去衡量該國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判斷該國政策和制度環境的質量。這項指數不只反映了政府發展資本密集工業的傾向，也可以用來衡量政府扭曲經濟的程度。在同一發展階段之上，一個國家的指數越高，它的經濟的扭曲程度就越高。
林毅夫認為，在一次覆蓋全國的實證分析中，這項指數有力地解釋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了向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提供直接的財政補貼，政府必須向那些創造剩餘的部門徵收大量的明税。然而，這種剩餘只會來自規模細小和分散的農業，收稅困難之餘、成本也高。因此，支持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關鍵，在於通過人為地扭曲要素和產品的相對價格、徹底地排除市場機制。
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非常昂貴，而且這類工業不可能在開放和自由的市場經濟中有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只有通過扭曲經濟制度和實行資源國有化，才可以支撐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工業。林毅夫和其他主張這種解釋的人們認為，這是一種有缺點的發展戰略，要為中國東部和中西部省份經濟發展差距的不斷擴大負責 [4]。
在這種戰略的指導之下優先發展起來的工業，往往不符合所在省份的要素稟賦結構及其決定的比較優勢。「趕超」戰略因此在各地妨礙了市場的作用、阻礙了資本積累和窒礙了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結束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代之以遵循比較優勢的戰略，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調整各省份的產業佈局，就成為了當務之急。
如此一來，決定產業發展的標準，就必須與產業在資本主義市場的「自生能力」聯繫起來。林毅夫為「自生能力」這個詞彙作出了這樣的正式定義：「在一個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一個正常經營管理的企業，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護下，即可預期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的能力。」一般而言，在長期內沒有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的預期的企業，不是不會開業，就會被市場競爭所淘汰。然而，如果政府推行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鼓勵企業在進入和選擇產業和技術時無視現存的比較優勢，那這些企業在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是不會有自生能力的。
話雖如此，但採納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比較優勢原理」（這是大衛·李嘉圖在1800年代初，第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大國英國經濟起飛時首先提出的理論），是否真的解釋了中國在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起飛？首先，在鄧小平「改革」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並非一塌糊塗。林毅夫也承認，在1952年至1978年期間，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每年平均增長率有6.1%。
其次，比較優勢原理有用嗎？泰勒．考恩（Tyler Cowen）最近就指出 [5]，儘管1950和1960年代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領軍人物保羅．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認為比較優勢原理是真實的而不瑣碎的經濟定理的典範，它並沒有多少解釋事情的價值。靜態的那種比較優勢理論，完全沒有動態的觀點。其暗含的勞動力完全流動的假設，「與長期失業確實可能存在的觀察相矛盾」。進一步說，為「比較優勢」定義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人們可以怎樣衡量勞動力和資本的質量？比方說，在考慮質量之後，我們該如何判斷美國是一個資本密集型的國家，還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國家？
考恩接著指出，在一個只有單一投入要素的理論世界之外，我們需要市場價格去衡量比較優勢。然而，起始的比較優勢本身，就內生於專門化的決定和其它經濟因素。在一個多要素並存的世界之中，真正可以解釋比較優勢的理論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考恩進一步說，說起始的比較優勢是內生於貿易的，也是可以言之成理的。然而，許多貿易帶來的最重要利益其實源自其它的機制，例如專門化、投資收益的上升、促進思想和技術傳播的商貿網絡的形成等等。
與林毅夫的設想相反，在中國實行遵循比較優勢的政策，未必會提高低勞動成本的部門和農村地區的產品的價格，反而會在城市工業地區造成大規模失業。採用比較優勢原理不會平穩地消除中國國內的收入和價格的地區差距，也不會通過國際貿易消除經濟體之間的這些差距。遵循比較優勢反而可以導致危機：危機就是消除成本差異、產生「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和地區的機制。換言之，遵循比較優勢的政策，在沒有違背比較優勢的政策的制衡下，可能造成產出和價格的更大的不穩和波動。
第一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