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三种理论模型(四之一)

编按:本文译自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2015年9月发表的评论文章 China:three models of development。因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将会分别刊载其四个部分。

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大卫·李嘉图。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自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在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爆发以来,中国继续收窄与世界前列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产出差距 [1]。

即使中国经济的实质平均增长率,已从上个十年的双位数增幅减缓至每年约7%,上述的差距还将会继续缩小。虽然中国的劳动人口规模将快到顶,但其增长依然;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农民可以投入工业发展;中国继续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以维持其增长所需。

2007年6月以来中国与欧盟、美国和日本工业产值比较(%)

换言之,中国的重大经济「奇蹟」还没有走到尽头。哪有什么可以解释这个奇蹟的呢?我们的面前有以下的几种说法。

(一)新古典主义的解释:比较优势

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2] 主张:中国奇蹟的根源,在于中国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了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 CAD)到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 strategy, CAF)的转变。林毅夫此论的意思是: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国家以牺牲农业的方式进行偏向发展重工业的干预,或增加资本投入而不使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最终扭曲了商品的价格机制、压低了农产品价格、使农民收入低于产业工人,造成消费水平过低,进而产生了资本过度积累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现象。这种政策制造了一系列不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才利用了其真正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生产要素。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廉价劳动力与外来投资的有力结合,使中国得以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在此之前,毛泽东实行了一套不合时宜的发展战略。工业凋敝,特别是缺乏支撑军事力量的重工业,被视为中国当年落后的根源。在过去,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英国与日俱增的工业力量与本国工业落后的对比的促动下,实行了毛泽东后来推行的战略。然而,中国却是在没有基本工业基础的条件下,尝试了这种战略。

中国政府给予那些它优先发展的部门的企业垄断地位,以往往造成物资短缺的代价向它们补贴廉价的投入要素。这种政策让中国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并在1960年代成功进行核试、在1970年代发射卫星。中国经济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部门,却因此被压制。因此,在1979年之前,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增加投入要素带动。没有国家的保护,这些新兴的工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与此不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开始实行一种「双轨制」:为了控制每项措施带来的冲击,在一部分领域开始引入改革,在其他领域则维持原状。农民是第一批受惠者:农村集体生产制度结束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可以自由定价卖出国家收购后的余粮。与此同时,劳动密集部门容许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

林毅夫认为 [3],人们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制定「技术选择指数」去衡量该国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判断该国政策和制度环境的质量。这项指数不只反映了政府发展资本密集工业的倾向,也可以用来衡量政府扭曲经济的程度。在同一发展阶段之上,一个国家的指数越高,它的经济的扭曲程度就越高。

林毅夫认为,在一次覆蓋全国的实证分析中,这项指数有力地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了向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提供直接的财政补贴,政府必须向那些创造剩余的部门征收大量的明税。然而,这种剩余只会来自规模细小和分散的农业,收税困难之余、成本也高。因此,支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关键,在于通过人为地扭曲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彻底地排除市场机制。

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非常昂贵,而且这类工业不可能在开放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有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扭曲经济制度和实行资源国有化,才可以支撑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工业。林毅夫和其他主张这种解释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缺点的发展战略,要为中国东部和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负责 [4]。

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之下优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往往不符合所在省份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决定的比较优势。「赶超」战略因此在各地妨碍了市场的作用、阻碍了资本积累和窒碍了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结束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代之以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各省份的产业布局,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如此一来,决定产业发展的标准,就必须与产业在资本主义市场的「自生能力」联系起来。林毅夫为「自生能力」这个词汇作出了这样的正式定义:「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一般而言,在长期内没有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预期的企业,不是不会开业,就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然而,如果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鼓励企业在进入和选择产业和技术时无视现存的比较优势,那这些企业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是不会有自生能力的。

话虽如此,但采纳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原理」(这是大卫·李嘉图在1800年代初,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大国英国经济起飞时首先提出的理论),是否真的解释了中国在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起飞?首先,在邓小平「改革」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一塌糊涂。林毅夫也承认,在1952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每年平均增长率有6.1%。

其次,比较优势原理有用吗?泰勒.考恩(Tyler Cowen)最近就指出 [5],尽管1950和196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认为比较优势原理是真实的而不琐碎的经济定理的典范,它并没有多少解释事情的价值。静态的那种比较优势理论,完全没有动态的观点。其暗含的劳动力完全流动的假设,「与长期失业确实可能存在的观察相矛盾」。进一步说,为「比较优势」定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人们可以怎样衡量劳动力和资本的质量?比方说,在考虑质量之后,我们该如何判断美国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国家,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国家?

考恩接着指出,在一个只有单一投入要素的理论世界之外,我们需要市场价格去衡量比较优势。然而,起始的比较优势本身,就内生于专门化的决定和其它经济因素。在一个多要素并存的世界之中,真正可以解释比较优势的理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考恩进一步说,说起始的比较优势是内生于贸易的,也是可以言之成理的。然而,许多贸易带来的最重要利益其实源自其它的机制,例如专门化、投资收益的上升、促进思想和技术传播的商贸网络的形成等等。

与林毅夫的设想相反,在中国实行遵循比较优势的政策,未必会提高低劳动成本的部门和农村地区的产品的价格,反而会在城市工业地区造成大规模失业。采用比较优势原理不会平稳地消除中国国内的收入和价格的地区差距,也不会通过国际贸易消除经济体之间的这些差距。遵循比较优势反而可以导致危机:危机就是消除成本差异、产生「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和地区的机制。换言之,遵循比较优势的政策,在没有违背比较优势的政策的制衡下,可能造成产出和价格的更大的不稳和波动。

第一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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