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染过的红色 工人的振臂与失落

《跨时》按:本文首发于《中大学生报》2012年《八九民运特刊》,经作者授权转载。与香港主流论述(不论建制还是泛民)不同,这篇文章并不简单的将八九运动评价为「民主运动」,而是通过分析当年运动的政治经济社会起源,以及参与的主要社会力量和他们的不同诉求,勾勒出运动的内在矛盾和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潜力。在二十多年后,「苏东波」严重损害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意识的效应已经表露无遗、世界资本主义再度陷入深重危机的今天,我们在思考大陆问题的时候,应该跳出「私有化+普选=民主」的陷阱,探求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路向。我们认为这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线索。为展现当年的工人参与,我们为这篇文章配上了一些图片。


六四镇压之后,有不少人将此事件定性为「学运」。其他诸如「八九民运」的说法,重点都侧重于学生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在此,我当然认为学生和知识份子在运动中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其实工人在运动中的角色,鲜有被提及。在这里我会尝试重塑工人在民运中的角色、反思工人与学运领袖与知识份子的矛盾,以及他们应该发挥的政治主体性。

五月上、中旬运动的疲弱

5月4日,学生领袖周勇军代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宣布结束了从4月20日「新华门事件」开始的罢课。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以外,所有大学都复课了。当时涌现不同的学生组织,运动的领导权成为了问题。这时学运份子大概分为三个群体,第一是与政府的对话团,第二是高自联的成员,例如王超华、周勇军等,第三就是王丹、吾尔开希等自成一角,具有政治魅力的群体[1]。面对毫不妥协的政府及对学运热情渐退的学生,王丹、吾尔开希等于是尝试组织绝食行动。虽然,当时北京高自联反对绝食,但由于高自联对运动的控制能力渐弱,未能阻止绝食行动。于是,绝食行动便于5月13日开始。

最初,绝食者人数只有300人,包括支持者也只有3000人。自复课始,运动的发展依旧疲弱。然而,在两天之内,绝食人数便迅速增加至3000人,支持者有数百万。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来到天安门,他们又是些什么人?最明显的当然就是5月16日至5月26日,从外地来的172000位外地学生。5月20日以后,北京学生愈来愈对运动厌倦,这些外地学生便成为运动主力。除此之外,担当着推进运动的重要角色的,还有工人。

运动的推进和壮大:工人的角色

5月17日《光明日报》一则新闻是这样写的:「与(5月)16日相比,游行的队伍中工人和中学生明显增多。北京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帜……」5月18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正式成立,其广播站立于广场西边。他们在5月19日,发表了〈首都工人宣言〉,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接受学生的两项要求:一,肯定这场运动是爱国运动;二,与学生公开对话,由电视、广播作现场直播,否则会进行廿四小时的总罢工。虽然在此以前工人已经有参与运动当中,但确立工自联的成立仍是在五月中旬。自此工人的势力从之前的零散,慢慢聚集起来。5月20日北京当局发出戒严令后,工人组织了「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敢死队」,保护学生安全,以及组织抵挡军队进入。工自联更在戒严令宣布的第二天早晨,在首都钢铁公司等地,派发传单号召工人罢工。五月期间,数百个工厂的代表,数以万计的工人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行,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行动上演[2]。

运动能够从5月上旬开始的衰弱,去到绝食后期再次壮大,除了北京学生以外,工人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市民的支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虽然,工人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领导层,却未能在运动之中成为独立和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虽然到了绝食期间,运动的领导权并不明确,学运领袖也并不能完全控制广场的绝食者,至于与北京当局的对话、宣布停止绝食等工作,依然是由学生控制。那么,究竟为什么工人未能在运动中取得领导权?

最直接的原因,是学生排拒工人参与。工人在广场西边建立的广播站,虽然与学生的指挥部距离很近,但是,学生是拒绝工人接近指挥部的。从戒严开始,学生把工人限制于广场的西边,工人想接近指挥部,都会被学生纠察队拒绝。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学生想把运动规范为学生和知识份子的运动[3]。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关于17日百万人大游行的报导,特别提及工人队伍,左下方配有首钢工人游行队伍的照片。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关于17日百万人大游行的报导,特别提及工人队伍,左下方配有首钢工人游行队伍的照片。

知识份子的西方思潮

学生排拒工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人与学运领袖、知识份子,立场并不一致。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单是在1988年,物价就上升了18.5%。有见及此,中共在1988年打算「闯价格关」,但最后因为消息泄漏,全国银行挤兑和商品被抢购,最终这价格改革并没有实施,还令物价进一步腾飞。1989年第一季度更高达28%。中共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即将商品价格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国家计划指标,价格较便宜;一部份则释出市场,按供求自然调节价格。如此一来,国有企业可以以很低的补贴价取得年度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很多有权分配原材料或者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都纷纷开设公司牟取暴利。例如国务院,在短时间内开设700多家公司。这样的大规模官员腐败,令到中国集团的消费迅速增长,国家不得不印发更多钞票。加印钞票,又是高通胀的其中一个根源。除此,收入差距扩大、工人的「铁饭碗」不保等现象,充斥整个社会。于是,学生、知识份子和工人,都纷纷走上街头。

面对市场化改革陷入危机,知识分子的普遍主张,是更彻底地推行改革,即所谓「改革出现的问题,只能够通过深化改革而得到解决」[4]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政治改革滞后」,即中共官僚政权及其公有制基础的根基还没有被动摇。这是当时十分普遍的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从体制内外说起。

在体制内,例如赵紫阳旗下的官方智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所长陈一咨,批判中共缺乏整体规划的经济改革思路,和激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正就是全面的市场经济。在他的《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中,提出了「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针。体改所编著的《中国改革:挑战与选择》,更歪曲基层民众的意愿。这本书的研究指,民众高度支持市场化改革,即使通货膨胀、失业、破产也在所不辞。但事实是,在1988年,民众对物价飙升、官僚腐败等问题的强烈不满,正正就是1989年学运演变成近乎全民运动的基本原因。在八九民运期间,许多工人也高举毛泽东的画像,表达他们对毛时代稳定生活的怀念[5]。这样的歪曲,就是他们尝试假装自己支持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得到基层民众支持。

在体制外,被认为是「中国民运先驱」的方励之,在他那些深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演讲中,多次将美国宣扬成机会无限的自由社会;在经济上,则去历史地将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相比,把前者说成是绝对贫穷的国家,并赞赏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另一例子就是,金观涛在当时北大的一次讲座上说:「20世纪的遗产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的实验和失败」[6]

这种立场是很多知识份子的共同理念。这个结论的证明,可见于在1988年,知识份子就中国会否因为经济、政治落后,而失去地球成员的资格,进行了「球籍」问题的大讨论,当中,方励之、金观涛等著名异议知识份子亦有参与讨论。在同年8月知识精英在北京召开的「球籍」讨论会后,以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而闻名全国的《世界经济导报》,将他们的结论整合如下:取消公有制及计划经济,全面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健全法制等等,他们认为,「没有全方位的改革,经济上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因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紧密相关」[7]、「没有民主,经济就无从发展」。这里说的全方位改革,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所说的内容。

198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关于18日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导,提及北京吉普三千工人、北京化工二厂16辆卡车参加游行,全国总工会捐款十万元,环卫工人清扫广场等等。

198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关于18日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导,提及北京吉普三千工人、北京化工二厂16辆卡车参加游行,全国总工会捐款十万元,环卫工人清扫广场等等。

当时支持运动的香港《文汇报》在1989年5月20日的报导:部分学生团体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工人不要罢工。

当时支持运动的香港《文汇报》在1989年5月20日的报导:部分学生团体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工人不要罢工。

学生对知识份子的支持

在体制内外都有很多知识份子支持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不少对现实不满的学生都认同知识份子们的主张。从他们在80年代对方励之、金观涛知识份子的演讲的反应中,能看到部份学生的立场。例如,一名曾经参与知识份子演讲会的学生,对《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的作者赵鼎新这样说:「如果谁想在(举行讲座时的)北京大学完成一次演讲,他就必须攻击共产主义。否则,学生就会把演讲者『嘘』下台。」[8]须知道,当时的讲座是极受欢迎的。例如1986年刘宾雁在同济大学的演讲,吸引该校与外校的大学生参加,人数至少有五千人[9]。与一般工人和市民一样,当时大学生面对的问题,是中共市场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而知识份子对此的主张,却是只有更彻底资本主义化。在这个脉络下,「攻击共产主义」,即在政治上批判官僚独裁之外,也在经济上批判公有制。而推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还有的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提及学运领袖并没有拿物价问题攻击政府,指出他们是支持市场化改革的[10]。赵紫阳自己,就是推行全面市场化的旗手。在通货膨胀即将全面恶化一年前的1987年,赵紫阳强调:「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让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抱怨削弱我们改革的决心。我们必须深化改革。」[11]

一些与知识份子有紧密关系的学运领袖的观点,同知识份子基本上是一致的。王丹是流亡海外后,继续从政的八九民运领袖中最著名的一位。在经济上,他支持土地私有化[12]。在政治上,他推崇欧美民主。在流亡海外后,他要求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人权外交」,支持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13],还认为不应该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这一种以美国政体和政策为民主典范,以私有市场经济为尊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失落之始:运动参与者的立场割裂

然而,工人因为收入差距扩大、贪污、铁饭碗不保、物价飞涨而出现的生活问题,却正正来源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工人在1989年5月21日及5月28日提出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建纲领〉及〈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临时章程〉提出,工人组织要具有监督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中有权采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监督其法人代表」等诉求。在〈工人宣言〉中,工自联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工人阶级领导」[14]。明显地,工自联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工人应该监督中共政权,保卫公有、集体财产的要求,与知识精英和学运领袖要求彻底推行市场化改革,实现资本主义民主的路线,是有矛盾的。

虽然,工自联在〈纲领〉和〈章程〉中发表了同学运领袖和知识份子不同的立场,但他们内部存在路线分歧。例如,在收集工自联参与者访谈录和相关文献的《工人起来了》一书中,工自联的「后勤部长」就这样说:「我当时的想法是,再走社会主义的路是行不通的。如果想把国家治理好,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就得走资本主义的路。」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就同上述工自联使工人保卫公有和集体企业的立场不同。但是,「后勤部长」亦同意在工自联主张工人监督共产党政权的要求[15]。

工人同知识精英和学运领袖的出发点和立场,都是有矛盾的:工人想通过监督政府、监督国有和集体企业,去制止腐败和物价飙升,但知识份子和学运领袖,则主张社会产权基础和政治体制向资本主义的彻底改变。然则,这种矛盾在未曾充分发展和扩大之前,运动已经被中共的暴力镇压所腰斩,萌芽的工人组织没有从学运中独立出来,建立明确并一致的立场,且取得整场运动领导权。尽管如此,学运领袖和知识份子的主张,与一般劳苦大众的利益是对立的。一般民众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同情,以及对市场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的不满,使运动发展成全民运动的规模。但主导运动的学运领袖和知识份子的政经路线,却同劳动群众面对的困境,即市场化使他们的物质利益受损,有根本的疏离甚至对立。如此一来,运动的前景便十分黯淡。加上工人与学运领袖、知识份子之间,以及工人内部的立场分歧,工人没办法在学生与知识份子的庞大影响下,以明确的立场去取得运动的领导权。

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性

为什么工人阶级,应该以自己的名义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工人阶级通过劳动,生产提供社会需要的劳动和产品,创造了一切社会财富,也为开创和发展当时处于中国经济核心的公有和集体企业,立下了丰厚的功绩。真正的民主,不是隔几年投一次票的选举游戏,而应该体现于支撑社会经济结构的劳动者,去决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权利。但现实是,中国工人被号称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共官僚政权剥夺了政治权利,而亲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就业弹性化、物价自由浮动、乃至教育、医疗、住屋的市场化,更使工人的物质利益严重受损。

既然如此,在八九民运当中,工人应该取得运动的领导权,不应支持剥削他们的市场化政策,而是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反对取消公有制、全面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应该反对中共的独裁统治。工自联在〈纲领〉中提及的监督是一个好的尝试,但进一步而言,必须取代中共官僚,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学运领袖和知识份子提出的全面私有化立场,是与工人的利益有根本矛盾的。故此,工人才应该在如上所述的明确立场底下,取得运动的领导权。

最后,我认为,我们当然需要明确反对中共镇压。但与此同时,对于是否全盘同意运动参与者所提出的诉求和立场,是必须反思的。这样的反思,在今天世界资本主义再一次陷入衰退,中共内外各种势力又将就核心国企的私有化进行角力的情势下,对思考劳苦大众的出路何在,是完全必要的。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头条新闻:6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与17个全国产业工会的主席举行座谈,强调工会必须维护大局,点名攻击运动期间涌现的「自治工会」。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头条新闻:6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与17个全国产业工会的主席举行座谈,强调工会必须维护大局,点名攻击运动期间涌现的「自治工会」。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的北京市总工会要求取缔工自联的声明。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的北京市总工会要求取缔工自联的声明。

注释
[1] 赵鼎新著,《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页130-13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
[2] 同注一,页243
[3] 《工人起来了--工人自治联合会运动一九八九》,页14,香港:香港工会教育中心,1990
[4] 同注一,页34
[5] 同注一,页34-36
[6] 同注一,页30-32, 45
[7] 同注一,页27, 43
[8] 同注一,页45
[9] 同注一,页44
[10] 赵紫阳著,《改革历程》,页53-54,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
[11] 同注一,页99
[12] 「我认为,实行土地私有化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让市场机制取代乡镇官僚决定土地的合理转移,如此才能有效阻隔地方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同时,实现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用土地抵押贷款,这样就有足够的资金提高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有长远的保障。」王丹著,〈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私有化〉
[13] 王丹著,〈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权外交」是否有必要〉
[14] 同注三,页212, 213, 215
[15] 同注三,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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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1. beenees2
    2015年06月03日 @ 8:11 下午

    Reblogged this on Destructiv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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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eenees2
    2015年06月03日 @ 8:1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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