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梁富華《工人、工會、工棍之我見我評》有感

英殖時期、回歸前後階級鬥爭的轉化

梁富華以普通工廠工人的身分參加工聯會,歷任工聯會權益中心主任、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在退休前累積了近四十年的經驗,見證了回歸前後香港工運的發展和變遷。此書的多數篇幅(十二章中的七章),是作者對1990年至2013年之間發生在香港的重大勞資糾紛事件的分析,其餘部分是對於若干工運基本問題的思考,是認識香港工運的重要參考材料。

梁一代的人,在港英殖民時期沒有基本勞工保障的那段日子下成長。在強大的港英國家機器和狡詐黑心的資本家面前,既沒有法律保障、也沒有時間精力的工人,往往無法維權、甚至無權可維。梁本人就因參加工會而被解僱了三次。梁關於這段時期的敘述,對於我們了解當下從未經歷過港英統治的黃人青年所謳歌的「黃金時代」,是很有教益的。(第一章和後記)

梁富華回憶說,他那一代的工會幹部,在惡劣外部環境和資源匱乏的「戰時」條件下,只能從殘酷的鬥爭之中積累經驗教訓,形成自己的觀點和方法。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從未進入職場的大學畢業生從天而降的「幹部」,更加沒有接受美國政府的「自由工運」特訓和資助、同右翼媒體互相吹捧的「領袖」。

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平息後,順應中美關係緩和的根本局勢轉變,港督麥理浩修改了勞工法例、推行了若干改善基層生活條件的建設和政策。在港英當局放寬政治高壓、經濟隨著大陸開放而蓬勃發展的條件下,香港基層居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梁富華所參與的工聯會以及中共在香港的整個系統,也脫離了此前「戰時」狀態,謀求與港英體制合作,通過維護香港資本主義的穩定為大陸的發展服務。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隨著中國大陸全面對港台資本開放,在1950、60年代因西方封鎖大陸而發展起來的香港製造業全面北上,工廠大範圍倒閉、產業工人失業,基層勞動者從此集中在服務和運輸行業,為西方投資大陸服務的專業「中產階層」崛起。在香港資產階級及為其服務的「中產」的史觀中,這是一個「紙醉金迷、魚翅撈飯」的光輝歲月,代理西方、財大氣粗的那些「港人」在當時貧窮得多的內地為所欲為、威風八面。這就是黃人們要「光復」的「大時代」。

然而,黃人們這種以英國殖民者的是非為是非、以資產階級的榮辱為榮辱的史觀,從頭到尾都排除了香港和內地的勞苦大眾、無視兩地民眾的血肉關聯,他們因為看到了當西方買辦為部分「港人」所帶來的物質和精神優越感,就主張「重奪」和永續西方列強對全世界的絕對支配,讓「港人」可以「光復」高等代理人的「榮光」、騎在「支那人」的頭上。如果黃人們的這一套「港史」曾經以露骨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化的語言表現出來;那在建制陣營之中,這種思維則以大資產階級和政府官員的各種直接間接的「本地優先」言論揮發出來,並對整個建制派陣營起到或多或少的影響,使他們無力抗衡黃人暴亂的「思想基礎」。

工聯會的自我精神繳械

梁富華說,今天的工會已經不再處於生死搏鬥的勞資糾紛和尖銳鬥爭的環境之中。

從香港社會目前沒有大規模勞資衝突、也沒有「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群眾性團體的事實去看,梁的這種說法是合理的。但恰好因為這兩者的缺席,勞動人民無論階級認同還是社會主義理想都極其薄弱,陷入危機之中的香港極端資本主義,才得以形成強大的反共反中親帝親資法西斯群眾運動。眾所周知,港獨法西斯運動的目標,是促使香港脫離中國、鼓吹列強侵略打倒肢解中國,重新建立殖民主義者的統治。換句話說,就是要「回歸」到梁富華所描述的那個沒有勞權、沒有人權的,白人統治者至高無上,「高等華人」和資本家任意魚肉勞動者的時代。

假如工聯會的領導幹部有他們的創建者的1%勇氣、承擔和政治理想的話,他們應該不難看到,前人所經歷的階級戰爭,在黑暴期間以更尖銳、更嚴峻的形式發生,而且主動權在港獨陣營手上,「傳統左派」被打趴在地、手足無措。梁富華回顧,在港英實施改良前只能「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在今天又何嘗不是?只不過,從1970年代中後期以來形成、在回歸後通過參與政府建制「加入執政陣營」而鞏固起來的「事務主義」思維和做法,使工聯會失去鬥爭意識,甚至脫離群眾、特別是青年工人,在08年以來旁觀日益激烈的鬥爭,繼而被動地成為黑暴的受害者。

與工聯會認為隨著回歸,可以通過依法維權和內地的強大物質支援,逐步擴大組織勢力的偏安思想相比,香港親帝陣營不但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鬥爭」,還不斷宣傳和組織波蘭團結工會式的本土反共「工運」,謀求瓦解特區政府、進而推翻中共政權。在黑暴期間,面對席捲青年的黃色狂潮,工聯會同多數建制派一樣,諉過於國民教育的缺失,沒有正視他們與香港極端資本主義苟且、在精神上徹底繳械,將社會改革和進步的旗幟、甚至鬥爭的語言,全部奉送給親帝陣營的嚴重錯誤。

工聯會是「工賊會」嗎?

工聯會作為建制派的一員,必須維護「一國兩制」。也就是說,工聯會必須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實行「中特社」的「一國一制」也不是他們目前的選項。如此說來,這豈不就落實了黃人陣營及其「左翼」關於工聯會是「背叛工人」的「工賊」的宣傳了麼?筆者認為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

首先,這是擁護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帝國主義制度,擁護壟斷金融資本對全世界的統治和掠奪,要求資本家讓他們代理工人的政治騙徒們所提出的假議題。

其次,對於這些人來說,任何不主張「本土反共親帝」民粹主張的人和團體,都是「背叛工人」的「工賊」;美國政府認證和資助的反共團體,才是「真正的、獨立的、自由的」工運。

眾所周知,工聯會沒有主張社會主義革命。與此同時,工聯會也沒有主張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親美政權,在美國政府(也就是華爾街和軍工複合體,即全世界壟斷資本的龍頭)的指導之下協調勞資糾紛。工聯會沒有領導工人爭取社會主義,但它也沒有煽動工人跳進推動列強侵略中國的火坑。

從工人階級的利害去看,工聯會在黑暴期間的真正問題,不是它在積極地鼓吹任何東西,而是它在被動地承受一切,沒有了政治上的主觀能動性,似乎成為了單純的慈善團體或NGO。進一步說,工聯會的精神繳械、放棄鬥爭、脫離群眾、事務主義等等官僚主義病灶,是「一國兩制」在實踐中產生的問題的反映。

工聯會的長年「非政治化」,使它無力推動香港的社會進步、促進香港和內地勞動人民的融合,還因為其失職無能,間接地幫助了黑暴陣營,使香港有徹底淪為法西斯基地的危險。在「外宣」層面,由於工聯會長年反對輸入外勞(但在外勞遇上不法商人剋扣工資之時,為了保障全體勞動者的利益,工聯會也還是協助外勞維權。見第二章。),加上極少參與國際工會交流,在事實上將「香港進步工運」的招牌拱手讓與職工盟,變相協助美帝的宣傳攻勢。

「事務主義」不足以迎擊新冷戰

筆者必須要強調,批評工聯會將目光限於日常維權、消極無為的「事務主義」、將政治鬥爭的領域拱手讓與親帝陣營,絕不是認可職工盟的那種「政治化」,更不是贊成後者的工潮操作手法(「三圍一遊」)。梁富華書中比較工聯會和職工盟的維權思維和手段的內容,對讀者了解其中的差異和結果是十分有幫助的。(見第四和第九章。特別是第十章《工聯會、職工盟處理個案的手法不同之處》和第十一章《職工盟是在爭取香港打工仔的權益嗎?》)

工會的基本功能是促進會員和廣大群眾的勞動權益,通俗的說就是讓大家有工開、有飯吃,生活得到改善。個體的工人只有通過工會組織起來、通過提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集體鬥爭,才能初步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利害有別於資本家的階級,再經過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育後,才能理解超越資本主義和走向共產主義的合理性,積極參與社會變革。

沒有工人階級解放的社會主義目標、甚至只注重一時的物質利益的工會,只是同資本討價還價的團體(在本質上與同鄉會、黑社會、行幫沒有區別),不能推動社會變革、根本改變勞動者的地位和處境;而漠視甚至損害工人的實際利益,不顧情況和力量對比,以「理想」的名義驅使工人做親美宣傳的炮灰的工會,則只能瓦解工人對於團結抗爭的信心、鞏固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

假如工聯會陷入了「單純的議價團體」的困境,那職工盟則為其反共反中的「美國夢」直接破壞民眾的生計。2019年6月以來,職工盟為推動美國介入和港獨呼籲「攬炒」,宣揚以「防疫」名義主張隔絕內地的醫護「罷工」,要求國泰資方中斷內地航線,港龍宣布結業時則解散工會等等,展露了其反工人階級的本質。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停滯不前,列強正在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吹起了「保衛世界自由民主」甚至「保衛生存空間」的新冷戰集結號,為制裁和侵略中國製造輿論。處於中西利益結合點的香港,鬥爭只會更加複雜、更為激烈。梁富華在終章《對工聯會「愛之深、痛之切」的個人意見》說明了工運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沒有強大的群眾組織和動員能力,香港不但不能實現克服極端資本壟斷的社會變革、消除親帝勢力發展的土壤,法西斯運動也會死灰復燃。時間並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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