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烈火》对事实的无情嘲讽

《国际》按:本文译自美国自由派政论杂志《国家》(The Nation)在2016年2月18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作者列夫·戈林金(Lev Golinkin)是美国作家和评论员,生于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Kharkov,乌克兰语:哈尔基夫,Kharkiv),在1990年以难民身分移民美国。其关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极右派、移民和难民身分认同等题材的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各大媒体。

本文在网上有另一个中译本,我们认为其中有多处误译,故在此发表我们的译文。我们认为该译本的作者出于某种将中国和西方划上等号的香港本土主义,才会将原文对于2014年麦丹事变(Maidan,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俗称)的定性以及部分对《凛冬烈火》的批判文字作出了不准确的处理。

我们在查阅了原文作者的部分相关文章后相信,作者并不认为新纳粹和极右党派在2014年麦丹事变之中扮演的中坚角色是偶然的,而是整个撕裂乌克兰的历史和现实、故意制造族群对立的反共拒俄本土主义思想所造成的。

将乌克兰与俄罗斯对立起来、宣称投靠西方才有出路的这种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就是要将占乌克兰大约一半的俄罗斯族民众列为异类和清洗对象。用「自由民主」包裹起来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极右派和新纳粹的滥觞。在「本土民主运动」突入推翻「外来政权」的决战中,没有战斗力的「和理非」群众让位于「勇武」的新纳粹团伙,鼓励他们打砸抢烧冲锋陷阵驱逐镇压异己势力,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无庸置疑,香港正在走进乌克兰式的族群斗争的深渊。我们认为那些主张「关爱」内地新移民、少数族裔和外佣,就可以构建「进步的」「香港人认同/民族主义」的「左翼」是100%的虚妄。这类人已经走进了纵容、无视、甚至参与对于一切疑似属于中国的人和事的暴力攻击的不归路,在事实上就是极右思想的载体,这是任何「政治正确」的修辞都是不能掩饰的。他们像本文所批判的《凛冬烈火》导演一样,都在为了宣扬和洗白本土运动,制作自欺欺人的片面之词、对事实进行无情的嘲讽。

2017年元旦,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首都基辅游行,纪念斯捷潘·班杰拉诞生108周年。(路透社)

像西方大多数对乌克兰的报道一样,这部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向西方展现了神话般的、粉饰了的麦丹「革命」。

奥斯卡提名的Netflix纪录片《凛冬烈火:乌克兰自由之战》,向观众呈献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乌克兰的平常百姓通过勇武抗争,击败了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撑腰的乌克兰时任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所指挥的残忍的防暴警察 。五花百门的活动家、艺术家、戴着头巾的大妈、满面胡子的神父和青春焕发的学生陆续登场,让人看上去以为乌克兰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参加了麦丹起义。但有些人却失踪了——新纳粹分子的踪影在这部片子中被彻底剪掉。

极右派在麦丹运动中的关键角色

远早在2013年末至2014年初的麦丹动乱之前,乌克兰就有了有头有脸的极右派运动。在2010年﹐乌克兰时任总统维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就因授予荣誉称号给在二次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领导地下部队屠杀了几十万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而遭受了国外的广泛谴责。麦丹事变爆发前的乌克兰是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社会民族大会」(Social-National Assembly)的根据地,其领导人安德烈·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将其任务规定为「 领导全世界白人进行确保种族生存的最后圣战」。类似的还有「自由党」(Svoboda)——在2004年,时任国会议员的党魁奥列格·特亚尼博克(Oleh Tyahnybok)要求查办据说控制基辅的「莫斯科-犹太黑手党」,成为了国际头条。在2012年,另一名自由党的政客将乌克兰出身的美国女演员米拉·库尼斯(Mila Kunis)称为「下流的犹太女人」。这些团体跃跃欲试,麦丹事变给了它们粉墨登场的机会。

麦丹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三教九流的新纳粹党派是处于边缘的。但随着示威活动在2013年年底转趋暴力——导致亚努科维奇倒台、触发内战和克里米亚事变等等——像《纽约客》所形容的,极右派「通过为没有战斗装备的示威者提供兵力,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事实上,在倾向十分不同的媒体上,从伦敦《卫报》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国家利益》杂志,记者和评论员们都承认了极右团体的这种主要作用。连发表了无数篇挺麦丹运动的评论的汉纳·索伯恩(Hannah Thoburn),都指出了《凛冬烈火》完全不谈「极右民族主义团体高度参与了战斗」的事实。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教授伊万·卡恰诺夫斯基(Ivan Katchanovski)对2014年2月20日神秘枪手杀害超过50人的事件,即「麦丹狙击手屠杀案」的调查研究,为极右派当年的行动提供了最黑暗的佐证。此案既是促使亚努科维奇倒台的关键转折,也是《凛冬烈火》全片的最高潮。卡恰诺夫斯基引用大量的法医和其它证据主张,极右派团体当日不但通过向警察开枪挑起了战斗,还实行了射杀麦丹示威者的假旗行动。基辅政府至今还未能就此事作出明确的解释。

与其它关于乌克兰的纪录片相比,极右派在《凛冬烈火》中失踪是更加显眼的。《纽约客》好评的《麦丹:今夜明日》(Maidan: Tonight Tomorrow),即使片长不足九分钟,也收录了极右派。而法国作品《革命的面具》(Masks of the Revolution),则完全聚焦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麦丹事变前后扮演的角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乌克兰政府以这部片子会「造成误解」为由,尝试阻止法国播放。

事实上,没有这些新纳粹团体,麦丹运动便不会成功推翻乌克兰的民选总统,《凛冬烈火》的烈火也会渐渐熄灭。尽管如此,这部片子还是绝口不提他们的存在(仔细检查每个镜头:有时背景闪现了一些旗帜和徽章、某受访者戴了班杰拉肖像的围巾、特亚尼博克在两个镜头的背景中闲荡,但这些对美国观众来说并不会有任何意义)。导演叶夫根尼·阿菲内耶夫斯基(Evgeny Afineevsky)竟然选择了无视生成了他的作品题材的那项因素,这本身就是让人十分惊讶的事实。

美国的积极布局

《凛冬烈火》另一个对事实的粗暴扭曲,是它把麦丹运动表现为没有西方干预的事物。这部片子在对亚努科维奇政权和莫斯科的关系大做文章的同时,把抗议运动描绘为自发的、草根的东西,还有最重要的:它不亏欠任何外国利益。在事变期间访问乌克兰的大量美国政客,只在一个10秒长的镜头中出现,间幕表示他们是「为了寻求解决当前危机的外交手段,而与亚努科维奇会面」。

然而,证据显示,美国在2013-14年的冬季动乱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美式橄榄球之中组织进攻行动的四分卫(Quarterback),而不是裁判员。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杰弗里·皮雅特(Geoffrey Pyatt)的一通被截取和泄露的电话交谈。在这次交谈中,纽兰和皮雅特两位听起来就像谋划架构重组的企业高管:纽兰指示皮雅特该任命哪一位乌克兰领袖当总理,如何在谈判桌上排斥联合国和欧盟。总言之,制定让乌克兰事变以服从美国利益的方向结束的最佳战略——用十分积极的皮雅特的话说,就是要让乌克兰这块面包掉到地上的时候,涂上了果酱的那一面是向上的(「jelly side up」)。

这通电话交谈是在2014年2月4日被泄露的,在此之前纽兰和皮雅特已经深度参与了麦丹事变。早在2013年12月11日,他们高调地探访麦丹上的街垒,派发曲奇饼慰劳示威者。三天后,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飞抵基辅,向麦丹上的群众讲话;麦凯恩和另一位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与自由党党魁特亚尼博克一同站台。 乌克兰和西方的媒体都拍摄了这两次访问,但《凛冬烈火》这部纪录片却没有把它们记下来。毫无疑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搅局、努力让乌克兰「涂上了果酱的一面向上」的事实,是同《凛冬烈火》叙说的「寻常百姓、教师、医生、环卫工」等等主导运动的故事大相迳庭的。

「我就是个拍电影的,从来都不是新闻记者」

《凛冬烈火》异乎寻常之处,不在于它掩盖了麦丹事变的真相,而是导演阿菲内耶夫斯基对此的直言不讳。美国提供经费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在对他的一次访问中,谈及了这部片子「掩饰了」「右派地带」(Right Sector)的存在的话题——这个新纳粹组织在麦丹事变中扮演了十分显眼的角色,在其后被国际特赦组织指控犯下了酷刑和其它罪行。阿菲内耶夫斯基鄙夷地说:「你知道么?右派地带当时其实在同其他所有人一起,争取他们都想要的东西。他们是这些群众的一部分。」就像自由欧洲电台引述阿菲内耶夫斯基回应关于他的作品过度简化叙事的批评时说:「我就是个拍电影的,从来都不是新闻记者」一样,他的这个答案是语焉不详的。

阿菲内耶夫斯基在接受Mashable网站访问时,被问及他为何无视极右派团伙在2014年春残酷镇压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的反对麦丹运动的抗议时,也是作了同样的回应。Mashable的这篇文章指出:《凛冬烈火》「没有处理这场革命的很多复杂的问题」,兼「有意识地作出了排除不同观点的决定。」

阿菲内耶夫斯基排除的「不同观点」,当然就是指挺麦丹的《基辅邮报》(Kyiv Post)在2013年12月也有报导的,那大约2200万反对麦丹起义的乌克兰人的意见。 为了让美国读者了解导演这种做法的意义,我们不妨想像,某外国制片人拍摄了一部叫《美国自由之战》的纪录片歌颂全国步枪协会,在其中彻底无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强烈反对全国步枪协会的不同意见。

观点与宣传的对立

关于纪录片该如何准确反映复杂题材的争议是屡见不鲜的。(最近关于Netflix的另一部原创作品 《谋杀犯的形成》(Making a Murderer)的讨论就是一例。)尽管明确的伦理指导方针是不存在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制片人可以有多强调某种观点,而不超越排除某些事实的程度已使其作品沦为宣传的底线。

排除了关键事实的《凛冬烈火》,只能向对于乌克兰的历史、政治、地域差异、社会构成和各种语言等问题的了解都极之有限(甚至没有)的观众,提供其看待乌克兰事态发展的片面之词。阿菲内耶夫斯基——通过这部因Netflix而被大范围发行、受奥斯卡提名吹捧的、被宣传为老幼咸宜的电影——将导致了仍然进行中的内战和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美俄对立的麦丹事变,用极度歪曲事实的手法、向不了解情况的人们表述为「乌克兰自由之战」。在这里,导演无所顾忌地抹杀了强烈反对麦丹事变的半个乌克兰——整整2200万人!同时抹去了参加决战的并不是热爱自由的人们,而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新纳粹分子的事实。

或许,目睹警察镇压基辅示威者后决定排除不同观点的阿菲内耶夫斯基,也有去乌克兰东部看看的话,《凛冬烈火》的内容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如果,他在2014年末有到被各种重武器轰成废墟的顿巴斯(Donbass)逛逛、同被极右派部队施行酷刑的幸存者会面、和亲人被交战各方的无差别炮击屠杀的寡妇们谈话、还有凝视那200多万流离失所的东乌克兰人片刻的话,他或许不会删除了这些人的存在。可惜的是,当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的时候,阿菲内耶夫斯基似乎早就决定了那些人会成为他的故事中的英雄。

《凛冬烈火》之后

在一部纪录片中要免除极端民族主义武装、美国政客和2200万乌克兰人的声音等麻烦,需要一丝不苟的、或许是奥斯卡水准的剪接技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要消去这些因素,就真的是困难重重了。事实上,在麦丹阵营夺取了基辅的两年以来,极右派和美国政府对乌克兰社会的影响力都更加深化了。

各种白人至上主义组织通过与防暴警察打斗,把握了在麦丹起义中夺取核心地位的机遇;随即爆发的针对乌克兰东部的叛军的战争,则让极右派从各种大小团伙扩张、组织成多个正规营,在新纳綷「狼之钩」(Wolfsangel)的符号和班杰拉的红黑旗帜下行进。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之中,像《凛冬烈火》一样差不多完全回避了麦丹事变的阴暗面的西方媒体,几乎没有报导纳粹成军的这种令人忧虑的发展。关于新纳粹分子建立了正规军的各种报导之最终传进西方,部分归功于调查记者罗伯特·帕里(Robert Parry)的执著的新闻工作,还有美国国会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和泰德·约霍(Ted Yoho)的关注,他们在国会提出了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政府资助臭名昭著的亚速(Azov)营。 这支部队由比列茨基领导的其中一个组织所建立,被《纽约时报》称为「公开的新纳粹分子」《今日美国》对此亦有报导

极右派这些拥有官方或半官方身分的武装,除了在乌克兰东南部残暴镇压持不同意见的群众之外,还积累了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纪录。极右派的几支部队,被国际特赦组织指控犯下了酷刑、绑架、谋杀和其他战争罪行。在若干事件中,极右派武装对政府发难,同警察和民族卫队官兵冲突、造成人命伤亡。正如部分评论员指出,基辅对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武装的控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政治层面上,纽兰和皮雅特的谋略成功地让美国对乌克兰施加重大的影响。《彭博》专栏作家列昂尼德·别尔什德斯基(Leonid Bershidsky)引用备受认可的乌克兰调查记者谢尔盖·列申科(Sergei Leschenko)的报道称:「皮雅特和美国政府对乌克兰的影响,达到了该国独立以来的最高点。」去年8月,在皮雅特和纽兰的看管之下,乌克兰国会勉强地通过了一条不得人心的宪法修正案,整个立法过程都在美国的高压下进行。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曾表示,他同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谈话的次数,比和自己的太太更多——这在笨拙地尝试开玩笑之余,也承认了华盛顿对基辅的介入。

《凛冬烈火》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名年轻的活动家这样说:「在23年期间,我们只有纸面上的独立,但现在⋯⋯独立终于成为现实了。」在2015年末,随着民众对于麦丹政府日益幻灭的各种征兆浮现、极右派发动政变的危险上升,美国支持的基辅政府比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时的民意支持率还低。看来,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一样,美国民主的种子在基辅并没有找到肥沃的土壤。

以上就是《凛冬烈火》对事实的无情嘲讽。像西方大多数对乌克兰的报道一样,这部纪录片故意向西方展现了神话般的、粉饰了的麦丹「革命」:一场完全由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所组成的运动。而今,这部神话所无视的那些因素,正在威胁乌克兰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景。

分享文章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