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凯恩斯和工人运动

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发言。

编按: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授权本志翻译其著作《Marx 200: a review of Marx’s economics 200 years after his birth》(《马克思二百年祭:马克思诞生二百年后对其经济学的评价》)。本文是此书的第四章第八节「Marx, Keynes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凯恩斯经济学在工人运动的左翼占有统治的地位。凯恩斯是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人们的英雄:他们相信凯恩斯经济学可以结束贫困、不平等和周期性危机对人们的收入和就业所造成的损害。在美国,反对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共和党政客的主张的反对派学术大师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英国,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围绕在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周围的有一点儿左的工党领导者们,则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寻求政策倡议和分析,委任他们为顾问、让他们主持各种研讨会。

詹姆斯·克瓦克(James Kwak)等凯恩斯主义作家和史蒂夫·基恩(Steve Keen)、维多尼亚·奇克(Victoria Chick)和弗朗西丝·科波拉(Frances Coppola)等后凯恩斯主义者,领导著一群研究生和讲师,组织了名为「重新思考经济学」(Rethinking Economics)的国际性团体,试图使学院的教学和观念脱离新古典经济学。这些人还有媒体和工人运动的主要观点是:敌人是社会不平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笔者并不否定不平等加剧所造成的丑陋现实,而是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些圈子里是不受欢迎的。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什么仍然占有统治的地位?杰夫·曼(Geoff Mann)在他的著作《长期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洞察力的解释。曼主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是因为公认的正确性[「人们可以参考左翼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力的批判;Paul Mattick(保罗·马提克)、Geoff Pilling(杰夫·皮林)和Michael Roberts(迈克尔·罗伯茨)等人的著作就是其中的例子」],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才成为了工人运动和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人们之中的显学。

凯恩斯之所以独占鳌头,是因为他的学说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野蛮(即他那样的资产者所认知的「文明的终结」)之外,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凯恩斯惧怕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即将被马克思主义革命或法西斯专政威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取代深陷大萧条的资本主义,将意味着「文明」的坍塌和「野蛮」的到来。届时,世界将不会进步,科技和法治亦将瓦解,更多的战乱将纷至沓来。因此,凯恩斯想要给人们予以这样的希望:只要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一些温和的修正,资本主义便会如常运作,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会发生。「文明」的天使们将不会需要踏进恐怖的领域。这就是凯恩斯的说法。

无论在过去和现在,这种说法一直对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和希望改变的「自由派」们,都有很大的吸引力。革命的风险太高了,还有可能将世界卷入深渊。曼说:「左翼要没有民粹主义的民主;要变革的政治但不要变革的风险;要革命,但不要革命者。」曼进一步指出,西方对于革命的恐惧,首先在法国大革命后展现出来。这场资产阶级民主的伟大实验的结果是罗伯斯庇尔和大恐怖,民主变成了专政和野蛮——资产阶级神话大概如是说。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提供了这样的出路:不用社会主义,就可以脱离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当今的大衰退。在贪婪的市场、紧缩政策、不平等、贫穷和危机重重的现状,和可能产生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和金正恩的社会革命的选择之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第三条道路。曼宣称,面对革命可能走进歧路的风险,这种「第三条道路」对他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曼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将马克思描绘为「希望的杰基尔博士」、凯恩斯则是「恐惧的海德先生」。)

如曼所言,凯恩斯认为,如果像他那样的文明专家能解决经济危机和萧条的短期问题,文明丧失的长远灾难就可以得到避免。曼引用「长期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的名言作为书名,正是为了说明,政府必须行动起来,实施干预应对大衰退,而不要像新古典(即凯恩斯所称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等待市场的自我调整。凯恩斯本人是这样说的:「长期这个概念实际上会误导时事的走向。长期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经济学家们给自己赋予的任务太过容易,却无法在经济动荡的日子起到实际作用。只有当风暴完全平息,经济学家们才会告诉我们,海洋重回了平静。」人们若不行动起来处理短期问题,它就会演变成长远的灾难。凯恩斯这段话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若不马上处理萧条和经济危机,文明本身就会面临革命的长期威胁。

凯恩斯喜欢打这样的比喻:经济学家处理经济问题和牙医治疗牙痛一样,都是技术活。「假如经济学家们有天能像牙医一样,被公认为谦卑而能干的人,那就太好了。」当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则自比为水管工,他们的工作据说是修理出现在积累和增长的「管道」上的裂缝。然而,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法,并不是像水管工和牙医那样修理短期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革命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改变政治经济的长远面貌。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分析揭露了,凯恩斯及其信徒们所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终结不平等、贫穷和战争,也不可能创造丰裕的全球人类共同体,更不能避免长期的环境灾难。

像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凯恩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同时也知道,只有顺应统治精英的意愿的那些理想,才会被他们采纳实现。正如凯恩斯所说的:「尽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原则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政治和伦理哲学中根深蒂固,假如它们不符合当时商业世界的需要和愿望的话,它们是无从确立对于公共事务的持续的影响力的……这些种种的因素形成了当时的知识偏向、心理构造和正统思想。」然而,凯恩斯仍然真心相信,像他那样拥有强大理念的聪明人,是可以在违背统治者的利益的情况下,让他们实践他的理念改变社会的。

在凯恩斯争取罗斯福政府采纳他应对大萧条的政策、争取统治精英实行他关于战后新秩序的构想的过程中,他的这些想法被证明了是行不通的。凯恩斯设想,可以通过一套「文明的」制度,对经济和货币进行国际的管理,由此确保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然而,他这些建立国际秩序、控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过火现象的设想,却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安理会等一类机构,推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世界「文明」领袖们共商解决国际问题的设想没有实现,恐怖的美国鹰抓住了地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世界。物质利益,而不是聪明的经济学家,是决定政策的力量。事实上,凯恩斯,这位伟大的文明理想主义者,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就成了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在会上没有代表世界的广大群众,甚至连「民主的国际秩序」也只口不提,而是维护英国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全面支配的狭隘民族利益。凯恩斯向英国国会报告:布雷顿森林协议不是「美国权力的展示,而是两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大国之间的合理妥协,为的是恢复自由的世界经济。」别的国家在这里,是理所当然地不存在的。

凯恩斯认为,为了避免我们都会死掉的长远情况,人们必须在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然而,解决短期的问题,并不是回避长期问题的办法。凯恩斯相信,只要达致全民就业就万事大吉。然而,在当下,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接近「全民就业」,但万事并不大吉。实际工资和生产率都在停滞不前,不平等在日益恶化。大衰退摆在眼前,「长期停滞」遥遥无期。当然,凯恩斯主义者们会说,这是他们的政策还没有实行的结果。但他们的政策(起码是财政政策)之所以还没有被执行,正正就是与凯恩斯所说的相反,是因为观念并不能战胜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利益。正如黑格尔一样,凯恩斯的理论是头足倒置的。黑格尔认为观念的冲突导致了历史上的冲突。而事实则刚好相反,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药方是建立在错误之上的。大衰退之所以延续,并不是因为过多的资本在压低资本相对于利率的回报率(所谓「边际效用」)。现在并不存在过量的投资(商业投资率是低的),利率不是接近零、甚至就是负值。大衰退的根源是利润率太低造成了投资不足,从而压制了生产率的增长。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全部概念恰好相反,低实际工资和低生产率是「全民就业」的代价。不是过度的投资导致了利润率的低迷,而是低迷的利润率造成了太少的投资。

曼主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尽管错漏百出、失败连连,但却继续支配左翼,是因为它表达了工人运动的许多领袖们对于群众和革命的恐惧。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管理资本主义,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在恐惧革命的背后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偏见:群众掌权将意味着文化、科学进步和文明行为的终结。然而,正正就是劳动人民在过去200年来(还有此前)的历次斗争,换来了资产者引以为傲的全部文明成果。尽管罗伯斯庇尔专政和「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此句为法国保王党人马勒·杜·庞(Mallet du Pan)所造,被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采用],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欧洲科技大规模发展的道路。它结束了封建主义及其宗教迷信和异端裁判所,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如果大革命没有发生,法国好几代人将会在封建挥霍和没落中继续沉沦。

在俄国革命刚刚度过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比照革命前后的状况。如果俄国革命没有发生,俄国资本主义可能会将工业化推进一点点,但俄国仍然会是英、法、德资本的附庸,继续参与无谓和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牺牲多几百万的人民。群众教育和科技发展的事业将不可企及。当年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也要在一代多人之后,才得以结束这种状态。如果1949年的中国革命没有发生,中国将会继续是买办的「失败国家」,附庸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为本土军阀所蹂躏,深陷极端的贫穷和落后。

凯恩斯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极品。他宣扬的「文明」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事实上,凯恩斯在其晚年,推崇他的当代信徒们所谴责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1944年,凯恩斯写信给当年「新自由主义」的头号人物、后来撒切尔主义的思想先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赞扬其主张经济规划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伦理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同意这本著作的全部观点。不只是一般的同意,更是深受感动的同意。」凯恩斯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篇文章写道:「我不是第一次地觉得,我需要提醒当代的经济学家们,古典经济学体现了十分重要的若干永恒真理……在这些事物的背后,深厚的暗流在运作,我们可以叫它们做自然的力量,甚或是看不见的手。若非如此,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是不可能活得如此顺利的。」

就这样,古典经济学和平静的海洋,在凯恩斯的心目中回归了。在暴跌和萧条的风暴过去后,海洋回复了平静,资产阶级社会得以松一口气。在大萧条结束后,激进派凯恩斯转变为保守派凯恩斯。我们今天的凯恩斯激进派,在大衰退结束后,会不会成为主流的保守派呢?

分享文章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