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授權本誌翻譯其著作《Marx 200: a review of Marx’s economics 200 years after his birth》（《馬克思二百年祭：馬克思誕生二百年後對其經濟學的評價》）。本文是此書的第四章第八節「Marx, Keynes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凱恩斯經濟學在工人運動的左翼佔有統治的地位。凱恩斯是那些希望改變世界的人們的英雄：他們相信凱恩斯經濟學可以結束貧困、不平等和週期性危機對人們的收入和就業所造成的損害。在美國，反對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共和黨政客的主張的反對派學術大師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在英國，自稱社會主義者的、圍繞在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約翰·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周圍的有一點兒左的工黨領導者們，則向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尋求政策倡議和分析，委任他們為顧問、讓他們主持各種研討會。

詹姆斯·克瓦克（James Kwak）等凱恩斯主義作家和史蒂夫·基恩（Steve Keen）、維多尼亞·奇克（Victoria Chick）和弗朗西絲·科波拉（Frances Coppola）等後凱恩斯主義者，領導著一群研究生和講師，組織了名為「重新思考經濟學」（Rethinking Economics）的國際性團體，試圖使學院的教學和觀念脫離新古典經濟學。這些人還有媒體和工人運動的主要觀點是：敵人是社會不平等，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筆者並不否定不平等加劇所造成的醜陋現實，而是要指出：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這些圈子裏是不受歡迎的。

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為什麼仍然佔有統治的地位？傑夫·曼（Geoff Mann）在他的著作《長期來看，我們都已經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洞察力的解釋。曼主張，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不是因為公認的正確性［「人們可以參考左翼對於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有力的批判；Paul Mattick（保羅·馬提克）、Geoff Pilling（傑夫·皮林）和Michael Roberts（邁克爾·羅伯茨）等人的著作就是其中的例子」］，而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才成為了工人運動和反對「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們之中的顯學。

凱恩斯之所以獨佔鰲頭，是因為他的學說提出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野蠻（即他那樣的資產者所認知的「文明的終結」）之外，存在著第三條道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凱恩斯懼怕資本主義的「文明世界」即將被馬克思主義革命或法西斯專政威脅。對他來說，社會主義取代深陷大蕭條的資本主義，將意味著「文明」的坍塌和「野蠻」的到來。屆時，世界將不會進步，科技和法治亦將瓦解，更多的戰亂將紛至沓來。因此，凱恩斯想要給人們予以這樣的希望：只要對「自由資本主義」進行一些溫和的修正，資本主義便會如常運作，社會主義革命也就不會發生。「文明」的天使們將不會需要踏進恐怖的領域。這就是凱恩斯的說法。

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這種說法一直對工人運動的領袖們，和希望改變的「自由派」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革命的風險太高了，還有可能將世界捲入深淵。曼說：「左翼要沒有民粹主義的民主；要變革的政治但不要變革的風險；要革命，但不要革命者。」曼進一步指出，西方對於革命的恐懼，首先在法國大革命後展現出來。這場資產階級民主的偉大實驗的結果是羅伯斯庇爾和大恐怖，民主變成了專政和野蠻——資產階級神話大概如是說。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提供了這樣的出路：不用社會主義，就可以脫離1930年代的大蕭條和當今的大衰退。在貪婪的市場、緊縮政策、不平等、貧窮和危機重重的現狀，和可能產生斯大林、毛澤東、卡斯特羅、波爾布特和金正恩的社會革命的選擇之間，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是第三條道路。曼宣稱，面對革命可能走進歧路的風險，這種「第三條道路」對他來說也是有吸引力的。（曼在其著作的最後一章中，將馬克思描繪為「希望的傑基爾博士」、凱恩斯則是「恐懼的海德先生」。）

如曼所言，凱恩斯認為，如果像他那樣的文明專家能解決經濟危機和蕭條的短期問題，文明喪失的長遠災難就可以得到避免。曼引用「長期來看，我們都已經死了」的名言作為書名，正是為了說明，政府必須行動起來，實施干預應對大衰退，而不要像新古典（即凱恩斯所稱的「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設想的，等待市場的自我調整。凱恩斯本人是這樣說的：「長期這個概念實際上會誤導時事的走向。長期來看，我們都已經死了。經濟學家們給自己賦予的任務太過容易，卻無法在經濟動蕩的日子起到實際作用。只有當風暴完全平息，經濟學家們才會告訴我們，海洋重回了平靜。」人們若不行動起來處理短期問題，它就會演變成長遠的災難。凱恩斯這段話的第二層意思就是：若不馬上處理蕭條和經濟危機，文明本身就會面臨革命的長期威脅。

凱恩斯喜歡打這樣的比喻：經濟學家處理經濟問題和牙醫治療牙痛一樣，都是技術活。「假如經濟學家們有天能像牙醫一樣，被公認為謙卑而能幹的人，那就太好了。」當代的凱恩斯主義者們則自比為水管工，他們的工作據說是修理出現在積累和增長的「管道」上的裂縫。然而，政治經濟學的真正方法，並不是像水管工和牙醫那樣修理短期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革命的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是改變政治經濟的長遠面貌。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分析揭露了，凱恩斯及其信徒們所宣揚的「第三條道路」，在事實上是不存在的。資本主義不可能終結不平等、貧窮和戰爭，也不可能創造豐裕的全球人類共同體，更不能避免長期的環境災難。

像所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凱恩斯認為自己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同時也知道，只有順應統治精英的意願的那些理想，才會被他們採納實現。正如凱恩斯所說的：「儘管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原則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政治和倫理哲學中根深蒂固，假如它們不符合當時商業世界的需要和願望的話，它們是無從確立對於公共事務的持續的影響力的……這些種種的因素形成了當時的知識偏向、心理構造和正統思想。」然而，凱恩斯仍然真心相信，像他那樣擁有強大理念的聰明人，是可以在違背統治者的利益的情況下，讓他們實踐他的理念改變社會的。

在凱恩斯爭取羅斯福政府採納他應對大蕭條的政策、爭取統治精英實行他關於戰後新秩序的構想的過程中，他的這些想法被證明了是行不通的。凱恩斯設想，可以通過一套「文明的」制度，對經濟和貨幣進行國際的管理，由此確保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然而，他這些建立國際秩序、控制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過火現象的設想，卻成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安理會等一類機構，推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的政策。世界「文明」領袖們共商解決國際問題的設想沒有實現，恐怖的美國鷹抓住了地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全世界。物質利益，而不是聰明的經濟學家，是決定政策的力量。事實上，凱恩斯，這位偉大的文明理想主義者，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中就成了一個實用主義者。他在會上沒有代表世界的廣大群眾，甚至連「民主的國際秩序」也隻口不提，而是維護英國帝國主義反對美國全面支配的狹隘民族利益。凱恩斯向英國國會報告：布雷頓森林協議不是「美國權力的展示，而是兩個具有共同目標的大國之間的合理妥協，為的是恢復自由的世界經濟。」別的國家在這裏，是理所當然地不存在的。

凱恩斯認為，為了避免我們都會死掉的長遠情況，人們必須在短期之內解決問題。然而，解決短期的問題，並不是回避長期問題的辦法。凱恩斯相信，只要達致全民就業就萬事大吉。然而，在當下，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都接近「全民就業」，但萬事並不大吉。實際工資和生產率都在停滯不前，不平等在日益惡化。大衰退擺在眼前，「長期停滯」遙遙無期。當然，凱恩斯主義者們會說，這是他們的政策還沒有實行的結果。但他們的政策（起碼是財政政策）之所以還沒有被執行，正正就是與凱恩斯所說的相反，是因為觀念並不能戰勝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利益。正如黑格爾一樣，凱恩斯的理論是頭足倒置的。黑格爾認為觀念的衝突導致了歷史上的衝突。而事實則剛好相反，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無論如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藥方是建立在錯誤之上的。大衰退之所以延續，並不是因為過多的資本在壓低資本相對於利率的回報率（所謂「邊際效用」）。現在並不存在過量的投資（商業投資率是低的），利率不是接近零、甚至就是負值。大衰退的根源是利潤率太低造成了投資不足，從而壓制了生產率的增長。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全部概念恰好相反，低實際工資和低生產率是「全民就業」的代價。不是過度的投資導致了利潤率的低迷，而是低迷的利潤率造成了太少的投資。

曼主張，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儘管錯漏百出、失敗連連，但卻繼續支配左翼，是因為它表達了工人運動的許多領袖們對於群眾和革命的恐懼。換言之，如果我們不能管理資本主義，事情可能會變得更糟。在恐懼革命的背後是這樣的資產階級偏見：群眾掌權將意味著文化、科學進步和文明行為的終結。然而，正正就是勞動人民在過去200年來（還有此前）的歷次鬥爭，換來了資產者引以為傲的全部文明成果。儘管羅伯斯庇爾專政和「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此句為法國保王黨人馬勒·杜·龐（Mallet du Pan）所造，被英國資產階級保守派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採用］，法國大革命開啓了歐洲科技大規模發展的道路。它結束了封建主義及其宗教迷信和異端裁判所，頒布了拿破侖法典。如果大革命沒有發生，法國好幾代人將會在封建揮霍和沒落中繼續沉淪。

在俄國革命剛剛度過100週年的今天，我們可以比照革命前後的狀況。如果俄國革命沒有發生，俄國資本主義可能會將工業化推進一點點，但俄國仍然會是英、法、德資本的附庸，繼續參與無謂和災難性的世界大戰，犧牲多幾百萬的人民。群眾教育和科技發展的事業將不可企及。當年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中國，也要在一代多人之後，才得以結束這種狀態。如果1949年的中國革命沒有發生，中國將會繼續是買辦的「失敗國家」，附庸於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列強、為本土軍閥所蹂躪，深陷極端的貧窮和落後。

凱恩斯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極品。他宣揚的「文明」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事實上，凱恩斯在其晚年，推崇他的當代信徒們所譴責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在1944年，凱恩斯寫信給當年「新自由主義」的頭號人物、後來撒切爾主義的思想先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贊揚其主張經濟規劃必然導致極權主義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倫理上和哲學上，我幾乎同意這本著作的全部觀點。不只是一般的同意，更是深受感動的同意。」凱恩斯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篇文章寫道：「我不是第一次地覺得，我需要提醒當代的經濟學家們，古典經濟學體現了十分重要的若干永恆真理……在這些事物的背後，深厚的暗流在運作，我們可以叫它們做自然的力量，甚或是看不見的手。若非如此，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來，是不可能活得如此順利的。」

就這樣，古典經濟學和平靜的海洋，在凱恩斯的心目中回歸了。在暴跌和蕭條的風暴過去後，海洋回復了平靜，資產階級社會得以鬆一口氣。在大蕭條結束後，激進派凱恩斯轉變為保守派凱恩斯。我們今天的凱恩斯激進派，在大衰退結束後，會不會成為主流的保守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