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运动的逻辑、趋向和性质

「反送中」运动关于《逃犯条例》修订案的论述,基本上遗忘了香港司法机关的存在。(网络图片)

宣传与实际的矛盾

「反送中」运动的最终理据,是对中共政权及其司法制度的强烈不信任和恐惧。

然而,「反送中」运动领袖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方案的完全否定,除了贩卖恐惧之外,实际上已经直接地指向了「一国两制」的核心部件。

参加运动的群众普遍相信,香港特首既然是由小圈子选举产生和北京任命,就决不可能拒绝中共政权要求移交逃犯的要求,更不可能在处理政治敏感案件时真正行使把关的作用。

这是言之成理的,但并不是《逃犯条例》修订案的要害所在。

修订案提出了双重把关机制。特首决定是否启动引渡程序后,香港法院有权决定申请是否合法。当中包括以防止政治迫害在内的理由(所谓「八不移交」)否定引渡要求的权力。

香港法院的这种权力在两方面呈现:一,法院首先要决定,表面证据是否足以拘押疑犯;二,疑犯可提出人身保护令(可上诉至终审法院)或司法复核,法院须判定引渡要求和拘押令的合法性。经过法庭的审理后,再由特首决定是否向申请方移交疑犯。

香港司法制度的基石,就是保障私有产权,以及使资本主义得以顺利运作的一系列个人自由。对于泛民土独阵营乃至特区政府来说,香港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安全」之处,正在于它是亲西方人士所主导,而并不是由中共控制。香港司法制度与大陆由中共政法委所控制的、强调国家权力的司法制度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由亲西方人员主导的资本主义司法制度,恰好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一个核心部件。进一步说,「一国两制」的本质,就是中共官僚政权与中外资产阶级的妥协。这个妥协的法律形式,就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产生的香港《基本法》。

换言之,「反送中」运动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不止于表达对中共政权及其委任的特首的不信任,还在事实上否认香港法院的把关能力——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将恐惧凌驾一切、视修订案为一纸空文的做法,才是能够成立的。

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认为《基本法》也是一纸空文,或只是中共施暴的护身符?中共就是无法无天的政权,只有同它彻底断绝关系,才可以成全真正的法治、自由、民主。

就这样,「反送中」运动尽管高举「捍卫香港法治」和「保卫一国两制」的旗号,在实际上它的锋芒所指,正正就是「一国两制」。在当前的力量对比下,否定「一国两制」只可能有两种结果:一,中共政权直接在香港施行大陆制度的「一国一制」;二,「香港独立」。「反送中」运动的客观趋向是后者,但结果可能是前者。

在衡量斗争力量的天秤上,不只是特区政府和「反送中」阵营的砝码,最终还有中共政权和西方列强所能投入的力量。香港的事情,从来都不只是香港的事情。

《逃犯条例》到底在针对谁?

A)反共政治活动家?
众所周知,泛民土独阵营的核心活动家们不少连回乡证也没有,根本没有在大陆「犯案」的机会。对于那些会去大陆的活动家们,中共政权可以就地抓捕,无须画蛇添足向特区政府申请引渡。建制派法学权威陈弘毅指出:中共政权不会冒被香港法庭宣布它对嫌疑人进行政治迫害的风险,通过《逃犯条例》处理政治敏感案件。事实上,中共政权只会用它「自己的方式」处理政敌,从来不用借助西式法治的包装。

这里决不是说中共不会迫害政敌,而是要指出,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案,即直接牵涉特首和容许司法复核、明文规定排除政治迫害的机制,恐怕是人脑所能想像的最笨拙的、近乎作法自毙的政治整肃手段。

中共政权若要废除香港的政治自由,有更加直接了当的方法:那就是结束「一国两制」、终止《基本法》,直接在香港实行大陆的政治制度。中共政权会在怎么样的条件下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就是在它认为「一国两制」已经无法运作,社会出现大规模动乱之时。

「反送中」运动的领导者告诉群众,只有将行动升级,甚至瘫痪特区政府运作,才可以「守住一国两制」。实际的效果,很可能是恰恰相反。

B)香港大资产阶级?
也是众所周知,在特区政府宣布将刑期门槛提高至七年及其它绝不移交的条件后,被澳门法院以贿赂罪名缺席判处五年多徒刑的刘銮雄,宣布不再就《逃犯条例》修订提出司法复核。此外,特区政府回应了华洋资产阶级团体的诉求,将部分资本家宣布自己在大陆不得不犯的九项罪行剔除。值得注意的是,特区政府以香港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由,没有豁免贪污贿赂、管有或清洗赃款等罪行。这就把我们带向了⋯⋯

C)旅居香港的大陆官二代富二代?
区诺轩在立法会上指控林郑月娥时提及,《逃犯条例》将会促使旅居香港的大陆官二代、富二代撤资,严重损害金融和房地产、破坏香港经济。按照条例的内容,只有在大陆犯下钜额贪污贿赂、管有或清洗赃款足以被判七年或以上徒刑的大人物,才有可能被引渡到大陆。可以想像,这种人撤资之可以动摇香港金融和房地产,该涉及多庞大的不义之财。

D)西方、台湾居港/过境公民?
西方列强和台湾政府高调宣布它们对于《逃犯条例》修订的严重关注或坚决反对,他们称条例修订通过,将影响其居港或过境公民的自由和安全。

不要忘记:西方列强有数以十万计的公民在大陆居住,近二百万台湾人在大陆居住,西方和台湾每年进出大陆的人数更是这些数目的几倍。如果西方和台湾当局认为中共的司法制度对他们的公民构成直接的危险,理应发出针对大陆的旅游警告、甚至组织撤侨,而不是宣布他们关注香港的《逃犯条例》可能使他们的公民被引渡到大陆。

请注意:涉嫌触犯《逃犯条例》适用的37项罪行,而且可能判刑七年或以上的人物,才有可能被引渡。可以推断,此中拥有西方或台湾公民身分的人,有部分就是上述的C类人物。

结论

除非「香港人」及其后代都是罪名足以判刑七年以上的刑事重犯,《逃犯条例》修订案恐怕不会触及99%的香港人。然而,1%(甚至更少)的人的真实的恐惧,的而且确地成为了全民的、哪怕是虚拟的恐惧。

这一方面展示了泛民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的威力,和相形之下建制派的彻底政治破产。

另一方面,「反送中」运动呈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病态:在极端资本主义横行的香港,广大青年群众似乎最忧虑的,不是被眼前的老板剥削压迫、最后人财两空,而是害怕自己被中共政权提名,逐个通过可能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诉讼程序、最终经特首本人批准移交赤色黑狱(试问:司法机关什么时候会给一般穷人这种「优待」?)诚然,这还是一场获得众多老板批准、让员工放假参与的运动。

香港极端资本主义不但没有产生反抗它的社会主义运动,反而促成了公开地为香港极端资本主义在大陆衍生的怪胎——逃港官二代和富二代——鸣冤叫屈的群众运动。

宣扬西方金权普选轮庄就是「民主」、甚至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前提的泛民「左翼」领袖们,固然要为这种事态负上直接的责任;但放弃社会主义展望、甚至连改良主义都免谈,肯定香港极端资本主义,只会宣传北上发财或意淫军警粉碎「废青」的那种「爱国左派」,以及规定香港群众必须顺从「民族资本」利益的中共官僚政权,则必须负上最终和最大的政治责任。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立场和世界观及其力量的缺席的情况下,缺乏反抗眼前的剥削和压迫的知识和能力的广大青年的无以名状的压抑和茫然,投射到泛民土独阵营为他们设定的纯粹的「香港人」的社群想像,进而结晶为反共「自决」的街头运动。

这种运动,和自由民主无关,而是通往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的死路。

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是劳动者脱离一切有产阶级的思想支配、联合全世界劳苦大众终结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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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1. 陳風
    2019年06月13日 @ 1:37 下午

    我们与中国是敌国不是吗?希望中国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相对的,不懂我们为何干涉中国内政,飞帆先生挑衅港来抗中,是要反攻大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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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張郁
    2019年06月13日 @ 2:10 下午

    一方面,我觉得走向一国一制或港独的实际效果判断没什么意义,因为任何现实变动都可以被划为走向一国一制或走向港独,谁也不知要走多久。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种把实际效果的责任归于反对运动有问题,一国两制的前提是双方愿意妥协、并尊重香港民意,在反对方已经动员出百万人上街,香港民意60%以上反对逃犯条例的情况下,理应是港府或北京妥协,现在港府不愿意妥协,那毁掉一国两制基础的是港府,不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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