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独港」和「港独」的「共同底线」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结束二十多年的对抗。周恩来和张春桥在宴会上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夹菜。

近日香港立法会选战,建制派,即所谓「爱国统一战线」阵营,在「回应」泛民主派及其孕育生产的本土派的攻击时,唯一的「强调」,是己方在「做实事」——为了维护全称的「香港」的「繁荣稳定」,就应该支持绝对维护现状的那种「一国两制」和「爱国」。

然而,建制派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爱国」的最大理由就是赚钱,那对于长期浸淫在帝国主义买办宣传之中的一般香港(乃至台湾)民众来说,按照买办们所描绘的,那个在「中资侵入」之前「本土港人」据说独享「国际金融中心」厚利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时代——似乎就真的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逻辑之下,泛民主派、本土派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他们的所有反共、反大陆的主张,只不过是一贯地维护「香港人」的各种「切身利益」而已。而如果政治立场的终极根据,像建制派所说的,就是维护特定族群的既得利益,那「港人优先」真的何罪之有?不只是无罪,简直就应该是最基本的「政治正确」。

就是在建制派(别忘记,它是一个跨阶级的政治联盟)完全回避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社会的现实,以「维护现状」作为唯一共同主张的「爱国主义」政治的定调之下,泛民派和本土派才可以将香港回归后一切由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共政权和建制派;进而「理所当然地」主张,只要大力限制中共政权和建制派在香港的影响力,甚至恢复、「永续」英帝殖民时代的基本制度,才可以实现「港人」的最大利益。

建制派淹没阶级社会现实、宣扬劳资共荣的「爱国主义」,在经济景气时,只能勉强应对同样宣扬劳资共荣、主张帝国主义「普世价值」的泛民主派。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但大陆仍然持续高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开始转变的关键时刻,泛民派之中的激进反共力量,通过多次街头运动,形成主张「永续基本法」(即永续资本主义制度)乃至「自决」、「香港独立」等等的「本土」阵营。

在某程度上,本土派虚拟的「香港民族主义」,就是建制派虚拟的「爱国主义」的镜像。对于本土派的支持者来说,「香港民族主义」比「爱国主义」更加符合他们的「直接体验」,也因此更加「真实」。对于建制派草莽势力施予的「汉奸卖国贼」帽子,本土派全不在乎、甚至视为荣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捍卫本土利益」天经地义,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建制派「卖港贼」。

某本土派政党的口号便是:「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复兴香港,再现辉煌」。

建制派对此的唯一「反驳」,就是「我们才是基本法和香港资本主义的真正拥护者。你们这些港独份子走火入魔,逼使中央干预,才会危害香港资本主义。」

1967年反英抗暴运动失败之后,香港的中共左派阵营一度元气大伤。左派阵营一方面要在港英高压之下恢复组织,另一方面要在中美和解的国际政治大变局之前,调整自己在香港的活动方针和路线。

在中美和解,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与蒋介石政权断交、转而承认中共政权的大环境下,香港的中共左派不仅恢复了67年前的工运力量,并且在大专院校获得不少学生的支持,一度成为学运的领导力量,是为「国粹派」。

「国粹派」强调对北京当局的忠诚,以后者所规定的「大局观」作为行动的准绳。在部分青年激进化的所谓「火红年代」期间,除了短暂的保钓运动之外,无论是正式的中共左派,还是大专「国粹派」,对香港社会出现的各种反抗殖民统治不公的运动,都采取旁观甚至反对的态度。

在「四人帮」下台、文革正式结束之后,「国粹派」不再以「马列毛」自许——他们在香港学运的领导地位,在1980年代期间,也逐步被亲帝的「民主派」所取代。在邓小平上台后「拨乱反正」的期间,中共在建国前夕就确立的,关于长期利用香港作为通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枢纽的根本政策,再次被确定为香港工作的根本路线。

1967年的反英抗暴运动,被视为「四人帮」乱政所造成的错误,被左派阵营打入冷宫。当年胸怀反帝革命理想参加运动,被港英打杀迫害的一般爱国群众,除了被港英敌人彻底否定之外,还遭遇了被「领导」抹煞的坎坷命运。

在1980年代中美联合反苏的蜜月期,中共与英国就收回香港进行谈判。中共为了构建香港回归后的资本主义秩序,积极拉拢大资本家、右派知识分子和各种骚人墨客(即所谓「爱国统一战线」),乃至港英御用的华人高官和「民主派」政客。以工联会为首的左派群众团体,在配合大局的考虑下,终结此前的反对立场,开始参与港英的政治体制,努力与资本主义的香港融合共生。

所谓「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说的就是在中共政权的领导之下,「港人」实行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香港的工人阶级,要在香港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成为「高度自治」的「港人」。

这一种设定,即使在推出时是为了迎合香港的反共「民意」、消减反对回归的抗力,但事实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下,它已经成为了各种要求保持现状的反动势力的共同的、准分离主义的底线——无论是建制派资产阶级主流希望中共尽少插手的「独港」,还是本土派公然要求中共滚蛋的「港独」,都自称是「一国两制」的守护者。

「一国两制」当然没有像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所宣称的「已死」或「濒死」。「爱国统一战线」公然宣布赚钱就是「爱国」的理由,反共人士宣布以《基本法》为蓝本「全民制宪」、「永续一国两制」,都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在回归后继续稳步发展的工联会,尽管在人数上仍然是香港的最大工会中心,但出于上述的「大局」,已经失去动员香港绝大多数群众破除垄断资本既得利益、追求社会进步乃至阶级解放的能力。在香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它承担的是某种社工的角色,在选战的时候,就是建制派的票仓。在「一国两制」的立场下,香港工人运动的历史和任务,似乎就是使工人群众配合不断变更的「国家大局」,为稳定香港的资本主义秩序不断「牺牲小我」。

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力量完全缺席、谋求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纲领彻底失落的时候,反动势力会成功地将资本主义危机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导向兄弟相残的族群政治、民粹政治。让奴隶们服从奴隶主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同样要求奴隶们服从奴隶主的「香港民族主义」的争夺,正在将香港推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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