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可能中立吗?

《跨时》按:本文首发于作者脸书(2015年8月7日),经作者同意转载。我们为之加上了配图。

2015年1月,乌克兰总理亚采尼克在访问德国期间在时事节目上表示:「我们都十分清楚的记得二次大战期间苏联对乌克兰和德国的侵略,没有人能够改写二战历史。」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国会通过反共法案,大规模拆除苏联纪念物,重新修订乌克兰现代史,奉二战期间为希特勒效劳的本土纳粹分子为「民族英雄」。波兰近年也出现大量「修正主义」历史著作,宣称苏联比纳粹德国更残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战场】2015年1月,乌克兰总理亚采尼克在德国时事节目上表示:「我们都十分清楚的记得二战期间苏联对乌克兰和德国的侵略,无人能改写二战史。」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国会通过反共法案,大规模拆除苏联纪念物,重新修订乌克兰现代史,奉二战期间为希特勒效劳的本土纳粹分子为「民族英雄」。波兰近年也出现大量「修正主义」历史著作,宣称苏联比纳粹德国更残暴。


教育作为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有可能「中立」、「无涉价值判断」吗?我看还是掩耳盗铃的。

就好比媒体——同样作为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总是只有异议的、尖锐的意见呈现,才会被指认出它是「有特定立场的媒体」(好比社运媒体);相反,只要是符合多数人与大众的主流意见,意识型态反而是隐形的。于是,这种论调终究成为了意识型态揭露的反命题,不是去揭露那隐身在帘幕后为众人所难以察觉的意识型态,而是将它更进一步自然化,并且扫除其余的声音(以意识型态指认之名)。主张教科书或课纲只能摆放没有争议的内容前,请谨记:一切社会运动都是争议的。

从今天的角度,所谓「中国」(之史观等等)已经成为了一个不言自明、众口皆可随意指认的意识型态,所以,教育当中只要教授中国史、中华文化、相关技艺,便有着高度洗脑、政治干预的嫌疑;但是,难道「台湾本位」不也是意识型态吗?所谓因为我活在这个时空范围,于是唯有以此时此地作为思考出发的核心,难道是一个这么自然、没有政治意识型态干预的纯粹吗?

那么,时间尺度上为何只能是以今日的现状为理所当然?为何不是过去,又为何不是可能预见的未来呢?只因为现在两岸分断或曰台湾独立的事实状况吗?再者,为什么空间尺度方面只能是台湾这个边界,而非更小,或更大?作为台北人,何以「台北本位」(天龙人本位)不具有正当性?又,亚洲本位呢?北半球本位呢?如果只是以某种「我住这,我爱乡爱土」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多少天龙人一辈子都没踏足过台东、花莲,他们是否能理直气壮地宣称「台东、花莲干我何事」呢?而这恰好就是今日台湾主体意识打造下的一种普遍说法:「长江黄河干我何事。」

问题不在于教育的内容具有意识型态,于是急于指认出一切内容都具有意识型态的作用,而是该要清楚,我们基于什么政治的、伦理的目标,愿意踩在什么立场上,推动什么样的教育与意识的再生产,并且承担起这些作用的结果。

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或者受压迫者教育学谈论让课室成为松动资本主义秩序再生产的领域,例如传统教育教导职场技艺(为生产线上劳动力做准备)、传授工作态度(如认真负责上进等),这些当然是资本主义循环的一部分,而所谓之「批判」则是要动员起教师与学生的相对自主性,去松动结构限制、甚至逆反过来改变结构,例如提供批判思考的元素,让学生具有劳工阶级的认同等等;它的限制则是仅仅关注在教师与学生个人的能动性与培力,而不谈论国家领域,也缺乏夺权展望,但无论如何,这仍然不意味着教育本可以或应该是「中立」而「无涉价值判断」的。

教育就是该有立场,如下,就是一种立场的展示:从劳工角度出发的台湾史,我乐得被洗脑!

在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时代 更要读《劳工看的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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