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中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監察部、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下發《企業民主管理規定》。《規定》要求,不論國有還是私有,所有企業都要實行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推行廠務公開制度,要求公司制企業設立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管理方必須將企業經營的重大事項(包括集體勞動合同),提請職代會審議、通過、決定。官方宣布,《規定》對企業民主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制度性規定,為制定國家專門的企業民主管理法律法規奠定政策依據和實踐基礎。可以預見,《規定》在各地和全國範圍內的實際內容,將會由階級力量的對比所決定。例如在高度依賴外資勞動密集企業的廣東省,落實《規定》的立法先後因世界經濟危機和廠商(特別是港資)反對而暫緩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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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對歷史資本主義(下)

編按:本文作者盧荻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專門研究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我們將分兩部連載盧教授此文。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盧教授對主流判斷中國經濟的性質和動力的三大命題和結論——即甲,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是廉價勞動力;乙,這種增長導致兩極分化、消費不足;丙,經濟增長因此必須依賴投資和出口擴張。因投資擴張有內在制約,出口依賴成為結構特性。因此,在全球經濟停滯和國內廉價勞動力消減的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難以持續——進行批判分析。然後,解釋「中國模式」並非全面市場化的產物,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連結的特殊體制,並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路徑的轉變,就中國經濟在上世紀末形成的三大元素,提出一種持續發展的展望。

這裏刊載的第二部分,盧教授分析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邏輯和進程,並提出中國工人階級推動中國體制改革,以抵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促進全球進步運動的一種展望。

此文的第一部分,刊載在本誌的2014年6/7月號,見盧荻:中國面對歷史資本主義(上)

歷史資本主義面對中國

中國經濟在全球化年代的生產率快速提升,其中應該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是從先進國家向中國的產業和技術轉移。就其強調外部條件的首要作用而言,這個判斷與新自由主義的出口導向經濟增長理論相一致,同時也符合左翼批判性文獻的論調,即因為中國接收了過多份額的產業和技術轉移,使得餘下的廣大不發達國家難以擺脫非工業化的困境。

2012年4月,中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監察部、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下發《企業民主管理規定》。《規定》要求,不論國有還是私有,所有企業都要實行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推行廠務公開制度,要求公司制企業設立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管理方必須將企業經營的重大事項(包括集體勞動合同),提請職代會審議、通過、決定。官方宣布,《規定》對企業民主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制度性規定,為制定國家專門的企業民主管理法律法規奠定政策依據和實踐基礎。可以預見,《規定》在各地和全國範圍內的實際內容,將會由階級力量的對比所決定。例如在高度依賴外資勞動密集企業的廣東省,落實《規定》的立法先後因世界經濟危機和廠商(特別是港資)反對而暫緩難產。
2012年4月,中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監察部、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下發《企業民主管理規定》。《規定》要求,不論國有還是私有,所有企業都要實行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推行廠務公開制度,要求公司制企業設立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管理方必須將企業經營的重大事項(包括集體勞動合同),提請職代會審議、通過、決定。官方宣布,《規定》對企業民主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制度性規定,為制定國家專門的企業民主管理法律法規奠定政策依據和實踐基礎。可以預見,《規定》在各地和全國範圍內的實際內容,將會由階級力量的對比所決定。例如在高度依賴外資勞動密集企業的廣東省,落實《規定》的立法先後因世界經濟危機和廠商(特別是港資)反對而暫緩難產。

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在特性看,這種產業和技術轉移並不一定有利於世界發展,甚至不一定對接收產業和技術轉移的經濟體有利。關鍵是,先進國家輸出產業和技術的原因是利潤率下降,更根本是經濟內部需求不足,而產業和技術輸出勢必導致在接收的經濟體中建立起新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在舒緩當期的過度積累矛盾的同時,卻導致同一矛盾在隨後形成更大的規模;在這種情況下,後進國家以接收產業和技術轉移的方式融入世界市場,就勢必面對矛盾爆發即世界經濟急劇波動的衝擊,勢必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所謂全球失衡的形成,正是這種產業和技術轉移的結果。而中國在全球失衡以及相應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所付出的代價,尤其是中美經濟紐帶所體現的中國對美國的雙重補貼,即中國向美國同時提供廉價產品和廉價資金,也正是它以這種方式融入世界市場的結果。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從之前的「黃金時代」過渡到全球化年代,其核心特徵是經濟的金融化,也就是金融投機活動愈趨佔據主導地位,包括大量的生產性企業參與其中,這其實是產業利潤率趨於下降之下,資本愈來愈不願意捆綁於產業的結果。經濟金融化因此隱含著一個內在矛盾,即,投機活動愈趨擠占了生產性活動尤其是生產性投資,其結果是愈趨削弱創造利潤的能力,同時導致愈趨惡化的宏觀需求不足。

然而事實是經濟金融化得到了持續,至少是直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具有內在不可持續性的金融化卻持續了二十多年。這裡的關鍵是「剝奪性積累」概念,意即透過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幅度降低生產性資源的成本,主要是將原先游離於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各種生產性資源以掠奪方式捲入體系之內,華盛頓共識第一代政策信條強調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第二代信條強調公共資產和資源私有化,第三代信條強調國際金融自由化,都是為此服務,構成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題。資本積累之能否持續,於是就取決於這兩個進程的相對速度,即一方面是金融投機活動的破壞作用,另一方面是剝奪性積累活動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化進程就一如所有的投機活動那樣具有加速推進的傾向,要求變本加厲地推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危機本身不會扭轉剝奪性積累進程,先進國家反而會更加強烈地推動這個進程。可以預見,即使金融危機及其造成的經濟衰退持續,諸如「我們需要更多的全球化」之類論調很快又將恢復它們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地位。

2007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三季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累計GDP增長率:中國累計增長超過四成,遠遠拋離徘徊在停滯邊緣的美國和歐盟,和下降半成左右的日本。
2007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三季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累計GDP增長率:中國累計增長超過四成,遠遠拋離徘徊在停滯邊緣的美國和歐盟,和下降半成左右的日本。

然而沒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國繼續支持這個對世界發展的破壞愈演愈烈的全球化進程,或者說,沒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國勞動者繼續犧牲自己,去讓華爾街投機者及其散佈全球各地的代理人或小伙伴坐享暴富,去為投機活動對世界發展的破壞影響善後。沒有道理,也就是說不僅是不公平不公正,同時也是不必要。從前文的論述可以判斷,現實上中國存在著超越繼續支持全球化的可行性,不會出現左翼批判性文獻所認定的前景,即因為結構性依賴而必須為擺脫新自由主義的舉措付出高昂的代價。

前景展望

上文所刻劃的中國模式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合理性?

單就經濟意義看,首先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後進發展經濟體,中國其實時刻面對必須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壓力。這個體系並非新自由主義信條所宣揚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以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會綜合體為主導的金融化經濟體系,其主導運作邏輯是投機性的金融活動而非生產性的投資活動,並由此引申出對體系外圍的掠奪性積累。對中國來說,無制約地融入這個體系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和危害,就像其他後進或外圍經濟體那樣,既有可能在體系危機降臨時首當其衝受到打擊,又有可能在被掠奪性積累完畢之後被體系拋棄,即使在體系的上升階段也被限定在不平等交換和不平均發展的地位。

迄今為止,中國總體上還是能夠抵擋這個體系的壓力,抵制了與這種壓力相聯繫的國內外既得利益勢力的主導,並沒有無制約地融入這個體系,反而在不平等交換的境況中仍是逐步發展,以至出現了世界範圍的工業生產能力向中國聚集的局面。這裡的關鍵是,迄今中國的金融體系基本上還是守住了兩道最重要的防線。一是資本賬戶的跨境資金流動還是受到嚴格控制,這擋住了系統性的境內資本外逃和境外資本投機性流入。另一是銀行部門與證券市場基本上還是分離的,使得金融體系免於系統性崩潰的危險,也使得國內資本最終還是得回到生產性投資領域,而這正是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路徑的必要基礎。

2007年第二季至2014年第二季期間中國和美國的累計GDP增長率:中國78.4%,美國7.7%。
2007年第二季至2014年第二季期間中國和美國的累計GDP增長率:中國78.4%,美國7.7%。

然而有什麼社會-政治力量足以保證未來中國能夠維持和擴展上述經濟發展模式,能夠繼續抵制新自由主義化?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主要是社會-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導向,這應該可為中國借鑒。上文刻劃的發展模式是否能在未來中國實現,取決於能否應對國內外新自由主義勢力的挑戰,這包括要有足夠的社會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門,使得國家權力和政策導向免於新自由主義化、使得國有經濟體系免於金融化和投機化,當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門的決策階層免於官僚特權化。由此,不僅是在經濟意義上,而且是在社會-政治意義上,以來自農村的勞動者的徹底融入工人隊伍為表徵的城鎮化進程,以廣泛的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和社會治理為導向的制度安排,對中國未來將是必不可少的。換言之,未來的中國模式,不僅是經濟發展決策上的國家主導和對新自由主義的抵制,而且是一種越來越具有社會民主、大眾民主意涵的模式,這就不僅包含而且超越了黃金時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

如果這種模式得以在中國實現,這勢必會在系統意義上影響到全球化和世界發展的前景。在過往二十多年中,前文所述的剝奪性積累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中國勞動隊伍的大規模捲入世界市場。按照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估算,在1980-2005年期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者總數翻了兩番,其中新增加勞動者的過半數來自中國。中國的勞動者構成了全球勞動隊伍的重要部分,因此,前者的組織化和收入份額的提高,勢必大大強化後者在世界市場上面對資本的談判地位,這意味著之前那種以剝奪性積累為特徵的全球化進程將受到趨於強烈的抵抗,不容易持續下去。這將是有利於促進世界範圍的追求更穩健、人道和公平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路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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