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末日:日本虚构之时代的总检讨—张彧暋 (5/6)

(五)如何终结「没终结的日常」?福音战士、完全自杀手册与奥姆真理教

研究援助交际起家的日本社会学者宫台真司,曾以「没终结的日常」(终わりなき日常)来形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情况。消费主义、经济成长、富裕的物质生活、生活的幸福感等,没有一样东西不好,但就是觉得沉闷,而且这种看似变化多彩却总是沉闷的日常生活,是无限地延续下去,没有特别的变化可言。宇野常宽解释,所谓的「没终结的日常」,其实对应在所谓「大历史、大敍事」的时代完结之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再定义过程后果。

宇野常宽在《希望论》(宇野常宽与滨野智史,2012年,NHK出版)中,以「政治与文学」作为框架,认为在冷战初期,国家的目标直接定义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其历史大意义。因此,国家如同父亲母亲一样,有其疑似人格,而每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则多少能用这种政治譬喻来定义。可是,在日本八十年代打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连接,开始切断。在消费主义之下,每个人的生存无关政治与历史大意义,每个人都只能活在自己小圈子之间经营生活、找寻生活的意义(日文所谓的Ikigai的讨论,也是在70年代开始普及起来),也就是「丧失革命之后,我们如何再能够找寻自己人生目标」的后现代式身份认同问题的开端。因此。「自己与世界如何可以连接起来」的方法丧失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日本文艺评论界与社会学界,可以无视了世界上各种激烈的国际关系动荡,而光谈消费主义等「文学」的问题去处理自我,希望用一个意图跳过「政治」的方法,去讨论「终极世界目标」。(页32-35)

如果在60年代的人们,相信自我的行动可以改变世界,那末告别革命之后,村上春树所采取的抽离策略,则是相信改变自我的意识,世界的谜团也能得到解决(页32)。各种神秘主主义式的流行趣味(譬如神秘麦田圆圈、UFO。《Keroro军曹》中的男主角日向冬树,就是此道的爱好者)代表了这种「世界虽然不能改变,但只要我改变自己的主观意识,也能接上世界」的观念,其实是一种重新连接「政治与文学」两者的譬喻(虽然是一种相当短路的连接)。而末世观在八十年代尾到九十年代初的流行,则更推前一步,期待「最后一击」的来临,来中止这场毫无止境的剧目。

这个思想的巅峰代表作当然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庵野秀明,1995-96年)。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政治」,也就是世界的目的、社会目标与大意义,另外一条是个人心理的传统「文学」问题,也就是个人如何面对失去社会大目标的同时,处理个人孤独、身份认同与朋辈之间的问题。政治主线的一条,是「人类补完计划」,其实是希望人类所有分离的灵魂重新结合,好让所有背叛神的人脱离孤独,重返伊甸园的一个「政治大故事」与「终极政治计划」。而文学主线的一条,则是男主角的心理描写。他是一个与从来日本机械人动画热血主人翁完全不同,性格阴暗内向,常想得到他人认同却又害怕受到伤害的「文学少年」。他因为不想伤害别人,不想受到伤害,所以不想下任何(政治的)决定,也不想负(政治的)责任。(参考宇野常宽的《零零年代的想像力》,早川书房,2008年)他不认同父亲与组织所赋予的责任作为自身生存的目标,也不想成为大人。在故事发展后期,少年人的个人认同危机,短路地接驳到挽救世界的大目标。而故事中要达到这个「文学与政治」重新连接的目标,则只依赖召唤末世的手段(「第三次冲击」),让整个世界重新来过,结束无尽、沉闷的日常生活,还有那令人透不过气来的人际关系,好让男主角成为「世界的中心」,「呼叫爱」(下图),最后在母亲的母性拥抱下,得到个人认同,世界跟随少年的主观而改变过来,而随之的政治责任及暴力,则由母亲承担(这点参考宇野常宽的《母性的反乌托邦》,未刊)。

普及文化想像的终末想像——从村上春树的文学、宫崎骏的动漫画、神秘主义热潮、到福音战士——其实说穿了,不过是消费主义下的一种幻想。见田宗介在评论村上春树的《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时候就说,终末的想像,其实就「像周末一样的末日」(「终末」与「周末」的日文发音同为shûmatsuしゅうまつ)。可是,同为1995发生的大阪神户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还有福音战士的上映,多少代表了这个虚构的时代的极限。而以上的作品,多少是村上春树《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1985年)的各种变奏,也就是个人心理意识(文学)与世界问题(政治)的短路连接。村上春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最后选择了自我意识,放弃世界,而另外的方法,则是务求世界的一次性改变,也就是末日观的想法。

从个人层次的来说,自杀可说是脱离「无尽的日常」的最直接而简单的「reset」方法,1993年出版的《完全自杀手册》算一种最能代表这种心态的书籍。可是,从集团层次来说,各种新新宗教,特别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放沙林毒气,根据社会学者大泽真幸在《虚构的时代的》考察,其实是一群向当地想维持虚构年代的亲密家庭的团体感觉,却想完结那种毫不真切的「无尽沉闷的日常」所发动的、「真实的」末日战争。

大泽真幸的《虚构时代的终结》(虚构时代の果て),也就是分析以「末日终结」作为虚构时代的镜象反映的终结,也就是「末日幻想的终结」。大泽真幸在他的书中详细考察奥姆真理教的各种思想与行为,认为他们最能代表虚构的年代的最明显特征。他们想挽救虚构时代的一切,召唤「末日」,最后末日却没有到来,只换来悲剧。因此,东京地铁事件其实代表着虚构时代的终结。这恰如1972年的连合赤军,想尝试挽救「革命」,最终却失败,代表的是理想与梦的时代的终结。

大泽真幸分析奥姆真理教的中心思想是,末日没有到来的话,就由我们来召唤。虚构时代的种种末日幻想,无非希望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就是「无尽的日常」尽快完结,感觉就是在看一套没完没了的电影,希望从这套戯走出来,让人们有个新的开始。1989年冷战结束,多少对核子战争到来的幻想拨了冷水,但1991年中东战争与日本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一般人害怕失去安定生活的同时,也令人重燃「世事有个了断」的希望。1995年1月发生的阪神大地震,带来了这个契机。见田宗介引用住在神户的都市社会学者内田隆三说,地震当时,「电视机横向飞来」、「一切物件也可变成凶器」,因此忽然意识到「都市作为一种从自然分离出来、人为的虚构」。换句话说,大灾害虽然没有能改变真正的社会结构(历史社会学者小熊英二的立场),但事件的戯剧性表达,社会感觉随之改变,一切理所当然的社会感觉也消去。

大泽真幸认为,真理教其实是虚构时代的拥护者与中心思想的信徒。他们要求信徒「出家」,无非想透过宗教团体的生活,找寻真实的家族性感觉。他们追求乌托邦,特别是宫崎骏《风之谷》的「理想清净地」。他们认为俗世的社会现实,充满欺瞒与虚假,他们想找回真实、真挚、亲密的人间关系。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虚构的时代中所提倡的理念:「生活多幸感」所带来的亲密人间关系,还有中间团体所带来的安定感。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特殊国际地位失去,其后经济停止无限扩张,虚构的时代的各种特征,包括消费主义、媒体与都市、家庭与人际关系的演技化,再难维持。大地震暴露出这些人为制度的虚弱,虚构时代的社会现实感其实再难维持下去。奥姆真理教则意图把这些虚构时代的「现实感」具现化,譬如九十年代初曾经以真理党名义参选,其时信徒头戴教主面具,伴随奇怪的音乐跳舞,无论参与者与旁观的人也抱「Ironical的投入」的态度看待。结果全员惨败,教主则更加走上召唤末日的不归路。

为什么呢?教主其实相当相信普及文化的末世观,譬如他就曾经表示「我们就像《战舰大和号》」,也就是当地球受到核污染之后,他就带领信徒航向宇宙。大泽真幸更认为他们拥有如同《美少女战士》般的转生观。问题是,末日论所启示的世界末日,就算到来,世界也没有完结。1995年的灾害没有毁灭世界:末日到来,世界还是意图回复正常。对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ô)来说,末日观是他们信念的其中一个核心,而如果末日没有带来的终结,即意味他们的末日观的终结。最后,唯有透过自己双手,召唤末日。

当然,这种亲身演绎《FINAL FANTASY》(游戏名)的末日观的行动,固然带来伤害,但世界依然运转着。这也是村上春树自《地下铁事件》(アンダーグランド,1997年)以后从抽离(detachment)到重新投入(re-attachment)的转向的重大影响,也是动画《回转企鹅罐》(轮るピングドラム,2011年)对整个1995年事件之后的反思(见图),而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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