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最為人知的一道風景之一，是高舉星條旗、呼籲特朗普「解放香港」的人們。早在運動全面爆發前的五月初，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工黨創黨主席李卓人、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記協前主席麥燕庭等泛民領袖組團訪問華盛頓，會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國務卿蓬佩奧等政要，呼籲美國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威脅重新審議賦予香港特殊貿易待遇的《香港政策法》和推動《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七月初，黎智英到美國訪問，先後會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波爾頓等政要，表示「反送中」民眾是在「為美國而戰」。8月16日，十二家大專院校學生會聯合舉辦「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要求英國宣布中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英美立法制裁侵犯香港的中共和香港政府官員。大專學生會的合作者「我要攬炒」在連登發文指，英國一旦確認中共違反《聯合聲明》，便有強行收回香港的法律權利。在「英美港盟」集會上，再次出現高舉港英旗和星條旗的隊伍，也有人打出「Welcome US Army」（歡迎美軍）的標語。

「反送中」運動的最重要理據，是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案將會導致大陸司法制度南下、損害香港自治。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他們呼籲英美立法裁判香港內部的政治衝突、懲罰他們的敵人——即在香港完全無權參與英美的決策的前提下，要求英美把香港納入自己的司法管轄範圍。整個黃色政治光譜（泛民、自決、本土、獨立等等）都奉行這種立場的事實告訴我們，「沒有大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譴責、不割席、不篤灰」的共同目標，是在英美的司法制度（甚至軍事力量）的監護之下進行的「自治」。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一國兩制」——只不過，「一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換言之，他們的「自治」是指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先後在中國各地佔據的殖民地或租借地實行的那種「自治」——那些「英國有權強行收回香港」、「歡迎美軍」的說法，正是實現這種「自治」的一種手段，並非無的放矢。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吿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倡議兩岸共同探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台灣朝野近乎一致反對。曾在2018年1月撰文表示「台灣是美國的一部分」的知名政治學者范世平，在4月中發表文章，指中共政權企圖把台灣「香港化」，將迫使美國把台灣「波多黎各化」。在此文中，范世平寫道：「美國用比波多黎各更多的國內法來強化台美關係⋯⋯而美國在法理上不承認台灣是個主權國家，對波多黎各也是，與美國同是屬於一種『內部關係』」范認為，台灣人若要在成為香港或波多黎各之間選擇，會選擇後者，因為「波多黎各還有許多主權國家的特徵，美國介入相當有限，而且保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在剛過去的2019年7月底，香港部分「左翼」歡呼波多黎各總督因群眾抗議而下台，稱美國沒有像中共政權威脅武力鎮壓「反送中」運動一樣、坦然接受總督辭職，順應民意、十分民主。香港「左翼」的大多數認為，反對帝國主義是「落後民族主義」的表現，他們宣稱港英殖民政府施政貼近民意、回歸後沒有回歸前的數年那麼民主等等。換言之，「左翼」同他們的母體主流泛民一樣，認為與中共那樣的極權相比，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除了更「自由」之外，還可能更「民主」。

被港台親帝陣營奉為美國監護下「民主自治」典範的波多黎各，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波多黎各是貨真價實的美國殖民地。

波多黎各從1493年被西班牙佔領開始，迄今為止一直都是沒有政治經濟主權的殖民地。在1898年，美國為確立美國東岸經中美洲通往中國市場的航道和補給基地，以「解放西班牙殖民地人民」的名義搶佔了波多黎各、古巴、關島和菲律賓。

1917年，美國國會制定處置波多黎各的《Jones-Shaforth法》：為美軍參加歐戰徵兵，給予波多黎各人民美國公民權，但規定他們在移居美國本土後才有參與美國政權機關的選舉權；規定波多黎各立法機關由白人普選產生，總督則由美國指派；規定美國商船壟斷往來美國本土和波多黎各的航運權；同時規定波多黎各政府發行債券的債息在美國本土豁免聯邦、州和地方的收入所得稅。

1952年7月美國國會批准波多黎各立憲，實行總督和立法機關普選，形成政府架構臃腫、公職通過選舉換屆分贓的制度。美國國會同時給予進駐波多黎各的美國企業向美國本土出口的減免稅優惠。

1994年至2004年期間，美國先後與工資待遇水平更低的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1996年至2006年期間，美國逐步取消進駐波多黎各的美國企業的稅務優惠，造成至少八萬人失業，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移居美國本土，波多黎各人口減少、經濟萎縮。在2007年至2017年期間，國民收入淨額下跌近15%。

波多黎各不是美國的一個州、在美國國會沒有表決權，但大部分美國聯邦法律適用於波多黎各，而聯邦政府給予波多黎各的補貼人均金額遠低於本土州份。波多黎各政府財政從1973年開始就陷入赤字，以發債方式應付公共開支，最終陷入以新債抵舊債的惡性循環。

在2000年代初，已經嚴重資不抵債的波多黎各政府在桑坦德銀行、瑞銀集團、巴克萊銀行、摩根斯丹利和花旗集團等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的「協助」下，繼續發行大量公債。從2006年開始，波多黎各政府開始陷入預算危機，公債總額佔國民生產總值近八成。2014年，波多黎各公債被評定為「垃圾級」。

2016年，奧巴馬執政期間，為確保波多黎各公債債權人的利益，美國國會制定《波多黎各監督管理與經濟穩定法案》（PROMESA），設立由美國總統委任的財金界領袖主持的「波多黎各政府財政監督管理局」（當地民眾稱之為「La Junta」），推行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增稅和減縮工資和福利的緊縮政策。波多黎各政府在「監管局」內有一名代表，但無表決權。

2017年3月，美國政府委任美國出生的原烏克蘭財政部長Natalie Jaresko為「監管局」局長。此人在烏克蘭極右政變後，從美國到烏克蘭就任財政部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的西方壟斷資本制定了以賤賣國有資產、大幅削減工資和福利和增加各項稅費為主要內容的400億美元「救助方案」。

2017年5月，波多黎各公債總額達740億美元（約5800億港元），連本帶利約1230億美元（約9600億港元）。2017年9月，颶風瑪麗亞重創波多黎各，預計災後重建成本高達1390億美元（約10000億港元）。作為比較，香港金管局2018年年底資產總值約為40000億港元。波多黎各面積9104平方公里，人口約320萬——它的地方比香港大八倍多，人口比香港少兩倍多。美國統治波多黎各120多年的結果，是近半人口在聯邦政府的貧窮線下生活，失業率為美國本土的一倍以上。

面對這種困境，波多黎各民眾可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大多數人儘管對美國給予的「二等公民」和其它將波多黎各推入債務危機的歧視待遇相當不滿，但又為了去美國本土合法打工的權利而不願意爭取獨立；同樣，大多數人為了爭取美國聯邦政府的平等待遇和財政補貼，通過多次公投希望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但美國政府置之不理。簡言之，美國政府在波多黎各行使了主權國的全部政治經濟大權、波多黎各人民履行了美國公民的全部義務，但美國政府只會給波多黎各一個屬土的身分，不會對波多黎各履行一個美國州份的義務。

與此相比，親帝陣營關於香港「被中國殖民壓迫」的說法，是完全說不通的。最突出的一點：

在美國的殖民統治下，波多黎各政府所有開支都要經過美國總統委任的監管局批准，全國財政的首要任務在於償還美國通過歧視政策炮製出來的嚴苛債務；

香港政府財政獨立於中央政府，一毛錢也不用上繳。相比之下，在「十二五」期間（2011-16年），上海市淨上繳累計27500餘億人民幣、廣東省31400餘億；香港不但沒有被逼虧欠內地鉅額「債務」，還是全國數一數二的金融中心。出於香港連接內地和世界市場的特殊地位，大量內地資本和港資在內地賺取的利潤流入香港，但香港無須對內地作出任何「轉移支付」。

香港這種面對內地有權利而無義務、吸取剩餘價值而不是貢獻剩餘價值的關係，恰好同美國與波多黎各的關係剛剛相反。在美國金融資本的徹底敲詐下，波多黎各成為了經濟凋敝、債台高築的「廉價外傭」的生產地；在「一國兩制」的妥協之下，香港一方面成為內地公私資本進出世界市場的窗口，同時繼續其為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從內地榨取剩餘價值的基地。如此，香港儘管貧富懸殊，但還有能力成為來自另一個美國統治百多年的經濟廢墟——菲律賓——的幾十萬工人的雇主。

推動「反送中」運動的深層社會意識之一，就是在面對內地的經濟崛起和香港的相對停滯時，對於可能完全喪失帝國代理人地位的恐慌和力圖重拾往昔優越感的狂熱。所謂「為普世價值而戰」，而不是為個人利益而戰的說法，最終只是拒絕面對和批判殖民地的寄生經濟基礎及其政治文化構造的表現。

換句話說，「香港人」（和「台灣人」）不屑於理解2000年以來、特別是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香港人」熱切地相信，因為香港繼承了殖民地的「衣冠制度」，他們本來就應該是高於「支那」的。而為了「奪回」、「光復」這似乎行將喪失殆盡的一切，他們懇切地呼籲「英美港盟」、甚至宣布「為美國而戰」。在這種意識的作用下，才出現了美國統治下的波多黎各「很自由民主」的幻覺。這種幻覺在當下的進一步發作，同類似的「烏克蘭夢」一樣，正在把香港推向真正的波多黎各和烏克蘭——成為美國霸權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