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 Daniel Blake》 一部社会现实主义的佳作,及其侷限

路人声援主人公的涂鸦抗议。(网络图片)

路人声援主人公的涂鸦抗议。(网络图片)

1「紧缩时代」英国底层的众生相

英国「进步电影圈」的代表人物肯·洛区(Ken Loach。港译坚·卢治)在2016年戛纳影展获颁金棕榈奖的作品《本人,丹尼尔·布莱克》(《I, Daniel Blake》。港译《我,不低头》),近日上映。

故事讲述的,是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开启的「紧缩时代」之中,英国底层民众生活的一个个生活片段:

没有积蓄、没有养老金的鳏夫,住在公租房的59岁纽卡素木工师傅Daniel Blake(丹尼尔·布莱克,下称「D」),心脏病发失去劳动能力,跌进完全没有收入的困境。为了生活,他只能向政府申请福利救济。从申请到批核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卡夫卡式的官僚主义和专横,不断地折磨D和其他求助者。D尽管有心脏科顾问医生的诊断,还是被电话问卷审核判定具有劳动能力,救济金被终止。在上诉得直之前,D不得不申领失业救济金。尽管D无奈地说明自己不是不想工作、只是还未痊愈,福利官还是「按章」命令他:必须参加履历写作班、在表格上纪录求职活动,否则就终止他的失业救济——「这是你和国家的协定」⋯⋯

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公开大学中退生Katie(下称「K」),走进了D在受难中的「就业中心」(JobCentrePlus,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的派出机构)。K是伦敦人,因向房东投诉房子失修而被扫地出门,三口子住进了无家可归者宿舍的一个房间,最后被政府安置到近400公里外的纽卡素。刚抵步的K,上错了公车迷路,迟到了福利官的预约几分钟,救济金就被罚停。高声申冤的K,和声援她的D,因「闹事」被保安赶走⋯⋯

D的邻居,黑人青年China(下称「C」)「创业」了:从热爱英国足球的广州工厂工人那里「邮购」原装名牌球鞋,在街上以英国市价的一半兜售。C对D说,有了这条财路,永远不会再遭狗屎工作的苦,前途一片光明!C抱怨说,他干过这样的仓库临时工:长途跋涉赶到现场,从早上五点半开始卸货,但只有45分钟的活干,老板给了3英镑79便士(约36港元)就打发了他——C生气地说「这比中国还糟糕」

故事以D和K一家互相帮助,尽力在贫乏和无助的苦况下维护尊严而展开。但他们自身的乐天和顽强,最终都抵挡不住现实的摧残。

K努力寻找服务业职位失败,早日养活家人,恢复学业的愿望落空。饥饿的她在「食物银行」里直接打开罐头吞食、泪流满面。在超市偷卫生巾被保安抓到,最后成为了性工作者⋯⋯

电影开始时,D所展现的嬉笑怒骂的老工人风骨,慢慢被贫穷的魔爪和莫名的官规撕得片甲不留,K的处境让他堕入绝望之中。最后,在K一家的帮助下,D终于提起精神迎来上诉的日子,他准备好以「本人,丹尼尔·布莱克」抬头的陈述书,准备在庭上宣读⋯⋯

邻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释贩卖大陆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网络图片)

邻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释贩卖大陆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网络图片)

2 「西方极乐世界」的两种「福利救济」

1973年,美国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阶级斗争激烈,政局动荡不稳。力求摆脱二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体制的英国统治阶级,在1980年代中后期成功镇压工人阶级的抵抗,通过限制工会权力和工人斗争的法律,私有化国有资产,关闭、缩减传统重工业,松绑金融投机等措施,迎来了泡沫经济的高歌猛进。

在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灭亡,各国共产党瓦解,社民派政党抛弃改良主义纲领、转型成为贩卖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集团。迄今二十多年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荣衰和实业的不断式微,越来越多的英国工人陷入了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困境。在电影中,履历写作班的导师,向D和一众被强制出席的「学生」,作出这样的解说:雇主一般只会花10秒看一份履历表;每个低技术职位平均有60人争夺,熟练工职位则是20人;某连锁咖啡店招募八名职员,结果有1300人应征。导师说,在这种现实之中,求职者必须想办法「脱颖而出」。

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工党政府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港译白高敦)率先投入5000亿英镑公帑抢救金融部门,西方各大国相继效法,布朗因此自诩「挽救了世界经济」。抢救方案确实挽救了金融资本,在毫不影响他们的产权、经营权和利润的情况下,给他们发放了他们从来没有「投保」的「救济金」。从布朗工党政府开始,历届英国政府以抢救方案造成钜额赤字为由,推行「紧缩政策」:大规模削减医疗、教育、市政等公共服务开支,进一步推动私营化。换言之,资产阶级国家,首先通过「抢救」为金融资本「埋单」,再通过「紧缩」为资本「开辟新市场」,强迫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付出「双倍补偿」。

电影中的D,是一个终身自食其力,从不欠债,但也没有多少积蓄的典型中老年熟练工人。D长年交付国民保险金(National Insurance。英国的国立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支付公营医疗和养老金经费。2016/17年度一般雇员的交付率是税前工资的12%),经过重重审批,兼而不断证明符合受付资格,才能得到每周70至100英镑左右(即最多每月4000港元左右)的救济金。D的正式诊断书和治疗方案被无视,失去伤病救济金,被逼申请失业救济,接受更烦苛的「求职」行为条件、更多的停付救济金的「处罚」规条。

洛区在某访谈中列出调研剧本时发现的实例:送早产妻子入院的丈夫错过与福利官的定期会见而被终止救济、意外受伤的残疾人因担心缺席受付检测而拒绝入院治疗⋯⋯换言之,工人健康时被要求为雇主鞠躬尽瘁,伤病时为了得到(他们投保的)政府救济金也不惜身命。惯性逃税避税的大资本从资产阶级国家获取钜额救济,还连带得到政府退出公共服务「让利」——这就是「左翼」推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英国和不少西方「先进国家」的真相。

女主角在食物银行领取必需品。(网络图片)

女主角在食物银行领取必需品。(网络图片)

3 洛区的社会现实主义,在此作中的表现和侷限

看洛区的电影,会感受到双重的「写实」:演技的写实和场景的写实。有别于资产阶级作品所呈现的「工人形象」,洛区电影中的工人的言谈举止,朴素而不笨拙,平淡而不空洞。正如现实之中你和我和所有的劳动人民一样,我们的人生没有剧本和编排,我们的「戏剧」,就是我们对日常经历和周遭的反应——这本身就是艺术发掘和提炼的无穷宝藏。洛区这部电影,和他的许多作品一样,采用了「纪录戏剧」的手法,将真人真事提炼和再现,让观众通过貌似平平无奇的故事,看到反映时代特征的「戏剧性」,看到呼吁反思现状的战斗檄文。

洛区寻找有说服力的和真实的、接近角色性格的演员。为了不颠簸观众的视野,和维护角色的尊严,镜头尽少移动,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布景和灯光,也同样采取平实的原则,不以视觉刺激作为首要考虑。在洛区的社会现实主义之中,「笃实」和「修饰」的辩证统一,永远是为了展现某种社会现实而服务。洛区引用工人运动的老标语“Agitate, Educate, Organise” (煽动,教育,组织)表示,电影形式的教育能力相当有限,甚至完全没有组织功能,但可以作为有效的煽动工具。对他来说,挑战人们对「常态」的麻木不仁,激起人们质疑现实的怒火、产生谋求改变的动力,这一种煽动,应该是电影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这部作品的「煽动」内容十分明确,就是指英国的福利救济制度已经失灵,「异化」为惩罚穷人的官僚主义炼狱。让我们尝试分析,这一种内容可能具有的侷限:

艺术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的艺术家,当然包括寻求改变现状的艺术家,都不能逃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对后者而言,更必须直面这种影响、理解这种影响,才有可能接近拆解这种影响的手段。资产阶级电影,显然具有宣导意识形态的功能。主流「商业」电影(以好莱坞为「典范」)的基本套路,就是透过「英雄」经历的充满感官刺激的、夸张的情节,编织以「超越现实」的形式呈现的战胜「反派」的「传奇」故事,通过貌似「反常」的一个半/两个小时的幻想,重申和巩固资本主义的「三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I, Daniel Blake》乍看与这种「资本主义主旋律」电影风马牛不相及,洛区本人和「主流电影界」一直也保持相当的距离,但这部作品的叙事手法却和主流「商业」电影如出一辙:通过作为「无辜受害者」的「英雄」与作为「反派」的「莫名其妙的官僚体制」的周旋,带出底层民众的困厄与无奈。这本身似乎无可非议,甚至碍于电影形式的限制而无可避免。然而,问题来了,作品不但没有尝试告诉观众「反派」(惩罚性的福利救济制度)的「来龙去脉」,还在D「涂鸦抗议」的一幕中,通过貌似神智不清的「路人」辱骂曾推动「福利改革」的保守党前劳动和养老金大臣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港译施志安)和保守党权贵,似乎将「紧缩政策」的责任,全部推给保守党。

此作完全没有提及工党政府是「紧缩政策」的直接始作俑者的事实(纽卡素所在的英格兰东北地区,是传统的工党票仓。在六月公投中,该地区以压倒性多数支持脱离欧盟,纽卡素市本身以1%的些微多数支持留欧。欧盟在该地区,被普遍视为紧缩和萧条的来源之一。),也完全没有尝试(例如在洛区的其它作品之中不时出现的,给予主人公各种提示的激进工人活动家)说明「紧缩政策」本身源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逻辑,似乎并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的叙事架构和内容之下,此作「煽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一种标准的亲工党「左翼」的「反紧缩」、「反保守党」叙事。在剧中,D的「终极反抗」,就是在「就业中心」外的墙上涂鸦:要求在他挨饿前听取他的上诉,还有换掉电话等候时播放的狗屎音乐。众路人为D欢呼喝采、掏机拍摄,然后淡然地看着他被警察带走。这一幕既说明了D的「反抗」的悲哀和无力,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说明了此作「煽动力」的极限——它可以赚取观众一时的同情,但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让人投身参与的斗争目标。

被终止伤病救济金的男主角收到煤电公司的最后缴费通知书——他将会卖出几乎所有家具御寒。(网络图片)

被终止伤病救济金的男主角收到煤电公司的最后缴费通知书——他将会卖出几乎所有家具御寒。(网络图片)

4 改良主义「左翼」的歧路

片名《本人,丹尼尔·布莱克》一是来自上述的「涂鸦抗争」,二是来自剧终D未能宣读的上诉陈述。在这篇被众多论者认为雄辩动人的「遗书」中,D宣布自己(和所有福利救济的申请人)不是「客户」、「顾客」、「服务使用者」、「懒汉」、「骗子」、「乞丐」、「盗贼」、「国民保险编号」或「屏幕上的一点」;他终身自食其力,身无长物但会尽力帮助邻里,他从不乞求施舍;他,丹尼尔·布莱克,是一条汉子,不是一条狗。因此,他要求应有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丹尼尔·布莱克,是一名公民,不多也不少。

这篇为全片收尾、要求「公民权」的宣言,看似理所当然,然而,正如K宣读前痛心地说:正正就是「国家」,将D这位忠实憨厚的好公民,在他尽其天年前「推进了坟墓」。进一步说,剧中芸芸众生所经历的,岂不就是贫苦大众,在资本主义衰败的这个时代,从资产阶级国家那里领受的、经过「民主」选举所确定的,「恰如其分的公民权利」?

洛区曾经质疑过这种「公民权利」的幻想。最直接的,就是批判工党改良主义和工会官僚政治,描绘现存制度下劳资纠纷的极限的著名作品《The Big Flame》(熊熊烈火。1969年)和《The Rank and File》(基层职工委员会。1970年),以及描绘一名普通青年,从出于「爱国」志愿参加一战、目睹战场的残虐,战后随军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羞愧中意识到帝国军人的真正角色,到被派遣镇压杜伦矿工愤而脱队、为推翻资本主义加入共产党,最后亲历1926年全国总罢工被叛卖的激动岁月的四集电视剧《Days of Hope》(希望的日子。1975年)。在《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年)和《风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年)中,洛区巧妙地展现了决定革命者的选择和命运的民族的和国际的斗争,指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是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共同事业。

1990年代后的洛区,逐渐回归英国「左翼」的主流——附庸工党的议会改良主义。洛区的社会现实主义,越来越安于「单纯地」反映工人群众现况和思想状态,要求观众的同情,但不再提出任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景。洛区在2013年发表的《Spirit of ‘45》(1945年的精神),通过几位曾自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受访者的「口述历史」,毫无批判地讴歌1945年建立「福利国家」的工党政府,完全没有提及当年半个欧洲「赤化」,工党政府通过国有化补偿破产的资产阶级、竭力维护英国帝国主义霸权和力行反共政策等史实。同样,洛区现在对于英国福利制度的批评,主要是它的「非人性化」的设计(当然,这种设计本身并不是2008年以后才出现的),而不是从前的他可能会说的:福利救济本身就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设的、避免工人穷极造反的安全装置。

肯·洛区与英国工党党魁科尔宾合照。(网络图片)

肯·洛区与英国工党党魁科尔宾合照。(网络图片)

后记:本土「左翼」狂想曲

2017年2月4日,《明报》刊登某「左翼」学者关于此剧的访谈,此人不但完全回避1970年代「福利国家」的深重危机,正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出台的原因;不但没有说明所谓「在职福利」(workfare)是国家运用公帑补贴低工资(即帮助资方压低工资)的事实,还将福利政策的这种变更说成是「惩罚一些不肯工作的家庭」;还竟然无中生有的宣称:『欧洲许多国家是用一个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政府直接打钱到你的户口,无论工作与否。』这位学者宣称,这种没有任何国家推行的、在本质上与消费券无异,而且很有可能作为进一步压低工资的手段而被提出的政策,竟然是「将人重新非商品化」、「拿回人的自主权和人的尊严」的妙品。

这种「愿景」有一个要害,就是绝不动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绝不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和经营权,即绝不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不景?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推高失业人口?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性别不平等恶化?——通通都没有问题,只要推行政府派钱给所有人的「根本社会改革」就行了!——当然不要问我钱从何处来,也不要问我问什么不主张剥夺大资本、将主要生产资料和金融部门收归全民所有,在民主规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掌权的新国家,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

此人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先说香港社会福利「比中国落后」,转眼间就说香港的工运低潮,是出于「中国强势」,中国对于民主制度(注意:正正就是弄死D的那种「民主制度」)「不肯妥协」、「对社会福利政策他也不想退让」。记者问到,社会福利政策,应该是香港政府的问题?他的回应是,梁振英治下香港和北京没有太大分别,某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意志。然后,他宣称习近平不如胡锦涛和江泽民,不会理会香港的「结构性问题」,既反「民主」、也反「福利」。

然而,香港政府在2016/17年度的社会福利经常开支预算为660亿元,比四年前增加了55%、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更加不要说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大陆工人基本工资的大幅度上升(与「左翼」崇拜的西方成强烈对比)。与此同时,这位学者表示赞同桑德斯/特朗普复兴美国铁路等老旧基建、创造就业的倡议,但同时表示「中国好明显是生产能力太强」、西方只会更加严重。

西方根本没有的,「左翼」说「欧洲许多国家」都在实行。梁振英政府大幅增加经常性福利开支,「左翼」说一点都没有;曾俊华、奥巴马尽管是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但不能责备他们,毕竟他们从年轻读书的时候开始,就是相信那一套的啊!奥巴马更是「好人来的」。反而林郑月娥可能会比郑俊华更差,因为她将继承梁振英的大方针,而这据说就是北京阻碍「民主」、阻碍「社会政策民生」的恶政。

这种指鹿为马、画饼充饥的,充满反共反中亲帝偏见的「左翼思想」,连改良主义也不如。事实上,正如这位「左翼」学者所承认的一样,特朗普的本土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一部分就来自美国民主党的「左翼」:振兴实业、创造就业,「反对中国倾销」、「反对廉价劳工抢饭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要让资本家愿意回流美国投资实业,就必须让他获利:减税、减薪、限制劳工权益、极力妖魔化中国和拉丁美洲诸国,是这种政策的必由之路。

归根究底,所谓「左翼」,不过是右翼民粹的「政治正确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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