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三年前左右，我仍身處以隱若的「左傾」立場自居的某泛民學生團體，我因此自詡「左翼」，順應著這道政治潮流。但逐漸地，我對這個團體及與其協作的勢力的政治取向，開始產生有點朦朧的疑惑。我總覺得，他們無法回應當時僅處於萌芽的港獨思潮，亦沒有完整的政治理想、綱領和方法。另外，我亦感覺不少所謂的同路人，都沒有與「左翼」認同相應的底氣。
從那時起，我間中便會被這種疑惑弄得心緒不寧。記得在某個難以入睡的晚上，我躺在學生團體的會址，身旁幾位共事的友人早已熟睡，四周一片漆黑，只得一些打呼聲。我滑了手機看臉書，見到一位漸已脫離這個團體的圈子的友人分享了陳映真先生所著的《山路》，便不經意地讀起來了。當晚我的精神不好，並沒有仔細琢磨小說的一字一句，甚至有快速掃看的時候。但慢慢地，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愈讀愈快，急不及待想看故事的發展，直至讀完蔡千惠的信，我竟然起了雞皮疙瘩，至今亦沒有忘記當晚的悸動。
縱使當時我不了解陳映真先生為何對紅色祖國有這麼深刻的認同，亦不明白何謂革命的墮落或不墮落，但先生筆下的角色，細膩而實在，亦因他們極端的生命經驗而顯得「超現實」，令我意識到左派政治實踐的沉重及所需的崇高品性。那時我開始思考，能夠表達這種難以形容、甚至難以想像的精神底蘊的作家，到底為什麼會堅持兩岸統一的立場。從那瞬間開始，先生這種對我而言全「新」的左派立場，就成為了我決心要探究和衡量的對象。
從那時起，我一本又一本的閱讀先生的文學作品。從因反共至上的政治環境而致色彩較為抽象的早期作品，到著跡地採討蔣介石政權的白色恐佈、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新殖民統治、跨國資本如何扭曲殖民地人民認同和價值觀等內容的創作，無不深深的震撼和觸動我。我開始閱讀先生的政治評論和歷史著作，也涉獵了若干關於先生著作的研究。很快，我不可能再以泛民「左翼」的目光看待事情了，我走向了馬克思主義。
我開始重視歷史，努力通過科學的歷史觀思考各種問題。例如：中國革命的意義何在？帝國主義是什麼？殖民主義是什麼？社會主義是什麼？港台問題為何是中國革命懸而未決的部分？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現行政經體制的階級性質和趨向為何？港台分離主義勢力產生的歷史背景是什麼？港台等所謂「亞洲四小龍」為何是世界新殖民主義的特例？帝國主義勢力的介入，怎樣造成了兩岸對立的現狀，特別是港台的分離主義勢力？等等。
當然，試圖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提出這些問題和嘗試解答它們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新」的東西——在中國，它是1920年代初以來的民族和階級解放運動的產物，更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理論和實踐積累的成果；在世界範圍內，從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到蘇聯東歐陣營的滅亡的冷戰時期，可以上溯到以俄國布爾什維克為首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再可以上溯到第一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鬥爭。
泛民「左翼」空虛無力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將自己置於國際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爭取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之外。泛民「左翼」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非歷史神話的衍生物：只要實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經體制，就可以達到帝國主義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多元社會」；「左翼」活動家的作用，就在於宣揚這種「公民知識」和「普世價值」，動員群眾參加親帝勢力領導的「運動」。換言之，「左翼」的實質綱領，就是動員不安求變的民眾，捍衛和完善資本帝國主義。這就是「左翼」在面對右翼和極右翼的，反共反中、捍衛資本主義的勢力和「運動」的時候，無論主觀上有怎樣的抵觸，最終只能努力尾隨、溶解自己的根本原因。
在以上的大背景，再加上兩岸三地存續的冷戰和內戰「雙戰結構」和「分斷體制」的小背景下，反對港台分離主義，堅持民主統一、爭取社會主義的路線，絕對不是「左翼」所深痛惡絕的「民族主義」（他們錯誤地將民族解放和沙文主義劃上等號），而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不但符合在全中國徹底終結殖民主義的歷史正義，進一步說，沒有徹底的反帝鬥爭，上述的「左翼」及其所反映的更廣泛的殖民主義思維，就會繼續妨礙勞苦大眾的政治覺醒、壓制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陳映真先生對我的啟蒙，不止於左派應有的政治立場，更有作為左派所應有的態度及底氣。我在「政治轉向」的初期，處於「兩頭唔到岸」的狀態：一方面我未能對團體的政治取向有全面的批判，另一方面我還沒有比較完整地掌握左派立場的自信。那時候，我讀到了陳映真先生的《知識人的偏執》。先生認為，知識份子往往有難以消除的偏見，而這些偏見可能有意無意地維持了現狀。先生在文中說：「（他）個人是個極其不學的人。不學再加上性格的多少偏執性，則墮落為一個膚淺的教條主義者的危險性，就尤其之大了。」
對我而言，當陳映真先生也承認了認知偏見的存在，那年少氣盛、在「左翼」「讀書人」團體氛圍下進入「政治」的我，就必定嚴重千百萬倍了。只有不斷努力、謙虛地學習和反省，才能降低偏見的影響、全面而科學地認識事物，掌握服務勞苦大眾的能力，做一個合格的有理想的勞動者——這些都是陳映真先生的著作所提醒我的。
其後，我便逐步地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走向現代各派的論述。關於曾經存在和仍然存在的各工人國家的內外矛盾和運動邏輯，和落後國家如何貫徹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我認為托洛茨基提供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分析。面對兩岸三地當前的困境，我相信各地各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努力在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上，增進相互理解，謀求社會主義運動的再興。陳映真先生的著作，給了我一把回到「當今的來源」的現場的鑰匙；陳映真先生追求兩岸民主統一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我相信揭示了港台左派一切行動應有的原點。總而言之，先生為我打開了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正如趙剛老師所言：「陳映真首先是個戰士，然後才是個作家」。陳映真先生曾表示自己不必然是作家，只是剛好擅長寫作。先生的文學的作用，在於宣揚他的理念。先生曾經為了解明台灣的政治問題、學習政治經濟學，而中斷了文學創作一段時間——先生是「文以載道」的典範，也是「為人民服務」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實踐者。某「詩人」曾經向國民黨政權「告發」先生，說他搞的是「工農兵文學」。先生這方面確實是「有罪」的，他的文藝實踐的來源，確實就是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學。
現在不少人表示，他們「佩服」先生的文學，但「不同意」他的政治；或強行分割先生的文學和政治，說先生的文學「永遠感人」，但政治上就「不合時宜」——這當然是說不通的，但更根本的恐怕是，這是一種「先發制人」，他們要極力消去陳映真先生作為主張民主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反帝、反殖戰士的影響力，要把先生的文學遺產，塑造成反共反中小資文青可以消化的「無害消費品」。
此刻，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就快進入第九年，帝國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政治陷入深重危機，右派民粹勢力紛紛崛起，冷戰後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秩序面臨重大挑戰；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以大型國企為核心推動力的社會生產力大幅躍進，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或許正因如此，港台的政治氛圍日趨複雜，親帝反共勢力在2014年來不斷加強對青年群體的動員，準備新一輪的奪權運動。 在這個嚴峻的情勢下，我們應當努力向主觀上追求社會進步的那些青年，宣揚陳映真先生的著作和事蹟，給他們一個脫離帝國主義消費政治的真正出路，為粉碎親帝反共勢力、爭取社會主義的新生的工人運動，積累必不可少的力量。
為兩岸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統一而奮鬥！對殖民主義的遺產進行總清算！掃除港台的親帝反共勢力，實現民族的獨立和社會的平等！讓受辱的人們可以成為真正的人！把「家畜化」的世界消滅，建立勞動者的新社會！
謹此悼念陳映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