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作者博客，經作者授權轉載。我們為之加上了配圖。
今天，翻開《星期日明報》，讀到一篇題為＜過門都係客：佔領與光復＞的文章。讀了幾段，起初還以為又是「左翼青年理論重炮手」一類水平的文青傑作。不耐煩之下，滾下去看作者名字，原來竟是左翼中年理論重炮手的傑作，不禁「嗤」了一聲。
香港的左翼中青年水平，果然是低處未算低。而且，細讀文章後，驚覺香港的「左翼」話語，與民粹右翼正式出現了「有機整合」，這是不得不讓人深深警惕的發展。
納粹與「光復」
2012年，左翼社運大師已在一篇文章裏為今天的民粹右翼「反水貨」進行思想上的鋪路。對此，尾崎崇實已有批評，不贅。今天，同一位左翼社運大師正式與「光復行動」結合，通過詭辯去為民粹右翼運動提供正當化的外衣。驚人之處，在於左翼社運大師連同納粹德國的罪行，也一同淡而化之。
齊澤克曾指出，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
我認為，這一段話除了讓人對左翼大師「刮目相看」之外，亦讓我們看到，為何當今「左翼」與民粹右翼往往只有一線之差；「左翼」話語可以如何通過詭辯，去為右翼民粹服務。
首先，連「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這樣一句道理顯淺的話，都要引述自身也有種族主義之嫌的齊澤克，固然說明了當下左翼導師如何盲目，也如何可悲。大師好像發現新大陸的告訴大家，納粹反猶，其實並不因為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因為德國社會的問題。而且，這頁歷史引述至此終結，沒有下文；既要引用納粹德國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去引伸到當下的香港，卻又只以「反猶」去輕輕帶過納粹的罪行，究竟是有意的遺漏，抑或潛意識作祟，在很多人都把香港目下狀況與納粹德國作比較的當兒，同時淡化納粹罪行與「光復行動」的法西斯傾向？
大師以「同理」作轉折，去說明引伸香港的「光復」行動。詭異的是，納粹德國這段歷史，在左翼大師眼裏，並不是用以警惕世人目下香港排外反中的種種危險傾向與後果（連排外和拒中，大師也要打上引號，以示他對香港目前出現排外和拒中或反中的說法「存疑」）；反之，在左翼大師的詭辯中，「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是可以用作理解納粹德國的反猶；「同理」地放在「香港社會脈絡」裏，就是雖然反水貨可以與反猶作類比，但既然連反猶也有「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作為基礎去理解，那麼「光復」也是可以用香港社會的問題去理解。
左翼大師當然很懂得什麼叫政治正確，指出光復的排外反中傾向，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不過，正如大師用「德國自身的社會問題」去理解（實質作用是淡化）納粹的罪行，卻絕口不提更根本的問題——納粹反猶的嚴重後果（其實納粹屠殺的遠遠不止猶太人，還有大批羅姆人。這就是人我二分的排斥邏輯的危險之處；以排斥十三億人為起點的「社群」，根本沒有前途可言），大師把光復行動歸因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便完全避過了「光復行動」裏明確出現的法西斯思想、言論與行徑。
情況就是：面對香港一群大香港法西斯主義者以極其噁心、侮辱性的言行去驅趕來自大陸的水貨客、遊客、居民、新移民，左翼大師要我們理解，雖然這些所謂「光復行動」與納粹有幾分相似，但它背後有著「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為基礎，於是，我們可以絕口不提納粹的暴行，更加可以不去深思香港法西斯將會把香港引向一個什麼樣的深淵。
看不到的文化建制派
說特區政府是「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因為它一直迴避管治體制不善，也不解決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問題，卻高調提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等虛假命題，一方面令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為「本土主義」所倡議的「勇武抗爭」埋下伏線。
至今，左翼導師依然認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是「虛假命題」，無視「占領運動」以來出現的種種港獨、親英親帝親殖言論，亦無視眾多外國勢力介入的現場證據。我開始有點懷疑，左翼導師是否住了在另一個星球？還是虎地校園生活實在太安逸，讓在文化研究系落戶多年、頭頂光環、生活無憂的一眾社運導師，無法得知人間何世？
又或者可否提出一個大膽假設：左翼導師自己也是港獨、戀英戀殖或／及外國勢力的（廣義）陣營一部分？以致他無法看到這些已然是香港本土政治不容視而不見的勢力？
寫到這裏，我想起約翰．伯格提出的「觀看」問題。伯格在《觀看的方式》裏指出，他認為十七世紀歐洲「自然風景」油畫與地主階級對財產的觀念有莫大關係，遭保守派學者駁斥，認為伯格對財產很「執著」。伯格認為，保守派學者之所以看不到這些油畫與財產的關係，正因為歐洲藝術與私有財產的關係千絲萬縷，簡直是到了一個看似「自然」的地步，以致建制派文化學者無法看出兩者的關係。當有人指出藝術與地主的私有財產不分可割時，反倒會被指對財產「執著」。但其實執著財產的，是歐洲的建制主流文化。
伯格提出的這一點，其實對於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來說，並不陌生。每當我們批判基於階級、性別、種族等的權力關係時，總會有保守建制派說，問題與此並不相干，因為他們深陷在權力的優越位置裏，階級、性別、種族的權力傾斜，在他們眼裏，比自然更加自然。
「同理」，早已成為學術與文化建制一部分的左翼社運大師，已經全然看不出社運的反動成分。甚至當他面對香港社運有港獨、戀英戀殖及外國勢力介入等批判聲音時，會一棒將這些聲音打為「虛假命題」。引伸伯格的觀看分析，左翼社運大師已經深深陷入了港獨、戀英戀殖以及外國勢力的位置當中，所以他才會認為香港不存在港獨、戀英戀殖及外國勢力介入這些路人皆見的問題，反而認為這些只是特區政府為轉移視線而高調提出的「虛假命題」。
去年，虎地大學一個講座上，一位資深文學教授直指，當年虎地大學成立文化研究系時，他曾經表示，連以批判為己任的文化研究也成為大學一個獨立學系，其實也就是宣告了文研的死亡。看到一眾左翼社運大師的面貎，我認為文學教授是言中了。
「左翼」的「語言轉向」
左翼社運導師至今仍然把問題一味推給政府，以及來自北面的自由行與水貨客，我則仍然認為這種「左翼」論述，無論套上多少個看似進步的修辭、再加幾多個英文括號，都不能逃避他們要為「本土主義」所倡儀的「勇武抗爭」負責的事實。
前天與米共傾談時，我們才說到從占領運動開始，一眾左翼社運人與革命導師被右翼團體與「民眾」掃出場，卻仍然不甘寂寞，戀棧「社運導師」的位置，不願在「運動」中被進一步邊緣化，因此也不願直斥右翼民粹言行。結果，左翼的介入出現了「語言轉向」：既然不能影響「實質」的「運動方向」，便憑著他們的固有強項——三吋不爛之舌，抓住一字一句，在文字上轉圈，無限發揮。
從字義來說，「光復」的相反詞，正是「佔領」。前者希望能夠收復舊疆，也就是返回「被佔領」前的生存狀態。因此，「光復」與被指認為帶有侵入、霸佔味道的「佔領」，顯然針鋒相對，在這層意義下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後續，似乎並不怎樣貼切。然而，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最初參照的是歐美等地的occupy movements，當中occupy（名詞是occupation）的其中一重意思，與reclaiming public space的reclaim相通，追求的是重奪社會空間，自在地做喜愛的事情，而非指向侵入、霸佔，這與中文的「光復」的意思更接近。
上述一段，左翼社運大師示範了，「正」如何可以說成「反」，「反」如何說成「正」；一切毋須基於事實的考證，只要查查字典，動名詞搬弄一下（連「occupy的名詞是occupation」這樣艱深的英文文法也派上用場，真是難得），就可以把自己先驗地認為有道理的「道理」發光發熱。
不過，再爛的文章都總會有幾分真相在內；最難以啟齒的事實，往往亦在不盡不實的文字裏滲透出來。
換句話說，雨傘「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已帶有「光復」的味道，希望reclaim香港舊有的、但正逐漸被劣質政治文化「佔領」了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循這角度，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繼續，自然順理成章。
社運導師不諱言，「光復」與「占領」如出一轍，前者只是後者的延續。如導師所言，甫開始，「占領運動」就是要「光復」「舊有」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說了這麼多，不惜通過詭辯、扭盡人類的語言極限，左翼社運導師原來是要為一場維護「舊有核心價值」的右翼運動說項。我想向左翼大師進言，其實他是沒有需要這樣用盡吃奶之力的。雨傘運動之反動與右翼，其實早已處處滲透，只要不是自稱左翼者，都能夠輕易看出來。
導師甚至提出「舊疆」這個概念，占領與光復者要返回「被占領」前的生活狀態。我不禁問：什麼是香港的「疆」？什麼樣的「劣質政治文化」「占領」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運動」要「光復」什麼樣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
以上這些，都是社運導師必須回答的問題。他一方面指「港獨」、「戀英／殖」是「虛假命題」，另一方面其港獨，要「光復」回歸前生活狀態的命題卻呼之欲出。我只能說，這與右翼的「本土」行動沒有兩樣，唯一的分別，可能只在於右翼本土運動比這些左翼更加「光明正大」。
無論左翼社運大師如何含糊其詞，都不能扭轉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左翼」自占領運動之後已告破產的事實。左翼大師這篇文章更進一步展示了一個可悲的現實，就是面對「反水貨」的法西斯，「左翼」不但沒有回頭是岸，還在話語上徹底地與之配合。左翼大師也許自我感覺還很良好？我無從得知，也不在乎。但我認為，歷史對此等「左翼」，早晚會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