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摘录

《跨时》按:以下首发于作者脸书,经作者同意转载。


蓝博洲著作《消逝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封面。

蓝博洲报导文学作品《消逝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封面。

时序进入一九四七年。

王添灯当时绝对未曾预料到,这一年竟是他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年!而且,就在寒意犹在的早春三月,他就要被迫在历史的迷雾当中永远消失!

历史终究是无情的!

一、多事的年
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中国政局急速朝向分裂、对立、内战的方向恶化,人们闻到了日炽一日的国共内战的烟硝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在台湾设师管区,准备征兵,把打内战的黑手伸进了台湾。

然而,王添灯对台湾和整个中国的未来始终是满怀热情的希望的。就在年初,他通过在《新新》月刊新年号(一月五日发行)发表的〈年头之辞〉,表达了个人对新的一年的寄望。

王添灯写道:

由于旧年在政治上、经济上,我国所经过的趋势来看,本年可以推想是多事的年,在法币发行量的增加反比例下,我国国际地位日益堕落,内战若不能及早结束,我国前途有(将)不堪设想,为国家前途着想,为民族发展着想,以(与)其国共两方动员青壮有为的国民撕(厮)杀,从事破坏,不如将两方所动员的这些民族的精锐从事建设。是以在本年年头,深盼各党各派放弃党利私欲,开诚布公,共策群力,将破坏转为建设。

不论今年是全面内战或是全面和平,于经济上是要临着伟大的试炼,虽然台湾环境比较有利,总也难免受到外来经济的影响,不但如此,我们台湾经济自身生产少,消费多,商业投资过于生产投资,而且战时中所受的疮痍尚未复原,财政政策尚未确立,政治未上轨道等,充分说明本年中的多事。

幸而政府既明此点,似乎表示接纳民意,有意努力改进,故前途虽然严重,若得官民一致节约消费,努力生产,应付本年将临的经济困难,料想不致受到严重的打击。

希望有心于国、有志于公者,切宜舍弃利害自私,努力才是了,聊述数语,以为年头之辞。

的确,一九四七年是「多事」之年。全中国如此,台湾如此,王添灯个人更是如此。一直到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前,王添灯依然是忙碌的。

一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同时宣称将于十二月廿五日「行宪」,从「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消息传来,台湾的社会舆论,特别是政治界、文化界、知识界,都欣喜万分,大表欢迎;各家报纸每天刊载着由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具名的「庆贺宪政」之类的祝词广告。王添灯在以省参议员身分接受《人民导报》「宪法与台湾政治前途——本省社会贤达的观感」系列专访时,却冷静而理智地就宪法与行宪之事,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宪法公布、宪法实施不能就等于宪政实现」,一部进步的宪法「需要进步的势力来力争才能制定出来」,更「需要人民的力量来推进」才能落实;当前唯有制定「民主的选举法」,「才不致留下不民主的因素」。「台湾政治的将来如何,就要看台湾的人民,对于宪政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因此。他呼吁台湾人民:宪法所允许的民主有多少,就必须争取到多少,「不怠慢,不怯懦,不妥协,不让步」;然后以此为基础,「培养自己的政治力量,为争取民主政治而奋斗。」

一月十五日,三十二个省籍团体为加强互相联络及联谊起见,在台北市蓬莱阁举行省籍人民团体联谊社成立大会。王添灯以茶商公会理事长的身分报告筹备经过。选举结果,茶商公会、政治建设协会、记者公会等十三单位当选干事,并公推茶商公会为总干事。

一月二十日,下午七时,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在万华戏院召开「宪政推行讲演大会」;身为该会五名委员之一的王添灯主讲<施宪的准备>。

一月廿八日,上午十时,王添灯笔祸案在高等法院开第三次侦查庭,出庭应讯。

二月十日,下午七时,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在第一剧场与万华国际戏院同时召开「宪政推行讲演大会」,王添灯为主讲者之一。

然后,王添灯便随省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第十三次会议议决组织的全省工厂考察团农业组(分为农、矿、机电、化工四组)南下考察,一直到二月二十日才返抵台北。

就在王添灯南下考察的这段期间,全台湾正处于一场严重的米荒风暴当中。

一月卅一日,米价由一斤十六元涨到廿六元,几乎涨了一倍。

二月四日,台北街头出现了「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散发的传单,警告奸商、巨贾、地主、囤户粜出囤粮,否则将采取反制行动。

二月十二日,《人民导报》报导:「高雄饿殍倒毙街头,省垣米粮黑市价格继续上扬,物价扶摇直上,市民如临大敌」。

二月十三日,千名民众游行到台北市政府前,呼吁从速解决米荒。

二月十六日《人民导报》报导:「无价无市人民绝粒,薪水阶级叫苦连天。活现了一幅饥民图,米粮问题仍未见缓。中南部产米地区,饥饿群如同潮涌。」

二月十八日《人民导报》又刊载两则相关报导:「花莲米粮直升,一家三口自缢」及「台中产米地区,米价空前奇涨,饥饿人群触目皆是,人民冒雨求米呼救。」

与此同时,因为米价持续上涨,包括杂粮价格在内的其它物价也受影响而上涨,饥民朝不保夕。

这时,在「官逼民反」的历史规律下,一场席卷全台湾的政治风暴已经是难以避免的了。

1947年2月28日,台北本町专卖分局外。

1947年2月28日,台北本町专卖分局外。

二、缉烟冲突
二月廿七日,缉烟事件的一声枪响,终于使得台湾民众长期积累的苦闷和不满,像火山一般爆发了。

这一天,在百忙之中的王添灯,依然如常到茶商公会,处理大小事务。

晚上,因为他要到文山茶行出茶,他的细姨徐(潘)罔女士就自己一个人前往距离不远的城隍庙对面的永乐座看戏。戏看到一半,她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有人被打死!」声音是惊慌的。然而,徐罔的注意力依然专注在戏台上,没有提早离去。她也不知道,就在此时,外头正发生著一场后来导致王添灯永远失踪的缉烟事件。

事情发生在下午七时三十分左右。

台湾省专卖局查缉股职员叶德根、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傅学通六人与警察大队警员四人,乘一辆大卡车赴淡水查缉私烟,下午六时左右转回台北市,在太平町小春园晚餐。餐后,他们又威风凛凛地前往万里红酒店附近,查缉私烟小贩。附近的烟贩都闻风逃避。当这批查缉员来到延平路天马茶房附近时,一个年纪四十多岁的女贩林江迈一时逃避不及而被查缉员叶德根、钟延洲二人扣留,并被没收五十余条纸烟和身上的现款。林江迈双脚跪地,向查缉员哀求申诉:她是一个寡妇,一家数口,只依靠卖烟过日,些少资本还是向人家借来的,倘一旦被拿去,明日起就无法生活。旁边民众也向前代为求情,但是,查缉员却不理他们的哀求,强把那些纸烟抛入车内。于是,林江迈就不顾一切,拼命夺回。不料,一警员却拿起枪杆,向她乱打;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场民众五百余名,看见这种横暴作风,忍不住地把查缉员包围起来。另一查缉员傅学通看到情势不好便逃往永乐町,并鸣枪示警,不料却击中路人陈文溪,当场毙命。

因为前年年底,基隆专卖局打死烟贩一名,凶手逃去,不了了之。民众见杀人犯逃去,随即拥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凶犯,以免后来又无下文,但交涉很久,仍无结果;民众又到宪兵团交涉捕凶,亦无结果;群情于是激昂,回到肇事地点,把查缉车及一切私烟焚毁了;然而终不得泄恨,再拥至市警察局,强硬要求立刻逮捕凶犯,在民众面前枪决。警察局负责人向民众声言:凶犯已逮捕,现已交给宪兵团。民众不信,即进入局里搜索,但找不到凶犯;于是再拥至宪兵团。宪兵团长张慕陶不理,既不说有,也不说无。因为警察局和宪兵团的不诚意,经过三番五次的交涉,也不能得到任何结果,民众的怨恨越积越深,人也越聚越多,终于把警察局和宪兵团包围得铁桶一般,直到天明仍不愿散开。

与此同时,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的重要成员廖进平、黄白成枝、黄朝生、张晴川、吕伯雄、王万得等人正在天马茶坊隔壁的万里红酒家二楼开会。缉烟事件发生后,他们又为此临时开会商议,决定召集各人民团体,隔天早上八点,在台北桥头及龙山寺集合,前往专卖局抗议,要求局长交出肇事的员警。

另一方面,永乐座散戏之后,徐罔便循着原路走回家。经过派出所时,她看到许多人聚在那里,议论纷纷。她听讲,先前有人被抓去派出所,虽然已经被放出来了,可大家还是不甘愿。她看到有人将停在派出所旁边的警用吉普车上的螺丝零件拆了,丢到旁边的圳沟里头。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继续走回家。回到家里,一进门,她讶异地看到本来应该到茶行出茶的王添灯竟然坐在客厅,于是问道:「你怎么在家?」

从这一天起,向来热心助人的王添灯更加忙碌了;甚至忙得「一天吃无二口粥」 。他的家人「只见他每天出出入入,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三、二月廿八日:广播台北暴动的消息
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廿八日的早晨,因为要求惩凶的意愿没有达成,包围警察局和宪兵团的民众,于是开始结队游街。一队一队的民众,沿街敲锣打鼓,通告罢市,大小商行以及街头小贩立即响应。

上午九时左右,一大队民众高举写着各种口号的各样旗帜,敲锣击鼓,向专卖总局进发。当他们走到延平路警察派出所时遭到警长黄某鸣枪制止。群众被激怒了,于是冲入派出所,将黄某拖出,包围痛打,并捣毁所内一切用具及玻璃。泄愤之后,群众又继续拥至南门专卖总局,请愿惩凶。然而,总局周围已布置了武装警察,不能接近。这时,人群当中有人喝声:「到台北分局去!」

上午十时,群众奔到本町的台北专卖分局时,恰巧查缉员正在烧毁摊贩的烟箱、烟架。愤怒的群众于是像洪水一般,冲进分局,遇人便打,见物便毁;一瞬间,打死两名外省籍职员,殴伤四名。群众又把分局所有的存货(火柴、香烟、酒类)、器具(桌椅、汽车、脚踏车)及现钞、文书簿册,都搬到外面,放火焚烧。尽管宪兵闻讯后随即赶到,但因群情激昂,秩序无法维持,只好各自避开,冷眼旁观。一时之间,火光冲天;余火直到第二天还未全熄。围观民众不下数千人,可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污秽的东西,因此没有人敢拾起一根火柴或一张钞票;偶有贪心之人则遭到挨打。

到这时候(上午十一点左右),当局还没有人出面来接受民众的请愿。民众认定肇事凶犯是专卖局职员,所以坚持要找专卖局长出来谈判,于是又有人呼喊:「回总局去!」一声之下,群众又再拥到南门,包围专卖总局。此时,警察和宪兵已布置市内各要道;总局大门早已紧闭,四周也密布了武装宪警。群众于是迫近门前,与把守的武装宪警争论。在争吵之间,警员竟鸣枪示威。这一声枪响更增添了群众的怒火之油,有人喊一声:「冲!」愤火难遏的群众于是像怒涛般地与把守的武装宪警冲撞。后来,民众选出五名代表,入内交涉,提出:「立刻在民众面前枪决肇事凶犯」、「厚卹死者遗属」、「严禁私烟进口,禁止查缉烟贩」、「局长出面向民众道歉」等四个条件,并声明限三十分钟内答复,否则立刻以武力解决。然后,每五分钟,代表就出来向民众报告谈判经过。最后,因为局长早已闻风逃走,代理局长又推卸责任,交涉终又不得结果,群众于是转而分队冲入新旧两局长陈鹤声及任维钧家,把他们家打得粉碎;附近的专卖局职员家,大半也被捣毁;总局左邻的南门工厂,也有一队冲入,破坏机器。

群众无奈,只好直接向陈长官请愿。

下午一点左右,一队一队的群众,高举旗帜,打锣击鼓,高呼:「要求惩凶」、「撤销专卖局」的口号,由各方面向长官公署前进。此时,公署周围已密布了武装部队,不许民众接近。然而,激愤的群众还是奋勇前进;未到门口,公署楼上的卫兵忽然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三人,伤三人(后亦死了),群众因此被迫散开。

人民因人被打死而请愿,请愿不成又有人再被打死,新仇旧恨于是一齐爆发,约数十分钟后,全台北已变成一个恐怖世界。马路上,一些激动的民众遇见外省人就打。暴风雨笼罩着整个台北。路上到处有鲜红的人血。「打死阿山!」的怒吼声与被打得半死者的惨叫声交织著。一切都在愤怒之中。

下午二时左右,民众聚集在中山公园(新公园)开群众大会。

到了二点半左右,台湾商工学校的四、五十位学生,加上一般民众约有一百多人,包围并占领了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这时,政治建设协会派人前来电台,说是要叫蒋渭川来对全省广播;然而,因为找不到蒋渭川,于是改派「游行队伍至长官公署时才出现」的王添灯。

三点左右,王添灯来到电台,进入播音室向全台湾广播。

王添灯广播的大意是说:「台湾自光复以后,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陈仪被包可永、严家淦、周一鹗、葛敬恩等贪官污吏包围,对贪官污吏,不肯惩办一人,以致贪官人员无法无天,呼朋引友,官官相护。再加上武装军警与地方官吏走私,以致米粮外溢,人民无谷为炊,与其饿死,不如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以求生存。」

一刹那间,台北暴动的消息,全台皆知。积压一年多的民怨,至此乃如火山一般全面爆发了。

署名台湾民主联盟的《二·二八告同胞书》。

台湾民主联盟发表的《二·二八告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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