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時》按：本文首發於2014年12月1日《苦勞網》，經作者同意轉載。
無論是今年三月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還是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仍在進行的雨傘運動，都出現港台民眾互相聲援的場面。太陽花學運有香港學生舉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牌，而香港的運動也持續受到台灣抗爭者的關注和支持；短短幾年間，台灣人與香港人似乎成了同氣連枝、休戚與共的戰友。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省察近來不斷發酵的「港台命運共同體」之說與兩地建構的「本土」論述，揭示其中的問題，並提出一種連結港台社運的新視角。
解構「港台命運共同體」
對於將香港和台灣的處境並置來談，進而召喚一種「港台命運共同體」的論述策略，我們大概都已經不陌生，但這樣的共同體想像究竟從何而來？是誰在塑造這樣的想像？這樣的論述存在哪些缺陷？本文並不打算過於細緻或嚴謹地梳理此一論述的流脈，而選擇以某些代表性人物的言論為分析對象，勾勒出此論述可能夾帶的效果及其不足之處。
曾起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大老林濁水，在近期的一篇文章〈太陽花運動與港台命運共同體〉[1]提到，面對北京的壓力，香港和台灣民間極力以民主自由、社會公平為核心價值，建構「命運共同體」認同，而港台民眾在太陽花學運的彼此聲援，正好展現了此一認同。在2013年的文章〈港台命運共同 認同不同〉[2]，林濁水則藉由香港大學公布的人民好感度調查，指出香港人對台灣人的好感持續提升，是香港不得不在1997回歸中國之際，持續關注台灣命運的結果。他還說，香港人對英國人的好感遠高於對中國人的好感，顯示香港人有一種懷念殖民地的情緒，而就在恐懼北京、懷舊殖民的同時，「民主運動，本土運動都油然勃興也油然合體了」。
某種程度上，林濁水的論調是很符合港台主流社運話語的走向的。在太陽花學運發生前，一位來台訪問的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寫道[3]：
說白了，中國大陸的角色尤為關鍵。中國一方面利用黨國極權發展龐大市場經濟，同時又對言論自由、社會低下階層進行不公義的壓迫，香港和台灣如何在這樣的威脅下，建立一套關於優質民主自由體制的論述呢？
我們不難發現，所謂的「港台命運共同體」，是建築在兩大基石之上的：一是「中國威脅」，二是「普世價值」。這裡並不是要宣稱不存在中國官方的威脅，問題在於，此類論述往往有將「中國」一體化和他者化的危險，使反抗的視野大大受限。面對中港經貿整合，中國威脅論視之為「紅色資本」的入侵，卻避談香港資本和跨國資本的利益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作方式；面對北京的政治干預，中國威脅論經常不加細分「中國」內含的複雜層次，導致「中國人」、「中國政府」、「中國民族主義」都變成批判和排拒的對象。然而，當中國人民也深受國家機器的壓制和資本的剝削，他們的命運難道外在於香港人和台灣人組成的共同體嗎？
「港台命運共同體」論述的第二個重點，在於強調香港、台灣本地「進步」的核心價值，如安定繁榮、自由民主等等。然而，上述這些西方普世價值的進步性並非不證自明，相反的，它們應該被徹底置疑──尤其因這些普世價值經常被正面地連結到殖民留下的遺產。林濁水認為港人的殖民懷舊感推進了香港民主運動和本土運動，聽來荒謬，但香港學者孔誥烽也講過類似論點。在他2009年的文章〈從殖民史尋找未來〉[4]中，孔誥烽用一種斷裂和美化歷史的方式，強調英治的「好」與回歸後的「壞」，例如以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的英式改良主義改革，對比九七後的「新權貴」破壞殖民當局與社會建立的無形契約，導致私有化和貧富兩極化。這掩蓋了港英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事實，而中共只不過是強化既有的殖民政策。林濁水和孔誥烽寄望殖民經驗能為香港社運帶來活力，足證港台命運共同體之說無助於認識殖民體制的內在矛盾，更無助於解殖。
「本土」之外的社運史
若我們拉遠一點來看，「港台命運共同體」就變成僅僅是本土論述的一部分，在這個時點，港台兩地都在積極建構自身的本土論述。孔誥烽〈從維港發現玉山──港、台本土意識的共振〉[5]指出，香港新本土意識的崛起受到台灣本土社運的影響，像是2004年台灣民進黨發起「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抗議活動，隨後香港也出現「牽手護維港」的行動，而「命運共同體」、「新香港人」的概念更遙相呼應台灣本土派在李登輝時代提出的口號。孔誥烽以2003年的50萬人大遊行為起點，將2004年的保護維港運動及之後的保衛皇后、反高鐵、五區公投，都納入香港新本土意識／本土社運的系譜，他並同時參照台灣七十、八十年代以來的環境保護和社區保護運動，認為這些運動和民進黨等本土力量合流後，便成為台灣本土意識的泉源。
有意思的是，海峽的另一端，台灣學者何明修為今年七一遊行寫的文章〈近年來台灣社會運動中的中國因素〉[6]，開頭就說「台灣的社會運動風潮，起源於1980年中期」，在他的詮釋裡，當時反對工業污染、反核能發電、以保護家園為號召的各種社會運動，背後的支撐動力是台灣的本土認同，而這正是抱持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民黨政權打壓的對象。微妙的是，九十年代後的歷史，何明修略過民進黨執政八年下的社運不提，直接跳接到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後的社運，也就是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到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
我們可以看到，孔誥烽和何明修建構出來的本土社運史觀，其實是根據同一個邪惡軸心──中國──孿生出來的鏡相論述，所以不夠本土化、不堅守本土主義和不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的運動都「自動缺席」，而被提及的運動皆被同質化為沒有內部歧異和衝突的團塊。這種史觀，會讓我們付出什麼代價？
就以何明修的論述來看，他隻字未提2005年持續至今的樂生運動，因為樂生院暴露出民進黨政府和國民黨共享了同一套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同樣無視邊緣院民的居住權益和要求文化保育的聲音。對於今年的太陽花學運，何明修硬是把運動的性質化約為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的侵害，卻未注意到除了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自由派學者、獨派及綠營人馬以外，也有像是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這樣的左翼團體，他們聚焦於自由貿易和跨國界的階級問題，並企圖打開、重新辯論運動的議題框架和目標。
重返左翼國際主義
是時候面對香港─台灣社運串聯話語之中的侷限性和遮蔽性了。港台命運共同體、中國威脅論、普世價值論、（新）本土意識及其派生的社運史觀，皆有意或無意地吸納了不同社運的主張，排除了非本土派主導的運動，更以一種不證自明、同仇敵愾的共同體感，取代社運內部的相互批判與政治路線的討論。那麼，我們還有其他的選項嗎？
港台本土論述的故事總是從七十或八十年代講起，以致我們幾乎都忘了，港台兩地的左翼抗爭史遠比本土社運史觀來得長遠。依照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的說法，台灣的左翼歷史可追溯到二十、三十年代的日據時期，當時台灣階級運動受日共與中共影響，例如接受日共領導的「農民組合」。第二波是1946年組織起來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許多人抱著理想加入地下黨，卻在五十年代遭到國民黨政權的全面肅清。[7]日本殖民統治下武裝抗日和議會請願的台灣人民、透過農民組合跟企業主爭權的蔗農、被右翼白色恐怖清剿的左翼分子……，這些本土論述一刀切斷的，卻無疑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先驅們的思想和實踐，難道不是我們應回頭汲取的寶貴資源嗎？
香港也有左翼運動的輝煌傳統，其中標誌性的事件就屬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當時，廣州工人聯合香港工人一起罷工，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和英國帝國主義對華人的壓迫。香港作家陳冠中寫道[8]：
罷工工人除了表現反帝的民族主義立場外，亦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這些訴求，不正是香港人直至今日都在爭取的嗎？可是，省港大罷工哪裡會分中國人或香港人呢？哪裡有地域性的疆界和本土優先的私心呢？如果我們將台灣和香港社運放回左翼國際主義的歷史脈絡，即會發現港台同樣經歷了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東亞冷戰體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鬥爭，而這些才是港台社運得以連結的結構性因素。
在緊密交織的歷史成因之上，港台彼此的認識，沒有理由止步於「受同一個霸權宰制」的圖像。我們應該長出超越本土的主體性，並想像一種帶有左翼國際主義精神，由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人民構成的共同體──也許我們可以暫且稱之為「兩岸三地左翼連帶」。
註釋
[1] 林濁水，〈太陽花運動與港台命運共同體〉，東方報業集團網站，2014年6月4日。
[2] 林濁水，〈港台命運共同 認同不同〉，想想論壇，2013年6月21日。
[3] 王潔瑩，〈港台社運迷思─ 一個香港學生的觀點〉，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3年10月20日。
[4] 孔誥烽，〈從殖民史尋找未來：香港社會進步與全球戰略價值的殖民地根源〉，載王慧麟等編，《本土論述年刊2009》。台北：漫遊者文化。2009。頁127-135。
[5] 孔誥烽，〈從維港發現玉山──港、台本土意識的共振〉。載王慧麟等編，《本土論述年刊2010》。台北：漫遊者文化。2010。頁115-122。
[6] 何明修，〈近年來台灣社會運動中的中國因素〉，香港獨立媒體網，2014年6月29日。
[7] 陳映真，〈《人間雜誌》：台灣左翼知識分子的追求和理想──陳映真訪談〉。人文與社會，2012年5月18日。另見王顥中，〈「左工」與「世代」時間觀的商榷〉，苦勞網，2014年6月17日。
[8]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2012。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