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反思港台社运串联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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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按:本文首发于2014年12月1日《苦劳网》,经作者同意转载。


无论是今年三月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还是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仍在进行的雨伞运动,都出现港台民众互相声援的场面。太阳花学运有香港学生举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标语牌,而香港的运动也持续受到台湾抗争者的关注和支持;短短几年间,台湾人与香港人似乎成了同气连枝、休戚与共的战友。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省察近来不断发酵的「港台命运共同体」之说与两地建构的「本土」论述,揭示其中的问题,并提出一种连结港台社运的新视角。

解构「港台命运共同体」

对于将香港和台湾的处境并置来谈,进而召唤一种「港台命运共同体」的论述策略,我们大概都已经不陌生,但这样的共同体想像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塑造这样的想像?这样的论述存在哪些缺陷?本文并不打算过于细致或严谨地梳理此一论述的流脉,而选择以某些代表性人物的言论为分析对象,勾勒出此论述可能夹带的效果及其不足之处。

曾起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大老林浊水,在近期的一篇文章〈太阳花运动与港台命运共同体〉[1]提到,面对北京的压力,香港和台湾民间极力以民主自由、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建构「命运共同体」认同,而港台民众在太阳花学运的彼此声援,正好展现了此一认同。在2013年的文章〈港台命运共同 认同不同〉[2],林浊水则借由香港大学公布的人民好感度调查,指出香港人对台湾人的好感持续提升,是香港不得不在1997回归中国之际,持续关注台湾命运的结果。他还说,香港人对英国人的好感远高于对中国人的好感,显示香港人有一种怀念殖民地的情绪,而就在恐惧北京、怀旧殖民的同时,「民主运动,本土运动都油然勃兴也油然合体了」。

某种程度上,林浊水的论调是很符合港台主流社运话语的走向的。在太阳花学运发生前,一位来台访问的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生写道[3]:

说白了,中国大陆的角色尤为关键。中国一方面利用党国极权发展庞大市场经济,同时又对言论自由、社会低下阶层进行不公义的压迫,香港和台湾如何在这样的威胁下,建立一套关于优质民主自由体制的论述呢?

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港台命运共同体」,是建筑在两大基石之上的:一是「中国威胁」,二是「普世价值」。这里并不是要宣称不存在中国官方的威胁,问题在于,此类论述往往有将「中国」一体化和他者化的危险,使反抗的视野大大受限。面对中港经贸整合,中国威胁论视之为「红色资本」的入侵,却避谈香港资本和跨国资本的利益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作方式;面对北京的政治干预,中国威胁论经常不加细分「中国」内含的复杂层次,导致「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民族主义」都变成批判和排拒的对象。然而,当中国人民也深受国家机器的压制和资本的剥削,他们的命运难道外在于香港人和台湾人组成的共同体吗?

「港台命运共同体」论述的第二个重点,在于强调香港、台湾本地「进步」的核心价值,如安定繁荣、自由民主等等。然而,上述这些西方普世价值的进步性并非不证自明,相反的,它们应该被彻底置疑──尤其因这些普世价值经常被正面地连结到殖民留下的遗产。林浊水认为港人的殖民怀旧感推进了香港民主运动和本土运动,听来荒谬,但香港学者孔诰烽也讲过类似论点。在他2009年的文章〈从殖民史寻找未来〉[4]中,孔诰烽用一种断裂和美化历史的方式,强调英治的「好」与回归后的「坏」,例如以七十年代港督麦理浩的英式改良主义改革,对比九七后的「新权贵」破坏殖民当局与社会建立的无形契约,导致私有化和贫富两极化。这掩盖了港英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事实,而中共只不过是强化既有的殖民政策。林浊水和孔诰烽寄望殖民经验能为香港社运带来活力,足证港台命运共同体之说无助于认识殖民体制的内在矛盾,更无助于解殖。

「本土」之外的社运史

若我们拉远一点来看,「港台命运共同体」就变成仅仅是本土论述的一部分,在这个时点,港台两地都在积极建构自身的本土论述。孔诰烽〈从维港发现玉山──港、台本土意识的共振〉[5]指出,香港新本土意识的崛起受到台湾本土社运的影响,像是2004年台湾民进党发起「二二八牵手护台湾」的抗议活动,随后香港也出现「牵手护维港」的行动,而「命运共同体」、「新香港人」的概念更遥相呼应台湾本土派在李登辉时代提出的口号。孔诰烽以2003年的50万人大游行为起点,将2004年的保护维港运动及之后的保卫皇后、反高铁、五区公投,都纳入香港新本土意识/本土社运的系谱,他并同时参照台湾七十、八十年代以来的环境保护和社区保护运动,认为这些运动和民进党等本土力量合流后,便成为台湾本土意识的泉源。

有意思的是,海峡的另一端,台湾学者何明修为今年七一游行写的文章〈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中的中国因素〉[6],开头就说「台湾的社会运动风潮,起源于1980年中期」,在他的诠释里,当时反对工业污染、反核能发电、以保护家园为号召的各种社会运动,背后的支撑动力是台湾的本土认同,而这正是抱持大中国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权打压的对象。微妙的是,九十年代后的历史,何明修略过民进党执政八年下的社运不提,直接跳接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后的社运,也就是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到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

我们可以看到,孔诰烽和何明修建构出来的本土社运史观,其实是根据同一个邪恶轴心──中国──孪生出来的镜相论述,所以不够本土化、不坚守本土主义和不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的运动都「自动缺席」,而被提及的运动皆被同质化为没有内部歧异和冲突的团块。这种史观,会让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就以何明修的论述来看,他只字未提2005年持续至今的乐生运动,因为乐生院暴露出民进党政府和国民党共享了同一套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同样无视边缘院民的居住权益和要求文化保育的声音。对于今年的太阳花学运,何明修硬是把运动的性质化约为中国因素对台湾民主的侵害,却未注意到除了黑色岛国青年阵线、自由派学者、独派及绿营人马以外,也有像是全国关厂工人连线这样的左翼团体,他们聚焦于自由贸易和跨国界的阶级问题,并企图打开、重新辩论运动的议题框架和目标。

重返左翼国际主义

是时候面对香港─台湾社运串联话语之中的侷限性和遮蔽性了。港台命运共同体、中国威胁论、普世价值论、(新)本土意识及其派生的社运史观,皆有意或无意地吸纳了不同社运的主张,排除了非本土派主导的运动,更以一种不证自明、同仇敌忾的共同体感,取代社运内部的相互批判与政治路线的讨论。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港台本土论述的故事总是从七十或八十年代讲起,以致我们几乎都忘了,港台两地的左翼抗争史远比本土社运史观来得长远。依照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的说法,台湾的左翼历史可追溯到二十、三十年代的日据时期,当时台湾阶级运动受日共与中共影响,例如接受日共领导的「农民组合」。第二波是1946年组织起来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许多人抱着理想加入地下党,却在五十年代遭到国民党政权的全面肃清。[7]日本殖民统治下武装抗日和议会请愿的台湾人民、透过农民组合跟企业主争权的蔗农、被右翼白色恐怖清剿的左翼分子……,这些本土论述一刀切断的,却无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先驱们的思想和实践,难道不是我们应回头汲取的宝贵资源吗?

香港也有左翼运动的辉煌传统,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属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当时,广州工人联合香港工人一起罢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对华人的压迫。香港作家陈冠中写道[8]:

罢工工人除了表现反帝的民族主义立场外,亦大量采用当时世界上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及国际主义话语,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这些诉求,不正是香港人直至今日都在争取的吗?可是,省港大罢工哪里会分中国人或香港人呢?哪里有地域性的疆界和本土优先的私心呢?如果我们将台湾和香港社运放回左翼国际主义的历史脉络,即会发现港台同样经历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东亚冷战体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斗争,而这些才是港台社运得以连结的结构性因素。

在紧密交织的历史成因之上,港台彼此的认识,没有理由止步于「受同一个霸权宰制」的图像。我们应该长出超越本土的主体性,并想像一种带有左翼国际主义精神,由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人民构成的共同体──也许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两岸三地左翼连带」。

注释
[1] 林浊水,〈太阳花运动与港台命运共同体〉,东方报业集团网站,2014年6月4日。
[2] 林浊水,〈港台命运共同 认同不同〉,想想论坛,2013年6月21日。
[3] 王洁莹,〈港台社运迷思─ 一个香港学生的观点〉,公视新闻议题中心,2013年10月20日。
[4] 孔诰烽,〈从殖民史寻找未来:香港社会进步与全球战略价值的殖民地根源〉,载王慧麟等编,《本土论述年刊2009》。台北:漫游者文化。2009。页127-135。
[5] 孔诰烽,〈从维港发现玉山──港、台本土意识的共振〉。载王慧麟等编,《本土论述年刊2010》。台北:漫游者文化。2010。页115-122。
[6] 何明修,〈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中的中国因素〉,香港独立媒体网,2014年6月29日。
[7] 陈映真,〈《人间杂志》: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陈映真访谈〉。人文与社会,2012年5月18日。另见王颢中,〈「左工」与「世代」时间观的商榷〉,苦劳网,2014年6月17日。
[8] 陈冠中,《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香港:牛津大学。2012。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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