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亞投行的一點思考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2015年4月5日《苦勞網》公共論壇,經作者授權轉載。

凌島在《破土》發表的〈對話汪暉〉一文,質疑汪暉稱「一帶一路」能對「世界歷史路徑的新修正」是期許而非現實,並提出有力的質疑:

❝經濟的擴張必然伴隨著霸權的擴張,經濟的衝突必然伴隨著政治和軍事的衝突……如果是走這樣(『持劍經商』)一條道路,那麼中國的崛起和英美的爭霸之路就沒有任何區別,只是用一種新的以中國為中心的霸權體系替換了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體系。❞

❝中國模式成功和世界工廠地位的確立,依據於對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壓榨,由此造成的尖銳的勞資矛盾日益成為中國社會的不稳定因素。中國資本大規模輸出國外後,必然把這種勞資衝突輸入到國外,甚至相比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帶一路」能否成為「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徵的共同道路」,取決於中國社會內部能否超越『經濟過程對社會關係的破壞和摧毀』,能否有足夠的力量來逆轉市場和資本對社會的滲透與對勞工的壓榨。❞

我認為,對以為亞投行、「一帶一路」是「針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進行改革的漫長過程」的說法進行批評,是重要的,也是有必要的。但凌島整篇文章的主調和理據,卻又似乎只是補充了一部分人反對台灣加入亞投行的聲明,對於為何同意資本主義滲透中國的汪暉仍指這「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則缺乏深入討論。

凌島認為中國的商品和資本輸出,必然影響到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政治勢力,「如何防範在輸出國可能產生的政治風險?」凌島究竟認為中國的投資是殖民主義翻版,抑或是能夠催生出反對現時世界經濟分工的政治風險?這顯得含糊不清。反而,汪暉則指出了重要的一點:「一帶一路」將「不可避免地需要討論全球勞動分工和全球關係的發展和變動」,如果是因為這樣而產生「政治風險」,那有沒有進步性呢?

凌島指中國輸出壓榨勞動力的勞資衝突到國外,不就是跟那些批評亞投行不會像世界銀行、IMF般要求「人權」、「環保」的論調同出一轍嗎?可知道,壓榨勞動力的不是「中國模式」,而是資本主義模式;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左翼當然要批判,但不能把問題的根源模糊化,否則,便很容易墮進「抽象反對帝國主義,實質反對中國人民」1的圏套。

凌島和汪暉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於其經濟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脫離」,這是很奇怪的說法。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於其運作模式之中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而經濟與文化、習俗、宗教脫離倒是其進步的地方;而整篇文章都在說明經濟與政治的密不可分的闗係。

從汪暉一文可以看出他對「一帶一路」的期許,是因為這樣大規模的投資有可能挑戰全球勞動分工和全球關係的發展,汪認為這「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如果他的意思是指,實行這計劃很可能擴大中國國企的規模和影響力2,我是同意的,但這能否被演繹為「社會主義色彩」,則值得相榷。

我認為,汪暉一文的重要之處,不在於他對計劃的無限憧憬,而是與他過去一直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只是在蠶食「社會主義遺產」有明顯分別。如果他認為有可能使這計劃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是有競爭力「走出去」的國企、在背後支持它們的國有銀行,和國家的「規劃」,而在三十年前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想像,那是在說明什麼?

從中國近十年與發展中國家貿易、投資的經驗來看,中國並不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本,反而中國的投資稍微填補了這三十年來一直被忽視的、與國際分工無直接關係、發展中國家急需的基礎建設。中國的投資,增加了發展中國家與國際金融機構討價還價的能力,反而令新自由主義走得沒那麼順暢。

正如趙平復在〈在圍繞亞投行的各式喧嘩的背後,不要忘記根本矛盾〉文中所指出的,中國的「一帶一路」完全沒有挑戰資本帝國主義的意圖,甚至是希望「挽救危機中的世界資本主義」。因此,對左翼而言,讓人民打破與帝國主義陣營的「共存共榮」的迷思,發展出「足夠的力量來逆轉市場和資本對社會的滲透與對勞工的壓榨」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這並不只是中國的「家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圍堵和千方百計的阻攔,說明了亞投行的作用、「另類性」,更大的受制於帝國主義國家。要是各國的勞動人民只看到中共的「無能」,而沒有看到催生這種「無能」的帝國主義壓迫,那就是見樹不見林了。

註釋
1.語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盧荻。
2.這個說法將與現時要求深入改革國企、局部私有化的許多主張矛盾,但「一帶一路」是否可能成為私有化障礙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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