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贸运动的美国因素

太阳花领袖美国记者会

2014年8月,太阳花运动领袖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呼吁美国改变一中政策。

《跨时》按:本文刊于《思想》第27期,2014年12月(台北:联经出版社),经作者授权转载。我们为其加上了配图。


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反服贸占领立院行动(318学运),随着4月10日学生退出立院告一段落,而退场所换得的具体结果,是《两岸协定缔结条例》的法制化,并在此前提下,逐条审议服贸条文。当初沸扬的「占领」行动中,青年占据了「立法院」这个操练代议民主的象征性空间,并冲入决策核心机构「行政院」。如此激进的运动形式,看似挑战了代议民主的运作机制,然而从结果看来,它最后却又吊诡地被代议制度自身所回收了——最初运动用以召唤民众的「反黑箱」本身,其实就是程序民主的操作,于是,以质疑「程序」为正当性的反对运动,最后势必得透过「更为完备的程序」来收场。就结果而论,运动未能透过基进形式与广大动员,冲破用以巩固民主代议制度的结构,反而不过是在民主代议制度内部进行一轮体内循环;经历此场运动的台湾社会,基本上仍旧维持了两党政治的结构,甚至未能超脱蓝绿格局。然而真正被强化的,则是运动不言自明的潜台词——借由反对台湾与中国的经贸协议而召唤出的台独情感,以及作为它对立面的「恐中、反共」意识型态。

在国际冷战、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下,两岸自1950年代至1980年代长期隔绝,这是战后台湾社会内部「恐中、反共」的历史背景。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十多年间,世界体系霸权国家多次面临经济危机,WTO体制下的国对国双边自贸协定陷入泥淖,取而代之的是区域间各国在经济上的多边整合。在东亚冷战分断体制下,两岸分裂作为它的底层结构,正面临包括南亚、东亚等亚洲区域经济整合的挑战:亚洲各国在漫长的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制造业分工、外销导向等特征,成为当前区域经济整合的前提,加上东协制造业网路崛起、中国的服务业转型提供了区域内部市场,冷战经济体质正在面临转变,并冲击著东亚分断格局。对于身处台湾岛上的人们来说,如此结构性的变化,被认识为所谓的「中国崛起」——相对于经济衰退的台湾,一般民众正面临长期的薪资停滞、物价上涨、劳动弹性化等恶劣处境,「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于是带给台湾民众前所未有的失落感与威胁感,这成了新一代恐中、反共情绪的燃料。可以这么说,当经济动力挑战了分断体制自身,在台湾社会内部,作为巩固两岸分裂状况的「恐中、反共」核心意识型态,却被相反向地强化了。这样的意识型态,一方面延续著过去国民党专制戒严体制下的反共教育,另一方面,更挟著1980年代民主化运动之后被民众内化的反共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汇整成一套「守护台湾民主,不被中共侵害」的反对语言,为反服贸运动所动员。

在这样的理解下,我想从两个方向讨论:第一,通过反服贸运动,反共、恐中意识型态在台湾社会内部达到深化的效果,那么巩固它的外部结构又是什么?第二,如果可以把反服贸运动与它的社会动员视为两岸关系变化下的反作用力,我们该如何历史地看待这个变化?

从「国家安全」谈起

该追问的是,先不谈服贸协议是否为惯常所理解的自由贸易协定[1],为什么过去面对那些对台剥削性极高的WTO、台美的TIFA、台纽FTA等等真正「不平等、不自由」的自贸协定,都未能在台湾社会激起与反服贸等量的反对声音?这或许可以从作为运动收尾的民间版《两岸协定缔结条例》开始讨论。3月初,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于所推出的民间版《两岸协定缔结条例》[2],多位法律、政治、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台湾学者连署支持,并在318学运之后成为运动的主要诉求。这份条例的说明案由开宗明义表明:「为使两岸官方交流在确保国家安全、人民福祉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原则下进行良性互动」,而所谓「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可由条例第八条及其说明中得知:第八条内容最末「…相关人员违反第六条第三项之规定,致生损害于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人民对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主权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说明最末「相关人员违法致生损害于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人民对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主权者,以外患罪论处」[3]。换句话说,这是将「国家安全」以外患罪条款入法,而所谓「侵害国家安全」的界定,则是模糊的、得以任凭诠释的「侵害中华民国主权」。

在台湾,外患罪是以《刑法》论处的,而《刑法》中关于外患罪的定义,大部分是针对国对国之战争、军事化等特殊状况,而防范对象,是在此种特殊状况下被定义为「敌国」者。民间团体将此条款定入条例,并倾社会之力推动立法,不言之意,就是「中国大陆」至今仍是我方的「敌国」,与敌国的一切交往[4],包括经贸协议,则不能等同于一般国家间往来,必须以特殊法条加以规范,这是第一层意义。第二,正因为台湾的「国家地位」并不明确,因此与中交往必然牵涉「中华民国主权」问题,必须前提化、法定化加以保护,而针对在各种外交谈判中,若可能因为谈判内容而折损我方主权者,不惜以外患罪论处,以示威吓。[5]

台湾经历了长期的反共戒严体制,戒严法将整个社会悬置封存于军事状态中,两岸人民的一切往来被严格禁止;蒋介石政权更以「国家安全」为名,于台湾岛内进行大规模「勦匪」,清勦了大批左翼份子与一般民众,这是众所周知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在两岸人民开放来往将近三十多年的今日,我们仍可以在各种相关法条中看到反共戒严体制的残余,例如作为特殊规范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针对在台陆生的「三限六不」歧视条款等等。倘若台湾号称已经历了解严与民主转型,并自傲于这十几年来的民主深化、民主巩固的积累,何以类似的白色恐怖残余,在各种相关法条当中仍如此根深蒂固?又何以高举「守护台湾民主」大旗的反对运动,竟然推出了这种包含白色恐怖条款的法案,还引以为进步?[6]为什么针对其他自由贸易签订对象,台湾从未出现类似的社会力量,要求订立前置法条、将「外患罪」入法?

将「大陆」作为台湾恒常的敌国,于内以「国安」之名,合理化各种歧视性法规与白色恐怖条款,于外则以「自卫」为名,合理化军武升级与竞赛、合理化每年对美军购,敌对状况下的「恐中」构成了反服贸运动的底线,毫不意外地与美国近三十年来的两岸政策不谋而合,也遥相呼应着近年美国亚太再平衡、重返亚洲的东亚政策。

「国家安全」与东亚军事化

台湾岛内的动荡无法脱离东亚局势而讨论。考察近年东亚各地的军事扩张状况,可以发现区域中各国的军事化倾向,正呼应着与美日安保结构的扩大与深化,而安保结构与东亚军事化,正是将中国、北朝鲜作为围堵对象,并以区域安全之名形成反共连线,这是「反中、恐共」意识型态在国际政治安排中的具体展现。

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正随着右翼安倍晋三政权的掌权而逐渐复苏。2010年,日本政府公布新版《防卫计画大纲》,其中日本自卫队的布署地域,自过去以俄罗斯作为防堵对象的北方,移向南方、西南方的琉球与周边诸岛,并且改动了针对琉球诸岛的用语,由原称的「岛屿部分」改为「西南诸岛」,以将钓鱼岛囊括入自卫队防卫范围内。这项调整使得日本自卫队防卫范围和美日安保范围相互重叠,并且成为2012年9月日本政府恶意收购、国有化钓鱼岛的前置作业。2013年日府持续修订《防卫计画大纲》以配合后续军事行径,日媒指出,其重点在于将中国明确定为日本自卫队军武化所针对的「敌国」。[7]

同年10月,美日于东京召开「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美国除了允许日本修改原本受和平宪法第九条所制约的「集体自卫权」,更表态将支持日本在「东中国海的无人岛」取得控制权,这里所说的「无人岛」就是钓鱼岛,美日双方将合作在钓鱼岛装置雷达站与无人侦查机。这暗示了两点,其一,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侵略行动,美国仅在政治上暗中默许,但自此之后,美国将与日本在军事上公开合作,并调动武力支援。其二,雷达站的地点之一,就位于台湾宜兰苏澳东北部外海上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111公里,两岸视线可及。换句话说,台湾自然也在美日安保范围,以及日本自卫队监视、侦测范围之内,日后一旦军事状况紧绷,邻近海域将面临军事戒严,台湾没有条件隔岸观火、置身事外。2014年,美方对于日占钓鱼台的行径,有了正式的对外态度:美军驻日本冲绳司令魏斯勒在访问中提到,「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早先也借由日本、中国行,重申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台,属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畴」,并表示「若中国夺岛,美国将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帮助日本夺回尖阁诸岛(钓鱼岛)」。[8]也就是说,钓鱼岛议题,成为了美日安保结构进行军事动员的共同基础,并且成为美国埋于东亚的地雷,以备启动对中战争。

「钓鱼岛争议」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战后,亚洲旋即被置入全球战略格局的分工之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责任与历史清算,则在美国介入下被无限期延宕。冷战结构松动的今日,钓鱼岛争议往往仅被当作「领土问题」看待,然而,一旦历史正义被刻意的去政治化,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就会被悬置于现代国家间的政治角力,美国与日本政府蛮横地挪用法治程序强势侵占钓鱼岛、否定中国拥有钓鱼台主权,如此恶意的霸道行为竟被国际政治所默许,成为挑动区域冲突的战争因子。

在强占钓鱼岛以外,另一项发生于今年、足以敲响区域和平警钟的重大事件,就是安倍政权罔顾宪政民主与强大的反对民意[9],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复兴,自然因为得到美国的允许──同样在2013年「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中,美方表示将扩大日本自卫队的自主性,允许日本修改原本为和平宪法第九条所制约的「集体自卫权」,并支持日本增加国防预算,等于公开支持安倍政权上任以后的军事化倾向。

「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日本有同盟关系的国家(美国),若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可以通过同盟关系而发动武力。二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限制了日本政府不得主动发动战争、不设置军队,这是对于日本军事化的制约,也一定程度上制约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因此,日本政府倘若要通过集体自卫权发动武力,就必须修改宪法。对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者而言,集体自卫权的具体实行,必透过美日安保关系(例如911发生时,美国就屡次要求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以配合反恐),而现在,美国重返亚洲下的军事布署,则提供军国主义复苏的踏板。安倍政权再度连任后,更加积极筹划修宪、释宪议程,以解禁集体自卫权,[10]若集体自卫权解禁,日本自卫队只要配合美国同盟国的军事行动,例如配合美国于东亚岛链上设置的导弹系统与海上军事规划,即可几乎不受限制地主动发动武力。钓鱼岛问题,则可能成为日本政府的理由,主动攻击任何「入侵」争议领土、领海船只的「敌方」,例如中国大陆、台湾的巡逻舰或渔船。换句话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正是以国家的「自卫」为名,行侵略之实。

再者则是东亚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扩大。2013年2月,美国总统欧巴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协议,在既有的东亚美军基地之外,将于日本京都的宇川兴建新的美军基地与自卫队基地,以纳入美国的导弹防卫系统;2014年7月,日本岩国美军基地在接收自琉球普天间基地转移而来的军机之后,将成为东亚最大的军事基地;2014年,琉球边野古海岸将兴建日本自卫队军港,美军得以进驻使用,琉球与那国岛也将建设日本自卫队的雷达站,供海巡、探测与导弹作战。南韩方面,则以北朝鲜为敌国,扩大军备与深化韩美军事同盟。南韩政府正在济州岛兴建大型海军基地,完工之后,美军可依据《韩美共同防御条约》进驻使用,成为韩美军事联盟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2013年10月1日,南韩举行近10年最大规模的阅兵,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出席,席间南韩总统朴槿惠表示,此次阅兵规模之大,是为了应对「严峻的朝鲜半岛情势」;2014年2月至4月,韩美连续进行了两场针对北朝鲜的例行军事演习。美国与日、韩等国的互动,是将中国与北朝鲜作为「敌国」。[11]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便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防堵中国,而南韩扩大军备武装、强化韩美军事同盟,甚至在国内对亲北言论者动辄以匪谍入刑,更是以防堵北朝鲜侵略为借口。在「国家安全」的反共大麾下,东亚区域国家间的军事调度与部署,以及国内的类白色恐怖氛围,都被合理化了。

「恐中、反共」的政治支点是「亲美」

若我们把东亚区域的军事状态纳入视野,可以发现,同样的「国安问题」,被具体化为民间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中的「外患罪」,这也是台湾至今仍维持对美军购、在政治与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的理由之一。对于恐中、反共人士来说,「国安」几乎是无法踰越的底线,也因此不能把如此的心情感受,仅仅理解为两岸长期分断下的冷战意识型态的遗留;它之所以存在,正因为它在现实中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得以被动员成反对运动,构成东亚冷战分断体制能够再巩固的重要环节,一旦它被具形化为两岸人民之间的敌对,就有可能进一步成为东亚各地武装化、战争化的「民意」来源。

对台湾而言,以中国大陆作为「敌国」的国安问题,自战后以来,就无法脱钩于美国的两岸政策。2014年3月14日,美国众议院举办了一场美国台湾关系法35周年听证会,几位美国国会台湾小组的议员,就美国的两岸政策,对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进行质询。质询的重点项目包括美国对台军售(新F16军售项目)的立场,以及是否积极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会议的开场白即声明: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生效至今,台湾在美国支持下,已经成为一个「坚决支持人权、法治、自由市场和民主,且蓬勃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过去台美关系是建立在防堵共产主义蔓延于亚洲的共同防御上,而台湾民主化转型之后,台美关系的基础,开始由「共同利益」转向「共同价值」──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存在,证明一个彻底中国化的国家,是可以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而美国政府将透过美国在台协会[12],积极保持、深化台美关系,作为美国亚太区域再平衡策略的关键。[13]

以上发言隐而不彰的事实是:台美关系,岂止始于《台湾关系法》?从二战后至1980年代民主化之间,那个「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政权,同样是为美国所扶持。双战结构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冷战格局,与国共内战下国民党的反共利益相重叠,于是「两岸分裂」成为美国介入东亚、维持冷战分断体制的底层构造。台湾社会在美援的挹注下,通过反共独裁政权的白色恐怖统治,成功打压各种工农组织、压制劳动三权,进而以低工资、低农业收入、低福利等条件达到经济发展,在1960年代中期迈入工业化,加入美日台三角经济结构。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背景,在政治上是中美建交、台美断交,在经济上,则是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下美国对台湾进行压低关税的强势贸易谈判,而《台湾关系法》所明订的「安全保障」项目(美国对台军售)则成为美国对台施压的筹码——以「人权」条款,逼迫蒋氏独裁政权进行转型、过渡至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度。就台湾社会内部而言,1980年代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劳工、环境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可被视为前三十年独裁经济发展模式所累积的矛盾爆发,而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之间的矛盾,则具体展现在大民营企业要求公、国营企业私有化,并逐渐构成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民进党——的意识型态后盾。这样的社会矛盾,在八零年代中后衔接上国府的各项经济方针,包括在1985年G5高峰会议后的台币对美元硬性升值、低利率,以及成立「经济革新委员会」推动包含「金融自由化」在内的三化政策。

这些内、外因素,构成了台湾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也是2014年这场听证会所强调的「共同价值」的基础──正是台湾对于美国的高度依赖,使得台湾社会无论是过去的「独裁经济体制」,以至于1980年代之后的「民主转型」,都继承了同一套美式发展主义的现代化路径,更在经济、政治上与美国的东亚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呼应关系。也因此,即便台湾社会已然从威权过渡至民主,美国之所以转而以作为他「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规定台美关系,根本原因就是「反共」的「共同利益」并未动摇,而资产阶级民主观、人权观,已成为贬低、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共同价值」,这些都成为美对台持续施压、台对美持续依赖的政治筹码──否则,何以作为《台湾关系法》重点的「对台军售」,仍然是斡旋台美关系的核心项目?

作为照妖镜的「一中政策」

自中美建交、台美断交,美对台转以《台湾关系法》维持军售关系以来,美国的两岸策略一直是模糊的「一个中国」,也就是维持现状,反对统一,也不支持台独。就美方而言,以台湾作为与中国协商的筹码,维持两岸分裂状况、巩固东亚岛链冷战防线,自然最符合自身利益。这个判断一直持续到今日,并未受到两岸经贸整合的挑战。[14]今年美国商会年度白皮书指出,台湾对外经贸「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台湾大多数人对于经济依赖中国,愈来愈不安,这从马政府的两岸服贸协议难以获得民众支持,可见一斑;而台美双边投资协定恰可做为另一选择,协助台湾经贸多元化」,「美国商会承诺,将透过美国政府的影响力,说服其他会员让台湾加入TPP」。[15]这或许可作为美国对于两岸经贸整合态度的最佳注脚:对美国而言,包括服贸、ECFA在内的两岸经济谈判,甚至台湾更进一步地通过两岸经贸整合,编入东协为主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事实上并不会直接构成美国的利益受损。因为,第一,美国只要确保自己并未被排除于正在进行中的区域经贸整合过程,且能够在其中取得主导位置即可;换句话说,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加入TPP。第二,正如同美国与其同盟国的紧密联系,美台之间,除了军事与政治上的裹挟关系,在经济上还有重启谈判的台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TIFA),在区域经济整合的层次,则有美国强力主导的TPP作为杠杆。正因如此,两岸关系对于美国东亚策略而言,仍是在政治上、军事上制衡中国的关键。

由于美国政府删减了国防预算、缩编海外军事基地[16],两岸关系又牵扯到美国对中利益,诸多议员在《台湾关系法》的公听会上质疑美政府是否该改变「一中政策」,进而在军事上、经济上与国家地位上,进一步「支持台湾对抗中国」。有趣的是,就在今年8月22日,「太阳花学运」一众领导人于华府召开记者会,要求美国「改变一中政策」,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因为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包括国债、贸易往来,但是这个政策只能暂时的维持现况,被中国拿来步步进逼台湾的借口」[17],这些说法遥遥呼应了3月美方公听会的质询内容,而这场记者会,更反证了太阳花学运自身的反动性质:第一,反服贸运动与318学运,显然并非就产业层面,实事求是、客观科学地考量两岸服贸的利弊,反而是以「反对与中国往来」为主调,进一步召唤出各种反中、恐共情感,否则,何以运动所造出来的势头,竟成为「反对美国一中政策」的筹码?第二,倘若这场运动以反中、恐共而成功动员了民粹主义,最终为台独诉求造势,那么台湾运动领袖赴美要求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支持台湾抗中的行径,恰恰证实了「台独必须依赖美国」的政治现实。第三,要求美国改变一中策略,是站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要求美国进一步支持台湾,言外之意,则是维持、扩大美台军售关系,并为台湾打造政治空间,积极争取台湾进入各种类似TPP的国际协定平台。以此反观太阳花学运,它既不可能发展成一个批判不平等自由贸易协定的运动,更与东亚民众反对美国军事主义的潮流相互扞格,而不可能成为反美军基地、反战的反帝进步运动。

结语

服贸议题,以及随着反对服贸所掀起的318学运,它的肇因与作用不仅止于两岸之间,它向我们揭示著新的经济关系正在发展,与之相应的国家间体系也发生政治性的变化。随着亚洲区域经济整合,台湾面临着是否借由与中国大陆建立更深的连带、进一步加入由东协+6所主导的RCEP,或是在经济上,借由中美矛盾作为杠杆延续对美依赖;这关系台湾的未来究竟是成为亚洲区域制造业分工链的一环,或是加深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剥削、更深地构筑入美元危机。面对两岸经贸整合问题,台湾社会并不缺乏更多的恐中、反共、仇外情绪,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的趋势,进行更为宽广而严肃的思考与辩论。

拉长历史的轴线看待两岸关系,不难发现,当前这个历史阶段,正是台湾经历了日本殖民、美国新殖民之后,再度与中国,乃至于亚洲经济圈重新接轨的契机。历史地看,从1945年脱离日本殖民状态以来,台湾经历了三度结构松动,首先是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的1945年,以至韩战爆发、东亚冷战分断体制确立的1950年,这段时间,台湾岛内风起云涌的左翼反帝、反封建运动,是从中国革命以降,为两岸人民所共享的重要遗产;第二次,则是亲美反共独裁蒋氏政权的发展模式下,所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猛然喷发的1980年代,这些社会矛盾与人民抗争,具体汇流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民主运动;第三次,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WTO单边贸易体系碰壁、亚洲各国有了条件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动摇既定霸权体系的今日。[18]就前二次而言,结构的松动,都相应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第一次的民众抗争被1950年代白色恐怖所镇压,在美国支持下,结构被强势地收拢与巩固;而1980年代的民众运动发展为民主运动,却被过渡到美式资产阶级代议民主,收拢于蓝绿格局的政党政治。现在,台湾人民再次面临区域性的政经结构的松动与转型,这正是打开反思两岸关系、乃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契机,也是一个重要考验,我们是否能在变局中重新认识冷战、内战、殖民、新殖民问题,进而通过去殖民,而达到真正「主体化」——指出「美帝」角色,用意并不在将它作为一个外铄的归咎对象,而是进一步地思考究竟台湾社会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主体状态与内部力量,由内至外支持对美依赖、维持冷战分断结构,进而将曾经松动的结构加以封闭,使得曾经的民众反抗并未发展成对于体制的革命、进一步介入结构、革新体制?

从这个视角反观318学运所造型的台独情感,却是自两岸分裂以来,首度面临巨大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学运领袖必须赴美疾呼,因为服贸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一个中国」——以作为底线的「国安问题」引发危机感,动员反中民粹情绪,就是封闭当前结构破口的最佳补帖,一旦濒临战争,反中民粹终将成为区域间国家军事化的社会基础,成为美、日帝挑动战争的筹码。若情势至此,恐将是反服贸运动带给我们的最大的硬伤。

注释
[1] 虽然两岸服贸协议是在WTO框架下进行,但我认为不能以批判WTO的方式来理解它。目前来说,陆对台的诸多「让利」政策,已显示了它带有浓厚的两岸分断历史遗留的色彩。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正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普遍逻辑,所以,通过批判自由贸易、企图批判资本主义,却恰恰好难以对于反服贸进行介入与作用,因为这样的谈法已经将两岸特殊的自贸性质普遍化,而无法回应这股仅仅针对两岸贸易而反对的政治诉求。两岸的历史关系,不只是经济逻辑,更是政治逻辑──在台湾必须依赖外部市场的先天条件下,所谓政治,是指台湾因为分断而割裂了与大陆经济圈的连带,转而依赖美、日,这是经济模式中的政治逻辑,也因此,在当前区域经济模式转变的此刻,反服贸运动正是以政治逻辑介入贸易选择。「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的文章,请见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tag/【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而关于自由贸易的讨论,即将以文章发表于《人间思想》第七期:王颢中、胡清雅:〈代导言:从中国因素谈起〉。

[2] 民间版《两岸协定缔结条例》完整内容,请参考「民间版两岸协定缔结条例」网站:http://billy3321.github.io/trade_act_qa/people.html(摘自2014年9月2日)。

[3] 这里提及的外患罪与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依据,应是参考《刑法》外患罪的第113条「应经政府允许之事项,未受允许,私与外国政府或其他派遣之人为约定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与第114条「受政府之委任,处理对于外国政府之事务,而违背其委任,致生损害于中华民国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纵观《刑法》外患罪第103条至第115条,外患罪主要针对的是特殊军事状态与敌对国家,几乎没有模糊以「侵害中华民国主权」入罪。

[4] 过去作为冷战戒严体制法源之一、延续内战状况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已于1991年五月废止,就形式而言,两岸应可说是结束了「敌对状态」、结束内战。然而,两岸之间仍然存在许多特殊法规,一方面可视为冷战-内战架构下两岸分断的残留物,另一方面,也可视为这是在意识型态上对于分断体制的再巩固。

[5] 对于这样的说法,可以提出多种反驳,国与国间政治经济谈判,必然是强势国家握有主导权,逼迫弱势国不惜修改国内法条、放宽贸易限制、开放劳动力、降低关税等方式予以配合,例如前阵子例美猪、美牛进口要求台湾政府放宽瘦肉精、莱克多巴安标准,都该被视为「侵害主权」的行为,却不见任何前置性法规加以论处。

[6] 关于民间版《两岸监督条例》第八条白色恐怖条款的问题,请参考向前、伍毅豪:〈「不反服贸的反服贸运动」──试论三一八学运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启示〉(2014年4月4日),《批判与再造(复刊版)》:http://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4/04/04/(摘自2014年9月2日)。

[7] 〈日媒披露新《防卫计划大纲》概要〉(2013年11月27日)《BBC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1/131127_japan_defence,(摘自2014年9月20日)。

[8] 〈中国若强占钓岛,美军冲绳司令:动武夺回〉(2014年4月13日)《自由时报》。网址:https://tw.news.yahoo.co/中国若强占钓岛-美军冲绳司令-动武夺回-221307960.html,(摘自2014年9月20日)。

[9] 对此,日本至少有24个地方议会通过反对案,包括冲绳县那霸议会(民众反对边野古海军基地计画运动正在进行中)。 8月27日,约600位抗议民众至日本首相官邸前抗议;8月29日,一名男子爬上JR新宿站南口与高岛屋的联络天桥自焚,诉求「反对安倍政权、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

[10] 7月1日,安倍政权进行修宪解释后,将进行一连串的修法,包括《自卫队法》(改动日本出动自卫队、行使自卫权的条件的第一条「发生日本受到不正当武力攻击的紧急事态」,以放宽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以及与领土相关的《周边事态法》等,以便将来应对更加紧密的美日军事同盟,具体而言,则是为搭载日本侨民的美军舰船护航、拦截射向美国的导弹等状况。「美日安保条约」就是「集体自卫权」的载体,日本得以通过美日同盟而发动武力。目前,可能通过释宪,进而出现不受和平宪法制约、得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情况有:利用导弹防御系统击毁攻击盟国的弹道导弹;在公海与海上自卫队船同行的别国船舰受到攻击时,自卫队船舰得以进行反击;与自卫队一起参与外国重建等活动的外国军队受到攻击时,自卫队得进行反击;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自卫队员也未排除执行任务障碍得使用武器。

[11] 朝鲜半岛的分断,与两岸之间的分裂状况,是维持东亚分断体制的两个底层结构,也是支撑冷战敌对状态的切分口,画出围堵亚洲「共产主义」同盟的东亚岛链。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超越两岸分断、缓解国家敌对状况、达到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和解,与朝鲜半岛超克分断体制有着相互牵制的紧密关系。因此,朝鲜半岛与两岸之间的和平,对于缓解东亚军事敌对状况有着重要作用。南韩在东亚局势里扮演关键角色,目前朴槿惠政权正利用中日美三国角力周旋其中,尝试以对中经贸合作,制约日本与美国,又以强化对美同盟,作为对中谈判的跳板,并在国家军事化上巩固美日安保结构;然而正因为南韩是一个分断国家,而南韩内部地方选举中,泛左翼政党又取得一定民众基础,因此尚未能判定南韩将被哪一股势力所牵扯,也不能断言南韩的军事化将直接导向东亚的军事武装化。

[12] 美国在台协会将搬迁至内湖,新址占地五公顷,传将有美军进驻,本预计于2014年完工,目前工程延宕,确切完工日期未明。见〈美空运工人来台盖AIT新馆,造价62亿全球最贵 保密到家〉(2011年4月5日)《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405/33296693/ ,(摘自2014年9月20日)。

[13] 本段为听证会摘要,听证会全程请参考「U.S.-Taiwan Relations Hearing 美国台湾关系听证会 20140314」网址:http://disp.cc/m/tread.php?id=163-7x8M,(摘自2014年9月20日)。

[14] 2014年6月,在张志军访台同时,《商业周刊》访问美国前国务卿、任内负责亚洲事务的希拉蕊对于两岸经贸整合的看法,希拉蕊虽然表示「台湾需要小心决定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以免丧失政治自主性,同时也表明美国对台海关系仍然维持「一个中国政策」。见〈希拉蕊:太依赖中国 台湾会变弱〉(2014年6月25日)《自由时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90504(摘自:2014年9月26日)

[15] 美国商会白皮书的相关引文,转引自刘志聪:〈希拉蕊给马英九的一帖醒脑汤〉(2014年6月25日),《民报》:http://www.peoplenews.tw/news/9694b921-0ac4-4082-a345-93faf4368438(摘自:2014年9月26日)

[16] 东亚军事动态,关系著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亚洲区域经济体所扮演的角色,也关系著美国这个旧经济霸权的衰落,以及与其相应的军事霸权的升级。3月初,美国国防部的四年期国防检讨报告提出了美国军备缩减计划,并因此调整亚洲再平衡策略,这意味着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军事支出国家(占GDP的5%)、并拥有全球最多海外军事基地,其经济能力已无法支付如此庞大的国防开销;而既能删减国防预算,又能够维持它在亚太区域军事部属,前提就是强化美国与其同盟国的军事合作。也因此,「亚洲再平衡」仍然作为美国全球「安全计画」的重点项目,并将逐渐转为军事重心,例如美国计画于2020年之前将全球60%的海军转移到亚太区域、在新加坡发展沿海战略。

[17] 见〈学运领袖促美放弃「一个中国」政策〉(2014年8月22日),《中时电子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822003458-260407(摘自:2014年9月26日)

[18] 过去在美国霸权下,原本强烈依赖欧美外部市场的亚洲各国正在转型,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除了东协等国制造业网络的垂直整合,也关系到究竟大陆能否摆脱世界工厂角色,从外销转为内需──这大概以2008年金融海啸作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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