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工人运动低谷和资本主义危机之际的回顾与展望 回应苦劳网【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上)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摘录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

编按:这篇文章刊登在《跨时》双月刊2013年12月2014年2月合并号。

作者:周乙、赵平复、郑文元

一,缘起

2013年6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两岸两会第九次高层会谈上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下称《协议》),旨在实行世贸和ECFA的相关规定,制度化规范两岸双方服务提供者权益,扩大业者交流合作和市场规模,并减少限制性措施。《协议》规定,台湾对大陆开放64个项目,其中37项是新增或扩大开放大陆投资项目:所有开放项目中,有23项低于世贸标准,22项等同世贸标准,19项高于世贸标准;大陆对台湾开放80个项目,全部高于世贸标准[2],给与台资提高持股比例、增加业务范围和简化许可程序等便利扩展大陆市场的措施。台湾官商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模拟推算,《协议》将使台湾服务业输出大陆总值增加约4亿美元(约37%),大陆服务业输出台湾增额0.92亿美元(约9%)[3]。《协议》因会明显加强台资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触动政治神经,在台湾引起极大回响,成为热烈讨论的公共议题[4]

早前,台湾社运媒体苦劳网刊载了四篇「【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下称《服贸系列》),以「彻底反对经济自由化与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视野」分析台湾各界对《协议》的(主要是反对的)评论。本文是对此系列的其中三篇文章的回应:分别为第一篇陈柏谦〈从台资与台商「登陆」历史思索两岸服贸协议〉(下称《从》文),第二篇林柏仪、陈书涵〈透视「让利」政策下的两岸服贸协议〉(下称《透》文)和第四篇胡清雅、王颢中〈超克冷战经济体制:重新商榷反服贸话语〉(下称《超》文)[5]。我们认为胡、王的文章对第三篇卢其宏的文章作出了有效的回应,所以不会在此评论。

二,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贸易的分析和纲领

《服贸系列》宣布以左翼角度进行分析,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为了增加讨论的资源,我们会尝试通过引述部分关键的论述,十分简略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自由贸易问题的分析和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在1848年1月发表题为《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6]的著名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指出,产业革命导致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促成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作为工业强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为获得国外原料来源和销售产品的市场,以改善工人生活为幌子,主张废除保护关税、进行自由贸易。马克思驳斥英国资产阶级的谎言,论证自由贸易将会加强国与国、资本与资本、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促使大量中小企业破产,扩大无产阶级和失业者的队伍和世界市场的规模,将阶级矛盾不断推高。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批判自由贸易并不等于维护保护关税:

「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马克思的结论是:

「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我们的着重)

恩格斯在1892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7]中回顾,英国资产阶级在1830年代废除关税、推进自由贸易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生活资料的价格,压住工资,从而促进资本积累。英国的自由贸易论,建立在它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工业中心的假设之上。但有条件建立现代工业的落后欧洲国家,并没有觉得让英国资本家赚钱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佃农有什么好处,因此树立起关税壁垒、建立制造业,最后彻底打破英国持续近百年的工业垄断。这样,一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各国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队伍,另一方面加速了英国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和政党的兴起。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之中,完全没有丝毫的闭关自守、小国寡民自得其乐的味道,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世界性的生产力和交往条件,及其所创造的拥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的无产阶级。同现今不少号称左翼的论者,主张通过保护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危机截然不同,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保护关税不但是自由贸易的前提,而且前者还必然会导致后者;工业发展必然造成垄断,进而造成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相互交替。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才可以开始免除它对人们的种种剥削和压迫。

马克思在1853年7月发表的另一篇著名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8]中指出:

「……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我们的着重)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前提,还是殖民地赢得解放斗争胜利的基础。反对殖民宰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回复封建制度的昔日风光,而是通过解放斗争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剥夺资产阶级、夺取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世界革命。

恩格斯在1879年11月24日写给倍倍尔[9]的信中[10],就当时正在发展成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公开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内对关税问题的取态问题,有这样的回答: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对于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我们的着重)

应当注意,当时的德国,虽然已经完成民族统一、走上急速发展的道路,但仍然还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尽管如此,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坚守工人阶级的独立性,拒绝支持增强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这同今天各国社民派兜售要求资产阶级政府用公帑挽救破产资本的「国有化」灵丹的情形相比,实在有天渊之别。这再一次说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国际竞争,并不意味着要求「本国」资产阶级政权采取某些据说「对全民有利」的扩大政府权力的政策,恰恰相反,工人阶级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坚持不为统治阶级背书。

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实践的总结

时间推移到20世纪初,金融资本获得统治地位,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瓜分世界市场,激烈的经济竞争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引向军国主义,并最终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持续至今的时代)。列宁为分析大战和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第二国际的多数政党支持战争的叛徒行为的根源,在1916年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1]。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论证了马克思之前所揭示的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则产生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针对那些抱怨资本主义为何不能满足「本国人民」的福利、偏偏要输出国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言论,列宁有这样的说明:

「……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做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众所周知,列宁这本著作的结论,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本土保护主义,而是有力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体制和世界大战的威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国际性质与民族国家的激烈矛盾的终极产物,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了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疯狂屠杀,挽救人类文明的成果,工人阶级必须动员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

很明显,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立场,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竞争,答案并不是要求资产阶级实行开放或锁国,而是认清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结果,组织和动员起来,逐步推翻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接管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和生产力,实行民主的计划经济,大大提高生产力、克服匮乏和社会不平等,实现无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最后,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和各种号称左翼的误导性宣传,不少人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是主张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甚至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才算是「左翼」。在这里仅列出几个显著的例子,以说明这种印象的虚妄。

在1921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预和国内反革命的白卫军,但长期受到强制征收粮食(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之苦的农民,发动了以喀琅施塔得叛乱[12]为标志的一系列暴动。为了挽回农民的支持,重建内战期间被破坏无遗的工农业生产和恢复城乡交换,在列宁的领导之下,苏俄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当年就此发表了大量分析、提纲和演说。在此摘录其中一篇比较通俗的文章[13],说明此政策的核心:

「在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集中在我们国家政权的情况下……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原文的着重)

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指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国家所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除了放宽国内资本活动之外,还尝试通过租让矿产资源,吸引外资引进设备重建工业,恢复工人阶级的队伍。鉴于当时苏俄工业的极度贫弱状态,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会有效果。……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因为工业强国有足够财力补贴输出俄国的商品]……肯定能摧毁我们本国的工业。……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之外,任何切实有效的关税政策都谈不上。」[14]列宁同时指出,要同外资成立合资公司,吸收资金设备和学习技术,恢复工业。只有这样有计划地尽力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才可以开展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世界革命。

在1928年,斯大林政权实行农业强制集体化,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宣称要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农业受到严重的损害,工业得到了可观的发展。托洛茨基在1931年4月发表国际左派反对派(即第四国际的前身)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草案《苏联的发展问题》[15],在肯定苏联建设的成就之余,分析社会经济存在的各种矛盾和趋向。托洛茨基提出了三个基本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落后状态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间的矛盾;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特别是对外贸易垄断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

关于上述的第三个矛盾,托洛茨基有这样的论述:

「……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在苏联的疆土以内建设一种闭关自守的、内部取得平衡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走向这个『民族』理想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将经过许多巨大的经济变化、社会动荡和危机。仅仅把现在的收成翻上一番,即接近欧洲的收成,就将使苏联的经济担负起出售几千万吨剩余农产品的庞大任务。只有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彻底地重新分配群众巨大的人力并完全消灭城乡的矛盾,上述的问题以及农村人口日益过剩的同样尖锐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又将要求以空前的规模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

……由于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在每一个新的阶段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现。从这方面来看,如果世界其余部分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能再维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毁灭。」(我们的着重)

当时西方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欧洲的社民党面对苏联工业的崛起,掀起了一股「反对苏联倾销」的宣传活动。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集团没有乘机反击,宣扬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并发动呼吁萧条中的国家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运动,吸引遭受大规模失业之苦的西方工人。

托洛茨基在《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6]一文中指出:

「……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已经成为束缚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反对世界经济的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以后还会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的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我们的着重)

由此可见,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孤立,不但不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所期望的情况,还是促进苏联官僚化和扼杀其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一种社会形态,也因此必须通过最先进的国家的劳动者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建成。要保卫被限制在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尽力突破封锁,尽一切可能善用世界市场的资源,发展经济、壮大工人阶级和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与世界各地的实际联系,坚持和巩固世界革命的阵地。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不但不应该反对工人国家进行对外贸易,还应该积极反对统治阶级任何封杀这种贸易的措施。也因此,当前的根本问题,从来就不在于「彻底反对经济自由化」(因为自由贸易在一定条件下是对无产阶级的事业有利的),而在于如何提高各地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觉悟水平,使其脱离各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重新确立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目标。

三,《服贸系列》首两篇的观点

我们先来看看这系列的首篇《从》与第二篇《透》。《从》文作者认为,台湾目前主流无论是反对抑或支持服贸协议的论述,都是从资本家而非工人阶级的利益立场出发去评论两岸服贸协议,并认为若要建立一套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论述,则必须从「台资与台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20年间对两岸工人阶级处境与命运所带来了关键量变与质变」开始,说明台商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

《从》文作者指出,「来自台湾资本家的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迈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与来自香港之资本,共同扮演中国经济市场资本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角色」,继而认为台商『透过设厂、雇工、管理等实作,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带进了「社会主义」中国』,并且,这种影响会因服贸协议而加剧,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亦会「被国家机器与党侷限在厂场内,台资企业则报以各种威逼、分化等资本主义劳动体制内惯常压制劳资间斗争时的手法,成功地予以回应并一次又一次瓦解工人的抗争,驯化工人的战斗性」,最后,作者认为,「腐化官僚与台商成为利益共生的联盟,将中国一步一步推向资本主义化」、「中国共产党腐败的官僚层,则因与台资、港资或逐渐成熟壮大的中国私人资(本)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在物质基础转变决定意识形态转变下,右倾越来越不可能走回头路并可预期将持续扮演着推动中国进一步资本主义化、鼓吹全面「自由化」与「私有化」的幕后主力」。

《透》文的作者,则首先认为在服贸协议中获得利益的,必然是资本家,两地工人阶级将不会得到任何利益,甚至只会招来恶果(尤其是中国工人),台湾工人阶级亦将因为劳工运动势力薄弱而无法争取到经济成长的果实。然后进一步推论「台商进入中国,将「令私有化的浪潮进一步在中国发展」,甚至认为这会「回过头来使资本主义在台湾更加巩固,令台湾工人阶级亦身受其害。」评论到两岸统一问题,则「北京政权依然是追求两岸统一,但过去基于反美帝、反对帝国主义势力介入东亚,而可能带有进步意涵的两岸统一志业,已日益沦为仅是维护中共既有官僚层利益、养肥台港大资产阶级的不顾原则统战,甚至将以中国公共服务事业崩坏、中国工人阶级利益受损为代价。因此,我们要严正地指出,对于这样亲近资产阶级、牺牲两岸工人阶级利益的亲资促统让利政策,不论是站在台湾或中国大陆的左翼立场,都要予以批判和反对。」《透》文的结论是「服贸协议将加深台湾资本入侵中国,强化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是我们不分国界工人阶级都应当反对的。反对服贸只是这样左翼运动中的一步。长远来说,运动进展的基础和目标在于,两岸工人阶级更认识到了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和处境,一同团结来反对两岸的资产阶级与官僚政权,而不受到两岸统治阶级或国族想像差别所分化。」

四,台商冲击大陆公有制经济?

首先,台商或许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但台资以至外资等私营企业在中国大陆,其实都处于边缘状态,对政治、经济都没有显著影响力。直到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大部分社会剩余——土地、矿产、钢铁、能源、工具机、航天、造船、汽车、建筑、金融、铁路等等——都掌握在国家手上。例如,在2013年八月底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显示,在500个企业中,有62%为国营企业,占著榜首三名的都是能源企业、然后是银行、建筑、铁路、汽车工业等;在排行榜上出现的第一个私营企业是39位的苏宁控股集团、第二则是排名42的科技企业联想集团[17]。从这些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排名分布,可以证明私营企业在大陆仍然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对控制经济核心部门的国有企业并无构成威胁。举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时的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18]和相关政策,改善劳工的基本权利、降低劳动市场的弹性、同时增加了台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劳动管理成本,对劳动密集型的台资中小企业的冲击尤为强烈[19]。包括台商在内的资本家曾经要求检讨行使范围甚至全面撤回该法,但完全没有被理会[20]。可见,台湾资产阶级在大陆的政经影响力极为有限。对于加工贸易在大陆经济扮演的角色,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讲师卢荻有这样的判断:

「……加工贸易的增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只有5%。显然,中国经济存在着某种二元结构,其中加工贸易部门基本上是一个飞地部门[21],向对于整体经济所占分量很有限,也就很难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长依赖加工贸易出口扩张。然则为甚么这个飞地部门能够一直维持下来,即使它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有限,而且在近年还因为它的顺差膨胀妨碍了整体经济发展,加工贸易部门仍然快速地扩展。这其中可能有创造就业的考虑,但这应该是次要,因为早在2006-2007年期间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产业就纷纷遇到劳工短缺的难题;主要的考虑应该是政治方面的,中国大陆的加工贸易牵涉到香港和台湾资本的利益,甚至是维持这两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22](我们的着重)

换句话说,《从》文颠倒了台资与大陆官僚之间的权力关系。

其次,中共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容许国内外资本家进行一定的经营活动,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在大陆再度出现。我们肯定台商有把他们的所谓「人力管理文化」带到大陆上,但这种影响,主要在私营企业之内,而且如上所述,决不等于以技术密集行业为主的国有经济会跟着台商的指挥棒走。再者,「生产关系」亦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营企业中工作的管理人员、工人,他们的劳动报酬也是以薪水及福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并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两者最大的分别在于: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并非管理人员的私人财产。国企高管尽管待遇优厚、有大量的物质特权甚至营私舞弊的情况,但他们不是企业的所有者,随时可以被中共裁撤调换。当然,贪污腐化、国企利润的不合理或不公开的分配、管理层和一般职工待遇之间存在的鸿沟,都会削弱一般劳动者对国企的认同,动摇国有经济的政治基础。但这是官僚统治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根源在执政集团内部,而不在台资。而要谈论影响官僚行为的外部力量,也确实轮不上台资────对官僚集团最具影响力的,是操控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的动向。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23]中指出,在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资本主义遗留的匮乏和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社会还必须按照「资产阶级法权」的标准,即按照个人贡献的劳动量而分配生活资料、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不能做到「尽其所能」、也不可以「按需分配」。因此,在工人国家中,必然还会有等级工资和层级管理制度。台资是美日帝支配和哺育的产物,它们当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但台资服务业扩展大陆市场,并不意味着北京政权就会为了讨好它而将「中国公共服务事业崩坏」(例如,这次开放给台资的医院、长顾行业,是大陆所长期缺乏的,台资如果积极投入,只会扩大相关的供应量,而不会崩坏本来还未有的公共服务)。再者,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宣布,「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24]。在世界资本主义陷入大萧条的脉络下,北京政权愿意大展拳脚搞私有化的意欲有多少,就更可想而知了。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被驯服,恐怕这不是台资才可能做到的是事情────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挑战官僚和资本,那恐怕所有的局部斗争也都会被驯服的。这不是大陆或台湾独有的问题,而是普遍的问题。假如台资不去大陆,工人就会比较难以驯服,那倒不如直接提倡外资企业全面从大陆撤资?

下半部

【注释】

[1] 1995年人民出版社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09-314页。[back]
[2] [台湾]经济部及各相关机关《两岸洽签服务贸易协议对我总体经济及产业之影响评估》(民102[2013]年7月17日),第1页。[back]
[3] 同上,第2页。[back]
[7]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8-434页。[back]
[8]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67-773页。[back]
[9]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年-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back]
[10]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38-640页。[back]
[11]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5-688页。[back]
[12] 掌控彼得格勒海上咽喉的喀琅施塔得(英译Kronstadt)要塞驻军在1921年2月底至3月中进行的反共武装暴动。要求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放宽私人经营、举行没有共产党参与的苏维埃选举等。[back]
[13]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选集》第四卷,《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第706-715页。[back]
[14]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选集》第四卷,《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第739-742页。[back]
[15]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选》,第251-280页。[back]
[16]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托洛茨基文选》,第283页。[back]
[19] 参见蔡昌言《中国大陆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影响之研究:以厦门台商为例》,《中国大陆研究》52卷4期(2009/12/01);陈仪玲《中国大陆劳动合同法对台商的影响与因应》,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1月。[back]
[20]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05月11日〈外商强硬拒绝〈劳动合同法〉草案威胁要撤资〉;新华网2008年1月21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500余家台湾企业撤离东莞〉;每日经济新闻2009年1月20日〈经济学家集体诟病劳动合同法人保部专家挺身保卫〉。[back]
[21] 加工贸易的基本结构是:外资提供设备、原料、来样、管理生产和外销市场;中国提供土地、基建和劳动力,得到外汇和就业。因为原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国外,与中国整体以国有大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和国内市场并没有直接联系,类似外资在中国的「领土」,所以比喻为「飞地部门」。[back]
[22] 见卢荻《世界发展危机与「中国模式」》,《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卷第4期24-35页,2010年。更新的英文版见D.Lo,‘China and world development──beyond the crisis’ in Yokogawa et al eds.,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Their Impacts on the World Economy,2013,London: Routledge.[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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