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VII 保羅的兩個世界觀與我們的時代

 

Daniel：

剛才內容上很多解經的部分，到最後引到我們現實的處境，是我們定這個主題時比較關心的。或者我們可以先從論述那邊入手討論，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開始回答一個問題：為甚麼聖保羅是我們的同代人呢？

 

我們和保羅，很有趣地，生活在比較共同的處境。為甚麼在這個處境下，保羅要說出一種普世主義？巴迪烏曾經提及到羅馬法，或者希臘的世界觀，其實也是一種普世主義。如果希羅傳統是一種普世主義的話，那保羅所提及的普世主義又是甚麼呢？普世主義的基礎（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是甚麼呢？又和我們今時今日提的普世主義又有甚麼關係呢？

 

輝：

我想這就是說保羅是所謂同代人有趣的地方。今天我們身處的世界，「全球化」時常和「文化多元主義」並行不悖，為甚麼兩個邏輯可以共存？根據巴迪烏所講，在羅馬法和希臘的哲學世界裡面，甚麼為之一個普世（universal）或真理呢? 就是一個宇宙的總體（cosmological totality）。所以所有東西都已經存在，所謂的真理就是與這個宇宙完美的對應（perfect correspondence）。如果我能夠言說這個宇宙的秩序，就是所謂的普世。而羅馬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而且確是一個很完善的政制。如果你去讀羅馬從共和到帝國的歷史，你就會發現那時用的法律，政治管制手段，對今日的政治管治還是很有參考作用。這個管治機器與希臘哲學有個地方相似，就是都傾向總體（totality）。例如Michael Hardt 及 Antonio Negri那本《Empire》[1]也提到羅馬的律法及其政治軍事的機器兩者結合，是一個帝國的原型。

 

巴廸烏指出，保羅說的那種普世主義與希羅的普世主義的分別就是：真正的普世，在保羅的世界裡面，只能是一種內在的例外（immanent exception）。這讓我們想起剛才說的，猶太人的論述就是一種例外的論述。如果說羅馬希臘的整體正好對應著全球市場，那例外的論述就對應我們今天對他者的沉溺（obsession）。這種沉溺，在文化多元主義中最典型的表達就是：「因為他是黑人我是白人，所以我無法言說黑人的經驗。」、「因為你是同性戀者我是異性戀者，我無法代他去言說甚麼，要不就是霸權呀怎麼怎麼了。」開始時提到齊澤克那本《Paul’s New Moment》，裡面就論及新紀元（New Age） 的心態（mentality）就是有個神祕的他者我們接觸不了。

 

保羅時代的兩個世界觀很有趣地對應著我們今天的處境。剛才說過的「內在的例外」，就正好切割在兩個論述中間。此話何解？儘管保羅肯定那些基督教傳統中提到的超越性，但細心讀保羅，會發現他對末世沒太多幻想。相反他非常關心現在這刻。剛才我們讀哥林多後書，So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re is a new creation: everything old has passed away; see, everything has become new! 他關心的是，現在這一刻、這個內在的世界裡面，是否有東西超越固有的整體（totality），同時又非來自一個神秘地超越這個世界、在世界外部的絕對他者？

 

剛才腓立比書所提到的神格，從超越的神變成一個內在的神；而這個內在的神又同時是一個超越宇宙整體（cosmological totality）的例外。所以巴迪烏那種普世主義很古怪，它不是我們一直以來所想像的那種傳統的普世主義。他那種普世是種在現有政治、或法的系統內無法言說的一個例外，但這個例外又不是神秘意義下的那種超越，而是以事件（event）[2]的方式出現。所以這本書不斷討論普世主義，其實也是想說普世真理的主體，那是一個回應普世真理事件的主體。

 

Part VIII 資本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共同製造的末日

 

Daniel：

巴迪烏的理解下，耶穌事件對於保羅就是那個普世事件，由此創造一個主體去面向一個普世的世界。因此保羅著意建立基督宗教的普世性。然後書裡面就會說他和那些猶太基督徒，例如彼得，討論如何超越猶太人的例外法則，成就遍及全地的普世宗教。

 

如果放在當代，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這個普世呢？因為保羅很特定地說基督教的基督事件，但很明顯巴迪烏不是傳教，也不是叫人重返保羅的基督事件。對巴迪烏來說，保羅重要的地方在於他用基督事件去為獨特的主體提供基礎（ground），然後開展普世的世界。這個架構到今天仍然有意義。我們面對一個相似的處境，就是當年的羅馬帝國以羅馬法和宇宙學為體系的一個全包（all-encompassing）的東西，這個普世主義裡面是不用講真理或公義的。而這也像是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不是要你信甚麼或信資本主義。

 

這是左翼常被問的一個問題：你們不要資本主義，那你信甚麼，難道你信共產主義？很奇怪，我很想反問：其實你是不是信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裡面不需要信念。它就是一個運作而已，只需要把所有東西都流動化（liquidified），普世就正正在他的流動當中。甚麼都可以變錢，甚麼都是流動的，然後錢又可以變成其他東西。錢只是一個中介，卻永遠不是追求的終結，永遠是個中介。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普世主義，將所有事物同質化為銀碼。其實是很普世的，你甚麼都可以用錢買到，尊嚴都可以。

 

雖然尊嚴都可以買賣，但今時今日也很講對他者的尊重。現代人常常說要尊重他人，但甚麼叫尊重？他們會覺得尊重就是不理會啊！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干涉、不理會他人的生活。所以齊澤克有個很有趣的說法：你講甚麼尊重？你聞到別人的味道就掉頭走啦！印度人有咖哩味，中國人有魚味，白人直男（white straight guy）就有古龍水味，各種人只跟自己人聚在一起。齊澤克說這些就是要講那種特殊性（particularily）和文化多元主義的虛偽。這放在保羅的時代就是所謂猶太式的特殊性，強調自己是例外。

 

這個例外很有趣，很像我們今時今日。如果用齊澤克的講法就會罵很多人，罵女性主義，罵後殖民主義。推到一個極端就是：你不是女人，你不要幫女人說話；你不是黑人就不能說話。變了你不能說話了。為甚麼你不能說話？因為你們極端地不同。到了最後就建構了一種不可溝通的差異。

 

昨晚我們看了一齣電影，說現代社會，美國、歐洲、甚至香港都有一個問題，就是移民的問題。移民問題就是那些人是「其他人」，非我族類，所以我們要建立香港城邦也好，歐洲的文化傳統也好，我們就是要趕走「其他人」。或者一種新納粹主義就是，他們也可以進來，但他們要信我們所信的東西，說我們所說的語言，你要拋棄你原有的語言的根，你要拋棄你的一切，然後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這種移民問題或排外主義，正正就是文化多元主義的衍生物。從一開始文化多元主義似乎是指向開放，其實是指向封閉。表面上現代社會有許多不同身份的人共處，但事實是老死不相往來，還美其名曰「尊重」。今日這種封閉終於開花結果，變成了排外。要建立自己就要排他，根本是普世主義的對立。

 

資本主義故然不講價值。你可以在資本主義裡面搞你的城邦，可以跟全世界繼續做金融資本主義的交易。但我總想問，如果是一個大陸人拿著大批資金來投資，他不是要搶你的日用品，也不是要用簡體字，他只是要去買你上市的那些股票，如俄鋁而已，那你允許嗎？如果根據香港城邦的原則，你應該趕走他。但這是不合理的，因為香港會倒閉。坦白說為甚麼香港那麼多人，只是因為香港賺錢。如果香港不賺錢，你又不讓人來買賣，人就自然會走。但似乎城邦論者不是這樣說，說我們要建立我們自由的價值，我們要海納百川，這事實上就是一個悖論：我們一方面接受資本的普世流動以圖利，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排拒其他文化。

 

說了那麼大的篇幅，因為這就是末日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末日的處境不是說有隕石撞下來撞死了我們，而是我們的世界越收越窄。這兩樣都是把世界割裂的辦法。其中資本主義的特點就是︰他是完全的液態化的，所有東西都是流動的，並且會將所有已有的價值都沖走。譬如說你要街道文化嗎？他買起那街道，變成了商場。你想要昔日的美食？沒問題，他會把它重新包裝，然後一塊很漂亮的蛋撻出現，機械化生產之後還可以賣給很多人。但二十年前你下樓就買到蛋撻的那種經驗就完全消失了。資本主義不停洗走一些東西。這就是所謂的末日處境，它要把我們的生活經驗拿走，原有的東西慢慢的剝離。

 

其實文化多元主義也是要把這些東西拿走，我們原本面對的是普世的世界。譬如環境，女性主義，本來這些都不是指向封閉，但現在我們會有環保分子，甚麼意思呢？環保是屬於環保份子的，你不是環保分子然後環保與你無關，然後環保份子就是那批吵著要環保的人。然後又有一些女權主義者，某一些人才搞女權。但很奇怪這些東西剛出現的時候並不是這樣的。難道環保只是環保份子的專利？環保有關全人類，從一開始就是普世的。但看看現實的社會處境：某某就是某綠色團體的代言人，記者只訪問他，好像只有他才可以說環保。本來這個世界是屬於全部人的，本來環境是大家共有的，但只有一批人可以為我們的環境發言，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

 

跟著我們就開始罵自由主義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這是比較踩界的，在香港你可以罵資本主義，還是有少數人聽。你罵自由主義式民主，就再進一步。但巴迪烏和齊澤克就真的會在這些地方用力。其實文化多元主義就是衍生自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東西，它就是要把所有人變成不同的利益團體，然後各自代表自己的利益。這是很多香港人對民主的想像，你就是來議價（bargain）而已：你要環保一些嗎？好吧，我少起兩層屏風樓，我讓你環保吧，然後你給我起兩層，這樣就可以了吧？這就是一種議價。但這種議價代表著的就是分離，因為他代表環保，他代表起樓，這個時候我們的身分就割裂了。我們越來越困在更專門的身分中，其餘的你就要尊重，即不要理那麼多。如果有衝突，我們就來議價，美其名曰民主。

 

說回頭，甚麼是末日？末日就是把人的很多東西都拿走，人就喪失（deprived）得越來越多，然後到了喪失得最多的程度，就到了阿甘本所說的「神聖之人」（homo sacer），裸命（bare life）[3]的處境就會出現。我們今天在香港還未感受到。但在第三世界，戰亂頻生的地方，例如巴勒斯坦人，他們被以色列侵佔後就活在難民營裡面。他們有甚麼呢？每日飛彈亂射，或隨時結束的停火協議。這就是末日的處境，當日常生活裡你見到的就是第三世界的處境，你就會發現人類的生活已經完全的失散。

 

但在這個處境下，也創造了一種怪異的主體（subject）。這主體就正正與保羅所說的那種對立。因為我們的主體，這種被困的、生活在資本主義底下的主體，是甚麼呢？就是伏儒地接受現存的體系。我們責罵梁振英，說他真是壞透了。罵一下以色列，為巴勒斯坦的兒童哀悼。然後就完結，回家去。就是這種主體：就算責怪，都不會使之變成普世，走出來去向這個世界做一種整體或普世性的宣稱。與之對立的主體，是保羅那種主體，就是根據事件去建立的。於是我們會問，在現代社會可以如何建立這種主體呢？如果我們不相信上帝（巴迪烏也不是叫人信上帝），我們又不是要叫人做基督徒，面對剛才所說的好多好多的處境，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普世主體呢？

 

輝：

Daniel勾勒了我們生活中很實際的處境。我覺得末日對我來說是甚麼呢？他說是喪失得越來越多，我就覺得是所有東西都變成自動化（automatism）的時候。當所有東西都可以自己運作下去的時候，每天你如何知道自己生活得好呢？你就把自己放在那個制度裡面，你看你有多少層樓，你就用這個制度衡量、照顧自己。回到巴迪烏或聖保羅，他們會覺得末日是甚麼呢？他們會說末日就是那個主體或那個自我死亡的時候，你不需要自我。所謂的自我，都只是一個商品化的自我，或一個完全推入資本化過程的東西、自動運動的世界的一樣東西，可以把自己完全嵌進去。我想末日不單是剝奪你到一個地步你越來越少東西，而是完全沒有，那就是終末。譬如你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4]，他會告訴你，當你看見越來越多高樓，譬如中環，你看到越多的摩天大廈，就是一個越盛大的廢墟。這一樣意思，當你看到資本運作得越強勁，你就會見到自己的廢墟越大。

 

如果你問普世是甚麼，我不能夠說得很實際，要好像Fight Club那樣，我們出去炸毀幾棟摩天大廈洩憤。我不是要說這些，我要說的，是我們能否在這種自動運作的資本體系裡面打開一道缺口。這是一個怎樣的缺口呢？我覺得可以再一起討論，但一定不是Daniel剛才說的文化多元主義。巴迪烏講的那種主體不能委縮（collapse）變成一種會員制（membership），一種身份認同的主體。所以文化多元主義就正正是一個一個不在場證據、一個藉口（alibi）：正正因為今天如此強調文化多元，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反抗，我們已經在改變那個資本體系。文化多元主義正正是失敗本身，整個反抗扭曲成特定的會員制，然後就活在個別的會員制度裡。齊澤克說甚至戲謔地說：我們快要成立一個組織了，一個姦屍的社群——你不是姦屍者，你怎麼可以為他們說話呢？我們要保護姦屍者的權利，你如何知道他們在姦屍的時候得到甚麼體驗呢？為甚麼要阻礙他們姦屍呢？——文化多元主義到最後就只能如此。文化多元主義正於此失敗了，與資本主義一體兩面。

 

Part IX 超越個人主義，打開既有秩序的缺口

 

Daniel:

你剛才提到的一點我覺得可以討論下去。你說末日就是那些人一無所有到一個地步甚麼都沒有於是可以順從一種自動化。那就很容易跌入一種齊澤克和巴迪烏都會很反對的狀態，就是個人主義。

 

這就是後來講新紀元裡面一種比較明顯的說法：是啊，我們現在面對世界那麼殘酷混亂了，那我們可以怎樣呢？我們就做好自己吧！然後我們改變自己的生活，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喇。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提出超越個人主義，重建普世主義的原因。個人主義會說，我今天做好自己啦，今天吃少一點肉啊，練氣功啊，感受大自然啊，良心消費啊。這種「做好一點」往往成為犬儒的個人主義。我們面對這個世界那麼惡劣，從明天開始我們就多一點搭巴士吧，或者用多一點公共交通工具，然後就完了。然後很多人就會反指責說，你說你想怎麼樣，我們想做好一點有甚麼不可以啊？你是不是要革命啊？我會說，是的，哈哈。

 

但我多舉一個例子吧。一個醫生對一個平常又煙又酒又晚休息的人說，你有癌症，可能很快就要死了。然後那個人說，好吧，那我以後每天吃一個橙吧。這就是現代的處境。我們面對的危機，好像末日片每一齣那樣告訴你的大禍臨頭，但看完以後我們都只是做一些很小的東西，說：好吧，明天不要吃那麼多肉吧。這很奇怪，很不平衡。

 

由此，我們看到兩個問題：一）剛才所說的一個很不對等的反應；二）就是我們面對一個全球的問題，一個普世的問題──資本主義是一個普世的現象，環境受破壞是一個普世的現象──但最後你的回答卻是個人的。「那我如何如何吧」。這美其名就是由個人做起，但不好意思，最後見到的卻還只是個人。我們看不到公共的面向。普世主義為甚麼重要？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普世主義的力量──就是我們不是要這種個人的東西，而是要揭示另外一種普世的可能性，不是說我做好一點就算。譬如對巴迪烏來說，愛是不是一個切入點？其實我們行動的意志是甚麼呢？這好像是一些很個人的問題和經驗。但我們真正面對的是世界、整體。

 

用基督教來做例子。基督教不是說你自己得救了，知道死後就會上天堂，然後從今天起留在家就完結的吧。他會認為傳福音，建立一個基督教的世界是重要的。那個差異到底是甚麼？我們要問保羅，為甚麼「因信稱義」是向世界走出去呢？在這裡就看到普世的力量。為甚麼不是說你信了耶穌你進了一個地下教會然後你說這裡超級好，你就藏起來等待基督的來臨。現在就是一模一樣：啊，我好高興現在知道吃肉很不好，我們吃素吧！但我們不會走出去叫別人吃素。又其實都會有人說出去，然後他得到的回應是「你是素食者啊！」。那就變成文化多元主義的一部分，這是另一種文化──你出去就是這樣子。

 

Chan:

我認為那真是非常可惜！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充滿教派的世界。有些好像你說那樣，相信現在就要留在地下世界，等耶穌再臨啦，等被提啦。今日不是要釋經，但我覺得被提絕對是對帖撒羅尼迦前書（First Thessalonians）的錯誤解讀釋。這裡我不說「被提」和相關的那堆垃圾暢銷小說啦。我有三樣東西想說。

 

首先，剛才說到打開缺口的問題。我也同意這不是個人少吃一點肉的問題。當然如果你問我這是不是一個道德行為，我會說可以是的，外出帶自己的水瓶；環保一點；或者關心多點動物權益。（我家裡養了兩隻貓，我也關心動物權益。）（笑）我想說那個缺口：如果回到保羅的終末論，其實基督教傳統裡，終末這個字的重要性，也許不在於處理終結，雖然它叫終末論，但真正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開始。譬如為甚麼耶穌被釘死以後會在猶太人的曆法裡面七天的第一天復活？

 

很多人說終末論就是一個新的開始多於一個終結。那個終結只不過是懸擱既有的秩序或律法。新的普世的出現不是說你想做甚麼就做甚麼。我們廢除一些律法，到最後會回歸到另一種「法」。根據保羅的系統，他覺得就算懸擱了羅馬法和希臘法，到最後都是會回歸到一個「法」裡面，是一個trans-literal Law。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面有一個很出名的說法，就是「字」（letter）只會讓你死亡，因為字是刻在石板上的。他追求的是一種transliteral的「法」。這就是為甚麼大家討論保羅的時候那麼喜歡討論「法」的課題。他懸擱了既有的律法系統（legal system），在缺口裡面產生了新的法，一個transliteral law。

 

其二，我想說的東西是，那個「法」是甚麼？在保羅的世界，如Daniel所說，就是一種普世的愛（universal love）。那個愛就不是我們現在的那些愛情啦，現在的愛情好廉價，大家明白啦，我就不多說了。但保羅的愛是指你對耶穌復活的相信，並將它普世地推演出去的實踐與力量。耶穌將摩西律法提煉到最後，得出「愛人如己」的法，他就是提出一個transliteral law。所以脫離資本主義世界，不是指活在一個逾越（transgress）所有律法的世界，或說脫離法（lawless）不是生活在一種很犬儒的「我有我的生活你不要搞我」的狀態。

 

最後一點，就是真正會出現的新的東西是甚麼？這就是聖保羅終末論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already not yet，相信某事件會啟動缺口。但是what will have been，將會出現甚麼呢？用愛推展出去的普世，最後會出現甚麼？那不會離開你的工（work）。不是說我們不用做事了，因為因信稱義，信就可以了，我們甚麼都不用搞。對保羅而言，譬如你看帖撒羅尼迦前書，有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等待」。但記住，他叫你等，不是叫你留在地下，然後等上面搞好了你才爬出去地面，或等「被提」讓你上天堂。他的等是一種主動的等待（active waiting）。就是說當你等的時候，怎麼可以看得出你是在等，就是你要做好多東西，你才算是等。如果你甚麼都不做的話，你那個不叫等。所以他那個主動的等待和最後那個not yet的關係很微妙，兩者之間或許不是因果關係，但可能是前者condition後者的關係。

 

巴迪烏有個學生，叫Quentin Meillassoux ，說到一樣東西：他不信神，卻相信復活，這看似古怪，不過今天不是說這個。Meillassoux設想：要是未來必然有個身體復活的世界，我為甚麼還要幹活，我就等那個世界來臨就可以了；因為那個世界是完全偶然的（completely contingent），就是你沒有辦法導致它出現，不是你能力可以控制。Meillassoux有個很有趣的講法，但我們不要單從字面讀他，而要明白他的思考模式。今天如果你不是日日爭取公義，不是天天為了平等而抗爭，不是去斷絕資本對我們的異化；就算突然有一天，不知道為甚麼，死人都復活了，這件事情都不能被看成是普世事件（universal）。因為這件事的普世意義，取決於此事發生之前我們不停努力做過很多事。這種「主動的等待」，讓死人復活變成普世的願景，而不是一件無端端出現的事情。譬如我們今天甚麼都不做，到最後世界變成甚麼樣──粉身碎骨的末日又好，死人會復活又好──你活在A還是B之中，其實是沒分別的。既然你甚麼都不做，你無法讓A或B變成一個具有普世意義的抉擇。甚麼會成為普世，是牽扯到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所以這涉及到聖保羅說的三個觀念：信、愛和望。保羅說的盼望是一種堅忍和耐性。要不停、繼續做下去，你不要管你做的事情會不會讓資本運作倒下，你不要管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會有一個即時可以計算到的結果，你只要不停的去不停的去做。然後到最後哪天資本運作真的瓦解了，新的秩序就是通過你這種主動等待——對公義對社會平等的爭取——令這東西到最後成為普世。

 

Part X 觀眾發言

 

陳寧：

I think there’s one thing that Chan Kam Fai （陳錦輝） said which is interesting in the end. You say that  if you act upon this world, you cannot always think about whether what you do is effective or useful. Standards of what’s effective or useful is always external to yourself.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in Paul. Kierkegaard（齊克果） said that the first law of Christianity is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He also said that in Christianity what your neighbor does does not really concern you. It’s not a matter of reciprocity like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or these kinds of things. For Kierkega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hristian and his neighbours is unequal.

 

In Paul, there’s one thing that we didn’t talk about: the ontological（本體論的） implications of Paul. Paul’s ontology i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totally relates to what Badiou is talking about. Paul said “But God chose the foolish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wise; God chose the weak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strong.” When Badiou talks about Truth and the event, it is not transcendentally objective（超驗地客觀）. The Truth is something subjective, and only the subject can see the Truth.The Truth cannot be verified by some external agency. It’s not of the “order of knowledge”（知識體系）.

 

I am thinking of how this can relate to Christian subjectivity. Because we can think of Paul and other great Christian philosophers like Pascal, Kierkegaard or whoever. When Kierkegaard deplored the Danish church of the time, he was saying it has made it easy to be Christian. People think that whe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it’s like a second childhood, it’s like everything in life is solved for you. There will be no more problems, you can rest in the hand of God and all these kind of stuff. But Kierkegaard said that Christianity is something that you live in anguish and anxiety. You have to reaffirm your faith every single moment in your life. I think for Badiou it’s the same thing. For him Truth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because all these identities like female, black, transexual, whatever, all these identities are already mapped onto the world, the world recognizes that these identities exist and you accept these identities; but what Paul and Badiou are interested in is w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eyes this world. The subject has to affirm this “does not exist”, to say “this exists” has to affirm “this exist” in face of everything that tells him that this is stupid, ridiculous, absurd, does not exist, whatever.

 

This sets the bar really high for political action. Many people already criticized Badiou and Zizek. Chris Harman says that Zizek’s idea of revolution is sitting at home watching TV and writing psycho-analyses, and criticis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People always ask Badiou what’s an event for him. And Badiou famously only has three events: Paris Commune, May 68, Shanghai Commun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constitutes political action today? The problem today is a lot of people say, “Oh,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society, it’s so messed up”, “We have to act”, ”We have to fight for justice, equality, ecological improvement…” But then again it comes back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acting now,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subject, what is Truth in this world.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n Occupy Central, it’s a thing most people think is just rubbish. We are not doing anything effective on the level of society at large; or we haven’t reached a large amount of people; or we are not really changing society day by day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now the question is capitalism is now in a crisis after the huge financial meltdown in 2008. And all of these old solutions are coming back into play. In France and Latin America, many socialist or leftist parties have won their election. They become very active again, saying they are making the real difference. But I think all of these things have exalted themselves. They are all of “the order of knowledge” again, to use Badiou’s terms. These people feel there is a formula for us to get out of this crisis. We just need to follow someone and choose the right idea in the supermarket of ideas, and then we’ll get to a better world.

 

If we take the kind of Paulinian subjectivity（保羅學的主體）,it’s very very fragile. You cannot take this and tell people this is how we make a revolution. Because the formula is something that you invent on a daily basis, by experiment, as you go along. What makes me very uncomfortable these days is that it’s very easy for people to say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society”, “we need to stop talking and act” and all these kinds of stuff. We should be actually acting upon this world and trying to invent a different kind of world, trying to create a revolution that doesn’t repeat the same variations of capitalism that we’ve known like socialism, national socialism, socialist democracy. To try to invent something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especially sin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ells you that this is useless, we don’t recognize this as being a form of action.

 

女士：

保羅應該是根據他的靈性經驗去討論基督。我認識有一些朋友有靈性的經驗，指那種體驗是完全不同的。那麼如果巴迪烏因為是非教徒，而後完全不理會靈性的部份去詮釋保羅，那我覺得有點脫軌。

 

男士：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難以認同這種進路。我沒有神秘經驗，至少我認為我沒有，而有神秘經驗的人也認為我沒有。面對這種極端的差異，我們怎樣去找一個思考的起點，去想政治行動？在這個意義下我不能接受巴迪烏詮釋下的保羅，這個計劃。因為我與教徒的差異大得我完全不能理解，這種擬似目的論框架(quasi-teleological framwork)。

 

輝：

這個問題要再多討論。或者和剛才男士問的有點相似，就是這個模態(model)、整個巴迪烏對聖保羅的詮釋的確是很依主體的，但陳寧提出一樣很值得思考的。我常常說今日的抗爭是很廉價的，因為你不用付出代價。基督主體是很脆弱的，而這種脆弱是真的——保羅曾經在哥林多後書說過耶穌復活這個真理是放在一個泥造的器具入面——就是說你要一直繼續be faithful to 一個真理事件（truth event）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在那個基督的主體性裡面是有一種不停磨練、不停去做、不停抉擇、不停去被試煉、不停受苦——當然那些受苦不是終極的意義，不是被虐狂，那些受苦不是終點——而是當你預備了不去屈從於資本主義秩序的時候，你就要預備付出很多代價。

 

對於剛才那位女士的回應，我也覺得很陌生。講到靈性的時候，我覺得所謂的靈性、spirituality、charisma這些字，都是需要詮釋的。很多時在教會，spirituality這個字會指一種很私有化、很私密的那種信仰經驗——神秘又好，不神祕又好——是一種很個人的、脫離世界的、和政治現實很大距離的。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或你的教會背景如何，也許不同宗派也會對他們的信仰經驗有很大影響，我不是要否定那種經驗，只是我覺得距離這種經驗很遠。

 

Daniel:

或許我作少少回應。其實很冒犯的說，聖保羅是甚麼樣子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巴迪烏詮釋的聖保羅，其中某些東西對於現代社會和現代人有甚麼意義？這也是重新詮釋保羅的根本原因。他並不關注基督信念，而是保羅的一個講法，而此講法的結構對現代世界有整體的意義：就是被稱為universal的東西。當然，回去到剛才男士的問題：到底當巴迪烏說保羅這個結構好精彩的時候，能否應用在非基督徒的處境呢？也即是問：到底事件和信念是如何開展出來的，是不是要根據某一種經驗，或者是神秘經驗，或者對於某一種特定東西的信念，才能生產出來呢？

 

所以我的第一個回應是，可能真的沒有關係的，可能保羅真的不是這樣；第二個回應是，根據巴迪烏的分析，保羅是排拒第四種論述的。他這樣分別三種論述：第一是希羅的論述，一個法的論述；第二是猶太徵兆、先知的論述；第三他就講自己，他覺得基督教會有一種不同的論述。但還有第四種論述，是保羅排拒的，而那就是一種逼近神秘主義（mysticism）、純粹私有化的論述。為甚麼要排拒這種被私有化、不能夠言說的神祕經驗？

 

如果你講得盡一點，第四種論述連個人主義連個人也不是，但又不是完全普世。因為當你進入這種神秘經驗，它應該是拒絕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它有一種不可溝通的特性。如何才能言說呢？你一定要一起進入這種神秘經驗的實踐。保羅覺得這不行。保羅可不是反對神秘經驗，應該有的。但當我們去傳教，去講這種普世主義的時候，不是根據神秘經驗；或者是，不根據這東西都可以講到。這就回應剛才男士的問題。

 

現在還有兩個問題：第一，保羅說不需要訴諸不可溝通的經驗都可以進入的論述（巴迪烏覺得很重要的「普世主義」），是否能在非基督教的處境下做到呢？如果回答這個問題，或者就可以回答剛才的問題。到底是不是一定要指標（indicator）呢？我聽來，你是有點擔心：到底是不是這樣啊？沒有任何證據卻可以肯定這種論述？這就回到保羅所說的找證據的問題。

 

現在很多基督徒都喜歡去些偏遠的地方找些甚麼古木回來，說：「嘩，有料到啊！」，似乎是福音的證據。

 

但如果根據巴迪烏的說法，保羅是不理會那些東西的。保羅認為我們不是根據證據所以相信。這也回到耶穌復活後說「凡未見過的都信的，就有福了」。如果說指標就是證據的話，那保羅的說法就是不需要證據。

 

輝：

保羅最不喜歡就是那些要靠肉眼看見才有效的秩序。

 

Daniel：

其實這就是一個主體和客體同時出現的當下。真理事件的確立，是因為主體肯定這個客觀的事件，其之所以是客觀、真實正是因為主體的肯定。但這又不是單純的唯心論，因為主體之所以能確立也是因為事件的真實不虛。在事件之前並沒有主體。就如只有在基督裡才有新的創造，然後我接受這個基督復活的真理──那甚至不是事實，而是真理。它不是世界中的一件事，而是使世界之能確立的真理。

輝：

保羅覺得宣告那個真理比神秘經驗重要。當然他覺得兩者都可以有，甚至同時經歷兩者。不過，他指出是宣告真理的當下令他成為真理主體，而不是他內裡藏有甚麼神秘經驗而令他成為一個真理主體。對一個基督徒而言，是那些行動、是信仰的宣告 （declaration of faith），令他成為真理主體。

 

延伸閱讀：

– Alain Badiou,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ohn Milbank, Slavoj Žižek & Creston Davis, Paul’s New Moment (Brazos Press, 2010)

– John D. Caputo & Linda Martín Alcoff (Editors), St. Paul Among the Philosopher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