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末日:日本虚构之时代的总检讨—张彧暋 (3/6)

(三)告别革命:从革命到温柔

要理解日本七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为止,充斥日本普及文化的末日想像,则必须理解见田宗介为何称这个时代为「虚构」的时代。见田注意到1974年的两个流行语:「温柔」(やさしさ)与「末日」(终末)。所谓的「温柔」与「末日」并存,无非一方面是消费生活的到来,另外一方面,则是无尽的、漫无目的的日常幸福感。所谓「虚构」的时代,则是这种人人投入认真参与演出名为「幸福生活」的剧目,但同时却没有人认真相信,人人希望这台戯赶快落幕。

要理解终末论的出现,必先理解1968年学运的「革命」理想的彻底失败。小熊英二在《1968》书中(上下两卷,新曜社,2009年)探讨了未曾经历日本战后婴儿(所谓的「团块时代」)的成长历程,如何导致1968年的学运。这些战后婴儿在小学时候的50年代,接受美国主导的民主主义教育,虽然物质匮乏,但无论老师与社会环境,也鼓励开放的讨论与自主精神。可是,他们在中学时候的60年代,则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接连的教育改革,必须扶植大量科学技术人才,而且重视竞争。这一代人被逼参与竞争游戏,也是日本全国性的考试地狱制度化,「全民皆受验」。其中考试成功,靠出卖朋友而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却目睹所谓知识殿堂皆虚有其表,最后透过社会运动而改革社会。

这场学运最终落空,小熊英二认为原因是这场学运纵然有革命的样子,内里却是战后婴儿的「自我确认运动」,也就是一场我们今天所讲的身份认同的危机。空虚、寂寞。找寻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某个理想而奋斗、投入。问题是经济环境大好,未曾毕业已经能有工作等待,人们其实很容易就会为了「就职」而放弃革命理想。学生运动的左翼标语、口号,脱离70年代富裕起来的大众社会的生活。当时的现实感,讲求家庭生活幸福。学生运动面对经济富裕的经济生活现实,开始土崩瓦解。越发脱离群众,运动越走向自我目的化,继而激化。最终连合赤军的所谓武装革命,不但是一少群年轻人的妄想,其失败原因,其实是内部斗争所致。1972年,革命的失去,代表的是所谓梦与理想的失去,一个时代的转换。

村上春树的出现,其实正好了象征革命理想的失效之后,换上一种以抽离(Detachment)的处世态度,透过消费,营造生活幸福感。《听风的歌》(风の歌を聴け,1979年)与《1973年的弹珠玩具》(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1980年)当中表达了作者对学运的冷淡态度,所谓的大学生政治运动,其实不过是战后婴儿的一场自我确认运动。

理解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虚构的年代」的本质,就必须理解告别革命之后带来的种种心灵创伤与身份认同危机,如何导致之后「人生如舞台」的既投入、又虚构的做戯生活态度。山下敦弘的《昔日的我:我过去的一页》(マイ・バック・ページ,My Back Page,2011年,或翻译为《革命青春》),改编自川本三郎的《我爱过的那个时代》(1988、2010年),但导演与原作小说不一样,重点反而是要描写这代人「无限地接近真实的虚构性」(《Eureka》ユリイカ,2011年6月号)。小熊英二在同题的评论文说,这套电影所强调的,无非是参与革命的人纵使热情投入,但他们最后也只不是「真的」革命家。

既然这场运动的本质是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又何须以任何大写的政治理念,来充填个人的生存意义?意图以政治来改变世界,结果沾污每个年轻人的双手。战后民主主义的教父丸山真男,在退休前悲叹参与学生往往只能依仗小团体来得到个人认同感,其实与战时军队与官僚的「无责任体系」一脉相承,承担政治责任的个人主体并未建立。村上春树看穿了种种革命为参与者带来的群众压力,特别是连合赤军当中以自我检讨之名的内斗实情。对他来说,从团体解放个人出来,关键是抛弃种种政治革命的幻想,令个人生存的本质与国家社会的政治理念脱钩,才是七八十年代村上作品强调个人、抽离(Detachment)的社会观的原因。因此,村上春树不全然是一种玩世人生的态度,而是一种告别革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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