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日本七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中期爲止，充斥日本普及文化的末日想像，則必須理解見田宗介爲何稱這個時代為「虛構」的時代。見田注意到1974年的兩個流行語：「溫柔」（やさしさ）與「末日」（終末）。所謂的「溫柔」與「末日」並存，無非一方面是消費生活的到來，另外一方面，則是無盡的、漫無目的的日常幸福感。所謂「虛構」的時代，則是這種人人投入認真參與演出名為「幸福生活」的劇目，但同時卻沒有人認真相信，人人希望這台戯趕快落幕。

要理解終末論的出現，必先理解1968年學運的「革命」理想的徹底失敗。小熊英二在《1968》書中（上下兩卷，新曜社，2009年）探討了未曾經歷日本戰後嬰兒（所謂的「團塊時代」）的成長歷程，如何導致1968年的學運。這些戰後嬰兒在小學時候的50年代，接受美國主導的民主主義教育，雖然物質匱乏，但無論老師與社會環境，也鼓勵開放的討論與自主精神。可是，他們在中學時候的60年代，則因爲經濟高速增長，接連的教育改革，必須扶植大量科學技術人才，而且重視競爭。這一代人被逼參與競爭遊戲，也是日本全國性的考試地獄制度化，「全民皆受驗」。其中考試成功，靠出賣朋友而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卻目睹所謂知識殿堂皆虛有其表，最後透過社會運動而改革社會。

這場學運最終落空，小熊英二認爲原因是這場學運縱然有革命的樣子，内裏卻是戰後嬰兒的「自我確認運動」，也就是一場我們今天所講的身份認同的危機。空虛、寂寞。找尋志同道合的朋友，為某個理想而奮鬥、投入。問題是經濟環境大好，未曾畢業已經能有工作等待，人們其實很容易就會為了「就職」而放棄革命理想。學生運動的左翼標語、口號，脫離70年代富裕起來的大衆社會的生活。當時的現實感，講求家庭生活幸福。學生運動面對經濟富裕的經濟生活現實，開始土崩瓦解。越發脫離群衆，運動越走向自我目的化，繼而激化。最終連合赤軍的所謂武裝革命，不但是一少群年輕人的妄想，其失敗原因，其實是内部鬥爭所致。1972年，革命的失去，代表的是所謂夢與理想的失去，一個時代的轉換。

村上春樹的出現，其實正好了象徵革命理想的失效之後，換上一種以抽離（Detachment）的處世態度，透過消費，營造生活幸福感。《聽風的歌》（風の歌を聴け，1979年）與《1973年的彈珠玩具》（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1980年）當中表達了作者對學運的冷淡態度，所謂的大學生政治運動，其實不過是戰後嬰兒的一場自我確認運動。

理解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虛構的年代」的本質，就必須理解告別革命之後帶來的種種心靈創傷與身份認同危機，如何導致之後「人生如舞臺」的既投入、又虛構的做戯生活態度。山下敦弘的《昔日的我：我過去的一頁》（マイ・バック・ページ，My Back Page，2011年，或翻譯為《革命青春》），改編自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1988、2010年），但導演與原作小説不一樣，重點反而是要描寫這代人「無限地接近真實的虛構性」（《Eureka》ユリイカ，2011年6月號）。小熊英二在同題的評論文說，這套電影所強調的，無非是參與革命的人縱使熱情投入，但他們最後也只不是「真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