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富华《工人、工会、工棍之我见我评》有感

英殖时期、回归前后阶级斗争的转化

梁富华以普通工厂工人的身分参加工联会,历任工联会权益中心主任、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在退休前累积了近四十年的经验,见证了回归前后香港工运的发展和变迁。此书的多数篇幅(十二章中的七章),是作者对1990年至2013年之间发生在香港的重大劳资纠纷事件的分析,其余部分是对于若干工运基本问题的思考,是认识香港工运的重要参考材料。

梁一代的人,在港英殖民时期没有基本劳工保障的那段日子下成长。在强大的港英国家机器和狡诈黑心的资本家面前,既没有法律保障、也没有时间精力的工人,往往无法维权、甚至无权可维。梁本人就因参加工会而被解雇了三次。梁关于这段时期的叙述,对于我们了解当下从未经历过港英统治的黄人青年所讴歌的「黄金时代」,是很有教益的。(第一章和后记)

梁富华回忆说,他那一代的工会干部,在恶劣外部环境和资源匮乏的「战时」条件下,只能从残酷的斗争之中积累经验教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未进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从天而降的「干部」,更加没有接受美国政府的「自由工运」特训和资助、同右翼媒体互相吹捧的「领袖」。

1967年反英抗暴运动平息后,顺应中美关系缓和的根本局势转变,港督麦理浩修改了劳工法例、推行了若干改善基层生活条件的建设和政策。在港英当局放宽政治高压、经济随着大陆开放而蓬勃发展的条件下,香港基层居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梁富华所参与的工联会以及中共在香港的整个系统,也脱离了此前「战时」状态,谋求与港英体制合作,通过维护香港资本主义的稳定为大陆的发展服务。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随着中国大陆全面对港台资本开放,在1950、60年代因西方封锁大陆而发展起来的香港制造业全面北上,工厂大范围倒闭、产业工人失业,基层劳动者从此集中在服务和运输行业,为西方投资大陆服务的专业「中产阶层」崛起。在香港资产阶级及为其服务的「中产」的史观中,这是一个「纸醉金迷、鱼翅捞饭」的光辉岁月,代理西方、财大气粗的那些「港人」在当时贫穷得多的内地为所欲为、威风八面。这就是黄人们要「光复」的「大时代」。

然而,黄人们这种以英国殖民者的是非为是非、以资产阶级的荣辱为荣辱的史观,从头到尾都排除了香港和内地的劳苦大众、无视两地民众的血肉关联,他们因为看到了当西方买办为部分「港人」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优越感,就主张「重夺」和永续西方列强对全世界的绝对支配,让「港人」可以「光复」高等代理人的「荣光」、骑在「支那人」的头上。如果黄人们的这一套「港史」曾经以露骨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化的语言表现出来;那在建制阵营之中,这种思维则以大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的各种直接间接的「本地优先」言论挥发出来,并对整个建制派阵营起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使他们无力抗衡黄人暴乱的「思想基础」。

工联会的自我精神缴械

梁富华说,今天的工会已经不再处于生死搏斗的劳资纠纷和尖锐斗争的环境之中。

从香港社会目前没有大规模劳资冲突、也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性团体的事实去看,梁的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但恰好因为这两者的缺席,劳动人民无论阶级认同还是社会主义理想都极其薄弱,陷入危机之中的香港极端资本主义,才得以形成强大的反共反中亲帝亲资法西斯群众运动。众所周知,港独法西斯运动的目标,是促使香港脱离中国、鼓吹列强侵略打倒肢解中国,重新建立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归」到梁富华所描述的那个没有劳权、没有人权的,白人统治者至高无上,「高等华人」和资本家任意鱼肉劳动者的时代。

假如工联会的领导干部有他们的创建者的1%勇气、承担和政治理想的话,他们应该不难看到,前人所经历的阶级战争,在黑暴期间以更尖锐、更严峻的形式发生,而且主动权在港独阵营手上,「传统左派」被打趴在地、手足无措。梁富华回顾,在港英实施改良前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只不过,从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形成、在回归后通过参与政府建制「加入执政阵营」而巩固起来的「事务主义」思维和做法,使工联会失去斗争意识,甚至脱离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在08年以来旁观日益激烈的斗争,继而被动地成为黑暴的受害者。

与工联会认为随着回归,可以通过依法维权和内地的强大物质支援,逐步扩大组织势力的偏安思想相比,香港亲帝阵营不但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斗争」,还不断宣传和组织波兰团结工会式的本土反共「工运」,谋求瓦解特区政府、进而推翻中共政权。在黑暴期间,面对席卷青年的黄色狂潮,工联会同多数建制派一样,诿过于国民教育的缺失,没有正视他们与香港极端资本主义苟且、在精神上彻底缴械,将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旗帜、甚至斗争的语言,全部奉送给亲帝阵营的严重错误。

工联会是「工贼会」吗?

工联会作为建制派的一员,必须维护「一国两制」。也就是说,工联会必须维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实行「中特社」的「一国一制」也不是他们目前的选项。如此说来,这岂不就落实了黄人阵营及其「左翼」关于工联会是「背叛工人」的「工贼」的宣传了么?笔者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

首先,这是拥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拥护垄断金融资本对全世界的统治和掠夺,要求资本家让他们代理工人的政治骗徒们所提出的假议题。

其次,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不主张「本土反共亲帝」民粹主张的人和团体,都是「背叛工人」的「工贼」;美国政府认证和资助的反共团体,才是「真正的、独立的、自由的」工运。

众所周知,工联会没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工联会也没有主张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亲美政权,在美国政府(也就是华尔街和军工复合体,即全世界垄断资本的龙头)的指导之下协调劳资纠纷。工联会没有领导工人争取社会主义,但它也没有煽动工人跳进推动列强侵略中国的火坑。

从工人阶级的利害去看,工联会在黑暴期间的真正问题,不是它在积极地鼓吹任何东西,而是它在被动地承受一切,没有了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似乎成为了单纯的慈善团体或NGO。进一步说,工联会的精神缴械、放弃斗争、脱离群众、事务主义等等官僚主义病灶,是「一国两制」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的反映。

工联会的长年「非政治化」,使它无力推动香港的社会进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劳动人民的融合,还因为其失职无能,间接地帮助了黑暴阵营,使香港有彻底沦为法西斯基地的危险。在「外宣」层面,由于工联会长年反对输入外劳(但在外劳遇上不法商人克扣工资之时,为了保障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工联会也还是协助外劳维权。见第二章。),加上极少参与国际工会交流,在事实上将「香港进步工运」的招牌拱手让与职工盟,变相协助美帝的宣传攻势。

「事务主义」不足以迎击新冷战

笔者必须要强调,批评工联会将目光限于日常维权、消极无为的「事务主义」、将政治斗争的领域拱手让与亲帝阵营,绝不是认可职工盟的那种「政治化」,更不是赞成后者的工潮操作手法(「三围一游」)。梁富华书中比较工联会和职工盟的维权思维和手段的内容,对读者了解其中的差异和结果是十分有帮助的。(见第四和第九章。特别是第十章《工联会、职工盟处理个案的手法不同之处》和第十一章《职工盟是在争取香港打工仔的权益吗?》)

工会的基本功能是促进会员和广大群众的劳动权益,通俗的说就是让大家有工开、有饭吃,生活得到改善。个体的工人只有通过工会组织起来、通过提升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集体斗争,才能初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利害有别于资本家的阶级,再经过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后,才能理解超越资本主义和走向共产主义的合理性,积极参与社会变革。

没有工人阶级解放的社会主义目标、甚至只注重一时的物质利益的工会,只是同资本讨价还价的团体(在本质上与同乡会、黑社会、行帮没有区别),不能推动社会变革、根本改变劳动者的地位和处境;而漠视甚至损害工人的实际利益,不顾情况和力量对比,以「理想」的名义驱使工人做亲美宣传的炮灰的工会,则只能瓦解工人对于团结抗争的信心、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

假如工联会陷入了「单纯的议价团体」的困境,那职工盟则为其反共反中的「美国梦」直接破坏民众的生计。2019年6月以来,职工盟为推动美国介入和港独呼吁「揽炒」,宣扬以「防疫」名义主张隔绝内地的医护「罢工」,要求国泰资方中断内地航线,港龙宣布结业时则解散工会等等,展露了其反工人阶级的本质。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停滞不前,列强正在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吹起了「保卫世界自由民主」甚至「保卫生存空间」的新冷战集结号,为制裁和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处于中西利益结合点的香港,斗争只会更加复杂、更为激烈。梁富华在终章《对工联会「爱之深、痛之切」的个人意见》说明了工运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没有强大的群众组织和动员能力,香港不但不能实现克服极端资本垄断的社会变革、消除亲帝势力发展的土壤,法西斯运动也会死灰复燃。时间并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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