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返校》男主角「魏仲廷」在片終時如是說。

然而，這部電影卻充斥著對歷史的篡改，對記憶的編造。

195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支持下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首要的打擊對象是「共匪」，即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及其外圍群眾。在那個年頭，帶頭傳播批判國民黨統治和宣傳中共主張的所謂違禁刊物，組織讀書會、時事研討會，就可以謀反的罪名被處決，參加這類活動的民眾也可以被長年監禁。

《返校》的故事原型是1949年8月末至1950年年底期間被破獲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件。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加入中國共產黨，在9月在學校成立了支部；在1949年5月，支部擴大為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組織領導當地的反國民黨革命運動，爭取中國的社會主義統一。

基隆中學的共產黨人在校內外秘密研讀的不是《返校》劇中的泰戈爾《飛鳥集》或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也不是單純地教導學生甚麼「自由的可貴」，而是編輯發行宣傳中共主張的《光明報》，解釋勞動人民為何要組織起來推翻國民黨、結束貧窮和壓迫，徹底完成中國革命，最終建立共產主義社會。1950年10月14日（也就是劇中魏校服上的學號「501014」），鍾浩東血灑台北馬場町，結束了他那短暫卻熾熱的生命。

在2019年11月去世的，曾被國民黨政權兩度監禁長達21年、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左派政治家陳明忠先生在其回憶錄《無悔》中描述，當年的左派政治犯被槍斃前，多數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等戰鬥口號。鍾浩東被捕後多次遭到嚴刑逼供，至死不向國民黨透露組織的情況。這與《返校》中組織文青讀書會的「張明暉老師」勸說「魏仲廷」招供保命的橋段，及其1980/90年代親美「民運」的那種「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的陳腔濫調，毫無共同之處。

《返校》致力抹去19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紅色身分，把白色恐怖描述為單純的（甚至匪夷所思的）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打壓；它向台灣當今的反中反共親美的財閥「自由民主」「致敬」，彷彿這就是當年受難者的理想的實現。這實在是以「為死者平反」的「轉型正義」姿態，對為社會主義統一而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革命者們的再一次抹殺。

鍾浩東被押赴刑場時，同囚難友們為他唱其喜愛的日本歌謠《幌馬車之歌》送行。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橫渡海峽到大陸參加抗戰，到反對國民黨政權、參加中共革命並為之犧牲，鍾浩東的生涯既展現了台灣熱血青年追求解放的足跡，也是台灣人民精神構造複雜性的典型，而他那一代犧牲者的記憶之被挪用和隱沒，則告訴我們烈士們壯志未酬、任重道遠。「幌馬車」所承載的歷史和份量，不只需要我們的懷念，也需要我們的努力去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