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華航機師工會在2018年8月投票通過罷工，原來擬在中秋節舉行罷工，但因為接受政府的介入而擱置，同意與資方就工會的二十一項要求進行為期一年的協商。但經歷半年的勞資談判，工會感到資方只是拖延，根本沒有誠意就任何項目達成協議，因此決定執行去年的決議，在春節期間發動罷工。

2月9日，勞資雙方進行了罷工開始後的首次協商。會議開了超過六個小時，工會的五大要求只談及了第一項，工會方面即使三度妥協，接受資方以飛航執勤時間為基準、不包括報到準備和降落後等相關工時來討論改善疲勞航班的安排，但資方仍堅拒讓步。即使工會接受交通部提議降低要求，即要求飛行時間7.5小時以上派遣三人（加上約2.5小時起飛前後的工作即10小時的工時），12小時以上派遣四人，資方仍然拒絕，導致談判破裂。

這是台灣的第一次機師罷工。因在春節發動，有不少旅客受到影響。資方態度強硬，並宣傳機師是因不滿酒精測試而鬧事，炒作輿論抹黑工會。蔡英文在2016年6月華航空服員罷工時，曾稱「若非忍無可忍，不會罷工」和宣布「我不會讓你們孤單」。此一時彼一時，蔡英文只以「謝謝」回答媒體關於機師罷工的詢問。時移勢易，當年以攻擊馬英九政府任命的華航高層為己任的綠色媒體，近乎條件反射地抹藍這次機師罷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自由時報》誹謗罷工的領導者之一、機師工會研究員陳柏謙為國民黨黨工，極其惡劣地煽動親綠輿論，企圖淹沒工會反對過勞、捍衛飛安的正義訴求。

在消費至上的社會氛圍下，機師罷工引來一片謾罵聲，不少網民批評機師工會，甚至要求政府取締他們的罷工權利。反對罷工的民眾似乎沒有意識到的是，機師工會反對過勞、要求資方確保充足人手執勤，就是在維護消費者的安全。罷工機師和消費者的利益不但並不抵觸，消費者還應當支持罷工機師反對華航資方那些顧及飛安、公司就會喪失競爭力的謬論。如果機師繼續啞忍超時工作，強迫自己疲勞駕駛，不僅是損害自己的健康、還是在拿乘客的生命做賭注。在財閥政閥的宣傳之中，這個簡單不過的道理，如果不被說成是橫蠻無理、別有用心，就乾脆被直接無視。

台灣政府除了以「捍衛民主自由」一類的說詞包裝反中親美日的政策，掩飾其無力振興經濟、增進人民福祉的真相，它唯一的具體作為，就是打壓勞工向資本獻媚。曾經要求蔡英文兌現「英派革新」的那些「左翼」團體，面對的是這一類「政績」：砍除七天假期、廢除工人連續工作六天必須休假一天的法律。

「左翼」長年宣揚的資產階級政府干預、進而通過資產階級國營拯救工人的藥方，在這次罷工中也遭遇無情的否定。台灣政府透過交通部、行政院和勞動部持有華航超過45%的股權，是行使任免華航高層權力的最大股東。面對關於台灣政府為何不能直接解決罷工機師訴求的問題，主管官員竟然宣稱華航是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政府只能對華航高層提議、不能干預公司治理。台灣政府宣稱自己只是中立的調停者，但實際上與華航高層唱雙簧、企圖軟硬兼施瓦解罷工，在2月9日的協商中已表露無遺。

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即極少數人剝削壓迫大多數人，勞動人民定期「選擇」哪一個由財閥控制的黨派統治自己的「選主」體制，以及這種制度之下的「左」右主流政黨——第一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遭遇大量民眾的質疑和挑戰。因為「左翼」和「社運」長年支持與保守右派合作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民主派政黨，西方各國勞動者對日益嚴峻的就業狀況和不斷惡化的生活條件的不滿，目前不是被極右的排外黨派吸納，在政治上更落後的國家、例如美國，就被自稱「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民派用「政府救世」的宣傳誤導。

台灣第一次的機師罷工，在政治上更加荒蕪的背景下發生。但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入發展，將會日益向人們提出這個十萬火急的任務：工人不但需要工會成為自覺地捍衛本身當前利益的「自在階級」，還需要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脫離一切資產階級勢力的操弄，成為有意識地建立自己的政權、成為全世界的主人翁的「自為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