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案反映的深层意识问题 社会改良运动的侷限

190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访问全国党校合照。左边站立的第四位是罗莎·卢森堡,第五位是社民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右边座椅第三排右起第二名是时任社民党总书记,一战后镇压工人革命成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图片来源:维基百科德语版)

 

台湾世新大学在今年1月2日的校务会议表决,2020年停止旗下的社会发展研究所(简称社发所)招生。校方指该所招生不足、休学退学率高、毕业率低,因而决定停招;反对者则认为校方不合程序,没有跟研究所教师好好商量、㝷求停招以外的处理方法。这在笔者看来并不是要害所在。围绕少子化、院校自主的争辩,笔者亦认为不着边际。两岸三地社运界在反对社发所停招这场运动中提出的核心论点,反映的是「社运产业」在阶级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和根本侷限。

反对者最重要的论点,是该所多年来栽培大量社运干部乃至议员官员的「社会价值」,地位超然,即使收生不足,也要永续存在。反停招者向校方、政府喊话的重点,就是提醒他们社运干部们引导、平抑资本主义社会压力,巩固公民社会的功能,而停招将会是破坏这种机制的愚行。反对停招者找来了两年多前曾被社运圈批判没有认真反对蔡英文政府砍七天假的绿营「进步」立法委员做见证,说社发所启发了她们的「批判思考」和「碰撞体制的实践」,则直接地展示了社运界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依赖,及其「社会批判实践」的极限。

事实上,无论是资产阶级国家主办的国立大学、还是由个别财团经营的私立大学,都不会容许主张反对、甚至推翻资本主义的学系乃至教员的存在。在冷战结束的1990年代,在帝国主义操盘的所谓民主化(即推动取代军事独裁、维护帝国根本利益的有序权贵政党轮替)的特殊政治环境之下,台湾部分大学(包括与民主完全沾不上边的梵蒂冈系统)曾经大力栽培「非共」的社运干部,用以抵制白色恐怖幸存者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统一派运动。在也曾是冷战前沿、同样经历过数十年残酷的亲美军阀独裁统治的南韩和菲律宾,都有类似的「开明资本」和梵蒂冈大力培训「非共」社运干部、组织「公民社会阵营」,以「民主进步」的名义同反帝左派争夺群众、巩固当地新殖民体制的基层基础的现象。

艾伯特死后,社会民主党为他成立了基金会。作为德国联邦政府的全资机构,艾伯特基金会在冷战前沿积极扶植「非共」「中间偏左」势力,抗衡反帝左派。在菲律宾马科斯和南韩朴正熙统治期间,艾伯特基金会在培养反共社运干部,推动冷战后的「民主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图片来源:《国际》编辑合成)

 

在历史上,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社民化之前,从来都没有赞扬某资本家的「自由学风」、宣传他们经营的院校是不可替代的社会研究场地的说法。革命时期的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总是自己筹集人力物力建立党校,向工人群众和党员干部传授社会科学。他们不会宣扬资产阶级学院有义务为工人运动培训干部的「公共性」,也拒绝任何依赖资产阶级资助的思想,将组织的创收、建立独立的经费来源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罗莎·卢森堡就曾是德国社民党党校最有名的教员。在她的影响之下,社民党党校是左派的阵地。与此同时,去党校进修的多数工会、机关领导和国会议员,看重的是党校为他们补充实务知识(在当年,了解资本主义的运动逻辑、而不是示威请愿立法的「运动」流程,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实务)、帮助他们在德帝体制内出人头地的作用,而贬抑党校传播、完善和实行革命纲领的功能。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宣扬应当依靠资产阶级办学的做法。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的需要引申而来的工运政治独立和自主办学的宗旨,随着社民党的官僚化和全面融入资本主义体制,被抹煞和故意遗忘。

在一百年前的柏林起义之中,认定改良对他们最有利、因此「对工人运动」亦最有利,获得了德国统治阶级授权的社民党党校高材生集团,指挥极右派军阀猎杀了他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老师卢森堡。只是在此之后,自称社会主义者之中,才会有人宣扬工运和资本的全面合作,包括对党和工会的宗旨和经营有决定性作用的干部的培训。

两岸三地社运界对可以说是一战后白色恐怖后遗症的「官许、商办」社运干部培训模式的推崇,最终还是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甚至是没有人愿意准备建立社会主义运动的症状。对于善长仁翁和「自由学风」的宣扬,到最后不过是美蒋白色恐怖奠基的、再由「台湾民主」巩固的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表现。在世界自由主义的共识瓦解,资产阶级已经无意向传统改良主义大量投资的当下,这种说法只会更加苍白无力,进一步使现存社运走向式微,甚至杜绝主观上追求进步的青年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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