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八月份在香港《明報》發表的《河殤已矣，公知不死》一文反思在1988年風靡中國大陸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到今天即使沒有再被提及，但《河殤》所代表的對西方世界「蔚藍色海洋文明」的崇拜──超歷史、偏離現實、一廂情願的唯美「西方主義」，在這三十年間資本主義危機深重、西方國家越來越不掩飾的雙重標準之時，卻沒有真的退出舞台。它的魅力稍為減少，需要加以修飾，以別的面貌如以民主國家的標準「保障勞工權益」之名重現。在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心裡，中國若不複制西方文明，就總是欠缺些什麼的，無論中國如何發展，總是比下去──這樣的心結在「河殤已矣」的時代仍是揮之不去。

對於擁抱「自由主義」的人，不管西方國家政治上如何向右傾斜、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在緊縮政策下倒退、社會的不平等何等嚴重，向他們訴諸現實，始終無法改變他們對「理想中」的「海洋文明」的期盼，同樣地，也無法扭轉他們對「黃土文明」的蔑視。然而，這樣與事實有很大出入的主觀意識是如何形成的？是什麼原因令這樣的意識超越現實的考證而歷久不衰？「海洋文明」的這股軟實力是怎樣來的？

意大利共產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覇權論非常適切的形容這種情況──即發達資本國家除了在經濟上掠奪落後國家，也因經濟優勢而創造出合理化這掠奪性的結構的霸權理論和透過輸送一些經濟利益而集結一些擁護者，讓被掠奪國家「心悅誠服」的接受和配合這樣的結構，這種文化覇權表現在教育、大眾文化等。

如果我們認同對「海洋文明」的擁戴是文化覇權的產物，那實際上這是怎樣運作的呢？除了如盧荻所指，這樣的「非西方世界的附庸的產物、租界買辦歷史觀」是有現實物質利益驅使的，很多抱著理想主義擁抱這等「文明」的人，我認為是對於「西方文明」的一知半解，或選擇性的理解，以及對於現狀不滿的表達卻不願尋根究底。

如果要反思人類歷史，堪稱人類最大浩劫之一的黑奴買賣和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均是由西方文明中心地歐洲開始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離不開血腥和非人道的奴隸制。臭名昭著的三角貿易：歐洲製造業生產－非洲黑人被擄當奴隸輸出－拉丁美洲的奴隸式生產和原材料出口，幾百年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血腥掠奪造就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發達和由此而來的文明，對於這重要的歷史很多人卻模糊不清，就算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多說。這樣的缺口造就了以非歷史、接近種族主義的、神學式的學說來解釋、歌頌西方文明。

更悲哀的是，這些直接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掠奪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即使在獨立運動後仍未能擺脫買辦史觀，令殖民主義的遺害仍然植根在獨立以後的政經體制。很多拉丁美洲國家政府繼承殖民者對原住民印地安人和黑奴後裔的歧視，無視他們的權益甚至生存權，殖民時期的買辦資產階級仍然掌握經濟和政治大權，這些人的利益與西方資本掛勾，而不是本國的發展，巴西的執政政府主張把國有油公司私有化就是一例。在非洲，很多國家仍然面對發展的種種阻力，因為經濟因素引發的部族或宗教仇殺、渴望透過移民來換取生機，致使大量年輕人、有識之士外流、缺乏發展基金或因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的領導層對自主發展裹足不前等。在歐洲，當經濟衰退時，排外主義總是不乏支持者，右翼主義近十年迅速冒起，自由派的「多元包容」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根本難以抗衡，甚至可以說為右翼主義崛起提供屏障。

很多遊人每每看到歐洲歷史建築讚嘆不已，卻是否了解到這些宏偉建築物的背後，有血有肉的歷史？同樣地，看到落後國家的殘破不存，人們生活水平低下，又有否想起它們在掠奪性的全球經濟體系中被奪去了多少？當然，這樣二分法是過度簡化了歷史，但很多人面對當下所見的，只是用更簡單的「文明」之別來自圓，而看不到源於十六世紀的掠奪體制全球化的脈絡。對於現狀不滿，想尋求出路，這絕對是可貴的，然而，這離不開以實事求事的態度來查找問題的根源，而非以幻想投射、寄託於與現實不符的「西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