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的「反纪念」书写——读廖伟棠论逝者陈映真先生

《跨时》按:本文首发于作者个人脸书,经作者同意转载。我们加上了配图。

作为一个歌颂「港独」、「台独」和「藏独」的作家,廖伟棠连自由派的虚伪的人道主义都谈不上,他是农奴制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礼赞者,而且醉心于庞德(Ezra Pound)的法西斯主义「美学」。和他的同道中人陈芳明一样,廖伟棠对于「失足落入共产阵营」的陈映真先生、鲁迅先生、乃至王实味烈士的「婉惜」,都是100%的矫情的、犬儒的表演。

廖伟棠的一类中世纪的神道文人,厕身自由派主导的反共阵营之中,戴着「普世价值」和「人道主义」的面具妄议陈映真先生,正正说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堕落。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真正继承、发扬和超越当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封建人道主义,实现真正的全人类社会。

廖伟棠(网络图片)

廖伟棠近照(来源:《凤凰文化》)


憎恨的「反纪念」书写——读廖伟棠论逝者陈映真先生
赵刚
2016年11月25日

廖伟棠先生的这篇文章〈假如鲁迅活着──写于陈映真先生逝世后〉,初看令人生气,再看有那么点意思,三读则令人叹气。

1 生气
据「作者介绍」,廖先生是个「诗人、作家,与摄影师」。看完了他这篇文章,我更加确信,一个诗人,写诗之余,不妨写散文,若是要议论,可以写诗论,而若意欲议论当代、臧否人物,则要特别留神。

这样说,并不是说廖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不好。写得好啊!不然,我怎么会读三遍呢!但三遍之后,我的感想是:这么憎恨褊狭的心性,要如何写诗呢?佛洛斯特说:「一首诗起始于愉悦,终底于智慧」。我倒不确定是否一定得起于愉悦,也许起于困扰呢,但我相信是「诗」,总该是一种发现的艺术吧。一个人这样感受如此吟哦,于是他看到了他改变了他提升了。但廖先生的这篇文章的心情状态,我看更是起于憎恨终于憎恨吧。这样的文字堕落了你或泄露了你,或同时。廖先生的诗与文不相侔吗?

难以说廖先生心恨的是陈映真。他自陈他对陈映真去世的感受是「五味杂陈」,并继而回想起他自己在「本世纪初」所提出的一个自问:「你爱陈映真,可是陈映真爱你吗?」

我感受到一种类似被情人遗弃而滴血的心。但陈映真怎么就离弃了廖伟棠了呢?

那是因为廖先生曾经在他二十年前,也就是二十岁出头时「通读全部《人间》杂志」而景仰、仰慕、爱慕的陈映真,后来,在他看来,竟然转而拥抱了「北京权力」。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如果用成语表达,这就可以是廖先生「写于陈映真先生逝世后」这一串文字的核心意思。当然,他是诗人,他不会这么说。在网路媒体上,有人说陈先生死在大陆,是「求仁得仁」,对此,廖先生则说「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文坛后进,在得年八十的陈先生走后没两天,就以如此的文字「纪念」一个尸骨犹温的文坛前辈,不也太浇薄、太操切了吗? 你说,大概是「文学的力量」,使得年轻人宽容了陈映真。怎么你就如此操切凌厉呢?您不还是诗人吗?

什么样的「能量」,暗黑的或闪亮的,让廖先生写下这样的文章?不好说。有些因素很物质、很现实。我注意到他是「上报」的专栏作者。轮到他写专栏了,本来他可以不写,或他将来可以慢慢写,但他毕竟于是就写了,因为轮到他了。有时候,世界就是如此无稽。

但除此之外,我想更是因为廖先生的一种暗黑的恨吧。他不直接恨陈映真,但恨陈映真不恨(或不像他那样恨)「北京权力」与「毛泽东」。后者是两岸三地「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反图腾」,一碰触就咬牙切齿甚至晕眩白沫。对他们而言,「北京权力」虽然已经「走资了」,但仍是从毛泽东(或幽暗中国传统)以降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嫡子,为了「现代」的缘故,绝对是要反对的。因为这是一种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论的大是大非,从而一切对于中国革命或革命中国的非教条的理解、解释与评估,都是和他们自命走在历史终点的「善」唱反调,而属于「五毛」。廖先生就说陈先生的「许多辩论与今天大陆流行的『五毛文』无异」。把陈先生的思想肢解,取其一段话,得到这个比附性的结论,实在让人生气。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陈映真的〈归乡〉(1999)与〈忠孝公园〉(2001),你读了吗?读了,就不该没看到陈映真对于「文革」的复杂批判,与对包括「中共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权的质疑态度。先生有信念、有立场,有始有终,不忘初衷。

在本该「包容」与「开放」与「多元」的自由派/公知身上,我们看到最澎湃的教条主义,而后头充斥着反历史、反智的使徒丛结。

因此,廖先生在可以不提出充分证据,不进行细致思辨,不具备参照上下文的公正下,更谈不上一种知人论世的理解能力下,遽尔地说陈映真「唯经济发展至上论」,轻佻地说陈映真「对自身信仰过于执迷的盲目」,甚至,类似「狼来了」地说陈先生「已经成为统战的人质了」。

于是,浓缩全文,廖伟棠对逝者的最严厉指控其实就可以是这样一个陈述: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与《人间》杂志的创办者,陈映真虽「本质上是鲁迅这样的自省者」,但是,因为他「既爱鲁迅又爱毛泽东」,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因为他必然会认同「北京权力」,从而不仅对恶不作声,甚至参与到恶。然而,他毕竟不是只想谋权势名位的庸俗者,他或许是想利用北京权力以遂己志,但利用不成,反被利用当成人质,于是只能在无奈中转而自欺——「一种英雄于困顿中的自我欺骗」。还好,陈映真最后十年中风,要不然啊,将堕落得更不堪。还好中风,啊,「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这就是廖伟棠在先生方逝之际为他编出的一生的故事,急迫地想盖棺论定,但粗鄙拙劣,倒像是一篇山债版的莎剧Coriolanus。但廖君却为自己所编的故事,所创造的悲剧英雄,「念之沉痛不堪」。

别装了!或,别演了!你,太入戏了!——我只能如此说。生气。

2 有点意思
那么,生气之余,为什么还觉得这篇文章有点意思呢!因为,这篇文章无意中展现了一个客观有趣的问题:什么是左派?

在台湾,现在还有谁不要当左派?左派多么正确!左派多么犀利!左派多么正义!左派多么进步!

以至于连廖伟棠(或其他人——以后有空再说吧)也要买左派的好,表现出他也可以是(赞赏)左派的,而陈映真,反而是左派的变节者或「堕落干」。「左派」,对廖伟棠而言,大概就是一大堆政治正确与身份政治的总和罢。你环保吗?你反核吗?你支持性别平权吗?你支持弱势团体吗?你反国家机器吗?你反父权吗?你反全球化吗?都勾了,你就是。透过这些姿态,廖伟棠对「左」的包装就达到了以「人道主义」之名封顶的效果。这样一个透过与「普世价值」与「历史终结论」结合的「人道主义左派」,于是,变成了全球左派的标准身分。特朗普赢了,全球的左派都哭了。

而这恰恰就是二十岁出头就「通读全部《人间》杂志」的廖先生,所理解、所定位的「《人间》杂志」。「《人间》杂志」是什么?在他的诠释学中,就是「同情弱势」的人道主义的左派,而这叫做真左派。但二十岁的廖伟棠乃至今天四十岁的廖伟棠,曾经想过,这个杂志的「左派」与「中国」与反帝、与反殖的议程,是能够切割得了的吗?曾经有那么一刻,这个杂志是仅仅站在历史终结论地基上拿着西方新左的政治正确姿态吗?你因误解而感动,然后拿着这个「感动」去衡量陈映真,然后轻便地、极轻便地,论断陈先生缺失了「反省力」,与从而的「堕落」。先生自执笔以来,没有一刻不在台湾,也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上头论述。

类似上述的对比,你(们)也在建构一种类似的对比:把「鲁迅」教条地、绝对地对立于「毛泽东」。在你们的扯著普世价值大旗猎猎作响的头颅里,回声地臆想:鲁迅只是一个同情弱势反抗专制的自由民主「现代化人」吧,而且仅此而已。于是我们不难看到一种趋势,不是刻意忽略鲁迅,就是把鲁迅硬往胡适那儿修正。

陈映真的左翼当然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自始至终(啊,这个「终」终究到来了!)。自始至终,陈映真有一只超越世间左、右翼二分的眼;一只类宗教性的、不妨说是「人道主义」的眼。他用它来看到现实政治的精神缺憾,但他更常也以现实的、历史的、中国的、第三世界的、民众的实践,来惕励那个理想之眼,使其免于虚矫、形式、乃至作伪,乃至成为压迫与剥削的共犯。没有掌握住这个辩证,是没有办法讨论陈映真的「人道主义」的,也无法理解他的「《人间》杂志」。

无独有偶地,我注意到有一种诠释力量正在将「《人间》杂志」简单地人道主义化,把「鲁迅」便宜地「现代化派」并把陈映真「本土化」。对这个趋势,我注意著。

3 叹气
我第三次读这篇文章时,有一行小字抓住了我的眼球。也是在文末的「作者介绍」里,说作者「1975年出生于广东,1997年移居香港」。无来由地,我联想到陈映真小说〈唐倩的喜剧〉里的罗大头;那位取代胖子老莫成为读书圈新沙皇的搞「逻辑实证论」的罗仲其。某夜,在一阵激烈争吵后的甜蜜复合之际,罗告诉了唐倩小姐他的往事,他说他有过一个幸福而富裕的家,然而「共产党鼓动暴民在一夜之间毁灭了一切」,然后:

「我一个人流浪,奋斗,到了今天。」他啜泣说:「比起来,他们搞存在主义的那一个懂得什么不安,什么痛苦!但我已经尝够了。我发誓不再『介入』。所以我找到新实证主义底福音。让暴民和煽动家去吆喝罢!我是什么也不相信了。我憎恨独裁,憎恨奸细,憎恨群众,憎恨各式各样的煽动!然而纯粹理智的逻辑形式和法则底世界,却给了我自由。而这自由之中,你,小倩,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这个虽真实但极其无厘头的联想,让我想起陈映真在小说里的那种很幽微的对于罗大头的某种同情。罗的憎恨、罗的思想,以及罗的悲剧……,那所有的后头,投射著中国现当代史的一个缩影。相对于他对罗的一种同情,陈映真对于胖子老莫,那位存在主义教主,则是极尽挖苦之能事——那完全是一条变色龙、一个伪君子、一个虚荣者,与一个嗜血者,老是想在小小的读书圈里建立自己「教主」身份,老是不忘任何一个可为自己积累名声的一个丑角。

于是,我反而觉得廖伟棠诗人的那种一反寻常的褊狭急促愤恨,可能是「事出有因」的,从而也许是值得理解吧!他至少没有利用陈映真来吹嘘自己的「伟业」。于是我为「罗仲其」叹了一口气。

4 智慧
罗仲其祖籍是江西人。廖伟棠是广东人。他们的传记中也许缠绕了太多的对于「毛泽东」、对于「北京权力」的不可化解的黑暗执念。同理,也应该有一群人,是和「罗仲其们」站在对立立场的,可说是某种「建制派」罢。相对于这两群人,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有一种「无牵挂的轻松」以及一种「无知的优势」。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身体卷入这个革命运动,从而对中国可以怎样往前走,提出一种较抽离从而可能也许比较「客观」的论述。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好比两个争吵的人,恰恰因为我都不认识,从而不站队,也许反而比较容易提出一种不一样的解决之路,至少可作参照。如果是这样,那么,像廖伟棠与余杰等,那不是来帮台湾人的,恰恰是来把台湾人民拉进一种莫名的、被强制注射的憎恨漩涡之中。而又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前提,也就是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台湾的命运毕竟和中国大陆的命运,喜欢或不喜欢,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必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立场与姿态,积极介入。而在这个越来越迫切的自立自救的过程中,「廖伟棠们」的论说与情感模式,就必然是一种首先要排除的路障,因为它提供的是憎恨,而非智慧。憎恨只能敌我站队,智慧则是求得出路的发心。朋友们,你不一定首先要认同中国,但就算只为了你自己,你也得首先试图重新认识中国,而后者又得首先从「除妖魔化」开始,因为不如此,中国是无法成为一个认识的标的。

如果这样就是「五毛」,那算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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