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在香港看「七一」游行

陈映真先生。

陈映真先生。

《跨时》按:台湾著名左翼作家、社会主义统一派活动家陈映真先生,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谨转载陈先生这篇剖释香港问题的文章,表达我们的沈痛哀悼。
本文原载于陈映真主编《爪痕与文学: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台北人间出版社,149-156页)。


在香港看「七一」游行
陈映真
2004年7月8日

今年(二○○四),我在香港通过电视全程报导,目睹了「民主派」推动的「七・一」大游行,有一些想法。

战后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斗争,多半发生在宣称是民主、自由、人权表率大国美国为其经济的、政治的、战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扩及广大亚、非、拉、中东的许多扈从国家。这些国家,在冷战体系下,以各种「国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卫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国家权力发动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讯、投狱、处决、暗杀,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义的知识份子、作家、记者、市民、学生、工农人民和社会运动家,杀人以数万、十数万、甚至百万(印尼推翻苏卡诺的反共政变)计。从东亚看,在战后的韩国,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的军事反共独裁统治,韩国民主市民和学生屡仆屡起,为民主主义奋力抗争,被拷问(有人因而致死)、投狱者不知凡几。在台湾,情况不用多说。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台湾有两波民主化运动。第一波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大陆上向蒋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党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民主化运动。这个运动感染到台湾,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有万余高校学生参与了声援抗议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斗争,同年二月有要求台湾民主自治的二二八事变。一九四九年四月,陈诚先发制人,爆发了大量逮捕台大、师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学生二百余人,史称「四六」事件。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以「惩治叛乱条例」,大举肃清新民主主义运动。一九五○年韩战爆发,美第七舰队介入中国内战,「保卫」台湾独裁体制,白色恐怖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粗略保守估计,枪决四、五千人,投狱八千至一万两千人。而在美军驻在的星条旗下,台湾以「民主、自由中国」之名成为美国东亚冷战的前线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东、在非洲,美国支援的「国安・压迫」性国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几,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残酷镇压各地的民族・民主运动,严重摧残人权、蹂躏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杀民主市民、学生和工农。于是各地乃有与之相拮抗的人民的民主化运动。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两年的号称五十万人的「民主」示威,貌虽类似,有本质的不同(今年游行的人数事后客观估计,只在十四至十九万人)。

从口号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权」,要求还政于民,也有社会的弱势者抱怨生活艰苦,抱怨特区政府「漠视弱势群体的需要」。其实核心诉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众「直选产生」。

香港当然应该有安全部门。回归前几年,我受大陆邀请参加在港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时,港英当局拒绝发给我入港签证,经会议向港英交涉了两天才临时补发。今年二月份,我受浸会大学聘为驻校作家,签证手续特别难,经校方斡旋才办下来。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签证很快就办下来,我的则至今还在折腾不决。我估计是特区「回归」后一直没有更新「安全」档案的缘故。这种事情,也部份说明今日「香港问题」的一隅。

但回归后香港的媒体,除了《文汇》、《大公》之类的少数「官报」,无不以「亲中」为戒,莫不以批评、调侃甚至谩骂中共为卖点,为「先进」、「自由」和「民主」。有人说,回归后,这种现象反倒变本加厉了。但从来没有香港的言论人,记者被捕,报馆杂志社被封。没有警察特务的任何恐怖,没有持政治异见者成群失踪、被秘密非法逮捕和入狱,这与冷战时期五○年代独裁政权下的民主运动的命运,情况完全不同。

则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断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长的统治历史时期下,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什么是今日香港问题的症结呢?我不禁沉思。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政治」,具体到实际,是夺取政权和把持政权。夺取不在手中的政权,和把持已经到手的政权的斗争,发生在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如「巴黎公社」惨绝的斗争,如国共内战;也发生在同阶级间不同阶层和宗派之间的斗争——如今天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不同政党间选举轮替,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

香港的执政党团队,大抵上代表船运、物流、地产、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务业)大商人资产阶级和一部份旧殖民地时期,港英政府高层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约代表律师、会计师、传播企业资本、高层管理者、各级教师、中小企业、市民、城市贫民等阶层的利益。其中取得领导地位的,大约以律师、会计师、高层管理者……。后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阶级、民族、宗教的强烈矛盾,那么,就只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分化与对立。

战后,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策略,让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独立,支援殖民地时代的「合作精英」组建独立后政权,以确保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这些精英,都在旧宗主国受过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国的价值系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熟悉其语言和文化。我听说英国不能不离开香港时,发给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国以外的各国有效的护照,每年三张免费往返英港的机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权利等「特权」。这些人以英国的殖民统治为香港文明开化的根源,自觉比「落后」的中国大陆人更现代化。高级知识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据说不少。

台湾和香港同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后沦为半殖民地的总过程中,被割占为殖民地的两个地方。但他们的殖民地统治历史却颇有不同。

日人据台时,台湾人口已在四百万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农体制为骨干的社会。一八四○年代开港后,发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经济和外向型商品农业。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为中心聚合的社会纽带巩固化,以儒学、科举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结构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后,以地方豪强和农民武装游击为主的反割台、抗日斗争长达二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而一九二○年代中期后现代反日民族・民主运动,以「台湾文化协会」、「民众党」、「农民组合」(农民工会)、「台湾共产党」等从右到左不同光谱的反日斗争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三一年日帝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夺我国东北时,才被全面镇压下去。但嗣后曲折、艰苦的抵抗、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上,直至一九四三年还负嵎顽抗。在「皇民文学」的压迫下,真正投降为日帝写过损害民族的作家,也不过两三人,没有出现若在日本、朝鲜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属左翼的作家)「转向」军国主义文学的作家。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台湾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觉地展开殖民地文化意识的自我清算,自觉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遗毒,进行「良性的中国化」以光复后眼见的国民党贪污、腐败为「恶性中国化」,后来又逐渐瞻望大陆内战,战前优秀的作家简国贤、吕赫若和朱点人等潜入地下党,于五○年代大肃清中牺牲。

相形之下,英人据港时,香港是人口不满八、九百人的渔村。英人开埠,主要目的在经营一个商港,和日本之据台旨在使台湾成为日本独占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和积累的工具(原料、食粮的供应地和日本工业商品的倾销市场)不同,统治和反抗的构造自不相同。香港历代移民,初期则谋生营商、逃荒、四○年代末为内战难民、和六○年代大陆社会动乱时的难民等几波。当然,英帝占领香港时,港人似也有过规模小、时间短的,以宗族为中心的反占领武装斗争。二○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罢工」 ,六○年代中期有过激进的「反英抗暴」,三○年和四○年代有抗日游击活动和躲避国民党法西斯压迫的「南来」左翼文人和反国民党民主党派人士。但较台湾在殖民统治下的长期民族・民主运动发展了现代民族启蒙和文学运动,激发和巩固民族意识者有所不同。

一九四五年,英帝在美国支持下,迫使蒋介石放弃收回香港,使英国继续领有香港,并利用大量涌港的困危难民的廉价劳动力、最早发展加工出口经济,逐渐和台湾一样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式的「亚洲四龙」。

至此,台湾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战体系下,台湾政治经过五○年代的清洗,不但切断、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国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对峙下,使台湾成为美国新帝国主义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对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依附,并且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中,发展了民族两岸的憎恶,反目和对峙。八○年代,国民党流亡集团的权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台湾独立」思潮上升为主潮。

香港在战后延长的殖民体制下的加工出口经济成长,加上五○年代后大批「反共难民」成为中坚在港人口。而不同于台湾。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陆与香港,目睹经济发展的格差和六○年代的文革,八○年代末的北京风波,加上亲英(西方)精英的增殖,九七回归前竟而激起了恐共离港潮,和台湾光复时一时的「欢天喜地」形成对比。而回归后,基本上没有政治、思想、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回归后」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没有去殖民政策与方针。而回归后特区执政团队的弱质,都增加而不是减少和消弥了港人对大陆、对「中央」的不信赖,甚至反抗。

「殖民地后」的清理,是战后世界史的共同问题。「后殖民批判」的内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国丧失」和认同的「白痴化」,成为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深刻伤痕的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而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的「港人治港,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区在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之论,如果把「爱国者」和殖民时代「合作精英」相对立而论,就不是当前泛民主犬儒主义者所能轻易嗤之以鼻的说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区政府背后的豪商资产阶级的对立,台湾「蓝」、「绿」的斗争,都是两地右派、保守派间的政治斗争。港台两地进步势力的边缘化和弱体化,使民众失去第三个真正的民众的民主主义势力的选项,才是症结所在。发展反保守右派的进步力量,也许是台、港两地当务之急。实际上,台湾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争取「民主」的议题,只存在进步和保守右倾之间的矛盾。在解严后和特区化后的台湾与香港,所谓争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假的议题。人们必须对民主主义从新定义──强调社会正义,经济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会压迫下争取自由,从而把「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和旗帜,从伪善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到广大民众的手中。

二○○四年七月八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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