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香港立法會選戰，建制派，即所謂「愛國統一戰線」陣營，在「回應」泛民主派及其孕育生產的本土派的攻擊時，唯一的「強調」，是己方在「做實事」——為了維護全稱的「香港」的「繁榮穩定」，就應該支持絕對維護現狀的那種「一國兩制」和「愛國」。

然而，建制派似乎從來沒有想過，如果「愛國」的最大理由就是賺錢，那對於長期浸淫在帝國主義買辦宣傳之中的一般香港（乃至台灣）民眾來說，按照買辦們所描繪的，那個在「中資侵入」之前「本土港人」據說獨享「國際金融中心」厚利的時代——即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時代——似乎就真的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在這種邏輯之下，泛民主派、本土派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認為，他們的所有反共、反大陸的主張，只不過是一貫地維護「香港人」的各種「切身利益」而已。而如果政治立場的終極根據，像建制派所說的，就是維護特定族群的既得利益，那「港人優先」真的何罪之有？不只是無罪，簡直就應該是最基本的「政治正確」。

就是在建制派（別忘記，它是一個跨階級的政治聯盟）完全迴避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階級社會的現實，以「維護現狀」作為唯一共同主張的「愛國主義」政治的定調之下，泛民派和本土派才可以將香港回歸後一切由資本主義造成的問題，歸咎於中共政權和建制派；進而「理所當然地」主張，只要大力限制中共政權和建制派在香港的影響力，甚至恢復、「永續」英帝殖民時代的基本制度，才可以實現「港人」的最大利益。

建制派淹沒階級社會現實、宣揚勞資共榮的「愛國主義」，在經濟景氣時，只能勉強應對同樣宣揚勞資共榮、主張帝國主義「普世價值」的泛民主派。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蕭條、但大陸仍然持續高速發展，國際力量對比開始轉變的關鍵時刻，泛民派之中的激進反共力量，通過多次街頭運動，形成主張「永續基本法」（即永續資本主義制度）乃至「自決」、「香港獨立」等等的「本土」陣營。

在某程度上，本土派虛擬的「香港民族主義」，就是建制派虛擬的「愛國主義」的鏡像。對於本土派的支持者來說，「香港民族主義」比「愛國主義」更加符合他們的「直接體驗」，也因此更加「真實」。對於建制派草莽勢力施予的「漢奸賣國賊」帽子，本土派全不在乎、甚至視為榮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捍衛本土利益」天經地義，真正應該感到羞恥的，是建制派「賣港賊」。

某本土派政黨的口號便是：「永續基本法，保住你層樓」，「復興香港，再現輝煌」。

建制派對此的唯一「反駁」，就是「我們才是基本法和香港資本主義的真正擁護者。你們這些港獨份子走火入魔，逼使中央干預，才會危害香港資本主義。」

二

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失敗之後，香港的中共左派陣營一度元氣大傷。左派陣營一方面要在港英高壓之下恢復組織，另一方面要在中美和解的國際政治大變局之前，調整自己在香港的活動方針和路線。

在中美和解，西方帝國主義陣營與蔣介石政權斷交、轉而承認中共政權的大環境下，香港的中共左派不僅恢復了67年前的工運力量，並且在大專院校獲得不少學生的支持，一度成為學運的領導力量，是為「國粹派」。

「國粹派」強調對北京當局的忠誠，以後者所規定的「大局觀」作為行動的準繩。在部分青年激進化的所謂「火紅年代」期間，除了短暫的保釣運動之外，無論是正式的中共左派，還是大專「國粹派」，對香港社會出現的各種反抗殖民統治不公的運動，都採取旁觀甚至反對的態度。

在「四人幫」下台、文革正式結束之後，「國粹派」不再以「馬列毛」自許——他們在香港學運的領導地位，在1980年代期間，也逐步被親帝的「民主派」所取代。在鄧小平上台後「撥亂反正」的期間，中共在建國前夕就確立的，關於長期利用香港作為通往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樞紐的根本政策，再次被確定為香港工作的根本路線。

1967年的反英抗暴運動，被視為「四人幫」亂政所造成的錯誤，被左派陣營打入冷宮。當年胸懷反帝革命理想參加運動，被港英打殺迫害的一般愛國群眾，除了被港英敵人徹底否定之外，還遭遇了被「領導」抹煞的坎坷命運。

在1980年代中美聯合反蘇的蜜月期，中共與英國就收回香港進行談判。中共為了構建香港回歸後的資本主義秩序，積極拉攏大資本家、右派知識分子和各種騷人墨客（即所謂「愛國統一戰線」），乃至港英御用的華人高官和「民主派」政客。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群眾團體，在配合大局的考慮下，終結此前的反對立場，開始參與港英的政治體制，努力與資本主義的香港融合共生。

所謂「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說的就是在中共政權的領導之下，「港人」實行高度自治的資本主義制度。換言之，香港的工人階級，要在香港的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成為「高度自治」的「港人」。

這一種設定，即使在推出時是為了迎合香港的反共「民意」、消減反對回歸的抗力，但事實已經證明，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條件下，它已經成為了各種要求保持現狀的反動勢力的共同的、準分離主義的底線——無論是建制派資產階級主流希望中共儘少插手的「獨港」，還是本土派公然要求中共滾蛋的「港獨」，都自稱是「一國兩制」的守護者。

「一國兩制」當然沒有像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所宣稱的「已死」或「瀕死」。「愛國統一戰線」公然宣布賺錢就是「愛國」的理由，反共人士宣布以《基本法》為藍本「全民制憲」、「永續一國兩制」，都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

在回歸後繼續穩步發展的工聯會，儘管在人數上仍然是香港的最大工會中心，但出於上述的「大局」，已經失去動員香港絕大多數群眾破除壟斷資本既得利益、追求社會進步乃至階級解放的能力。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裡面，它承擔的是某種社工的角色，在選戰的時候，就是建制派的票倉。在「一國兩制」的立場下，香港工人運動的歷史和任務，似乎就是使工人群眾配合不斷變更的「國家大局」，為穩定香港的資本主義秩序不斷「犧牲小我」。

當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完全缺席、謀求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綱領徹底失落的時候，反動勢力會成功地將資本主義危機所激化的社會矛盾，導向兄弟相殘的族群政治、民粹政治。讓奴隸們服從奴隸主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同樣要求奴隸們服從奴隸主的「香港民族主義」的爭奪，正在將香港推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