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社是太阳花的尖兵吗? (1/3)

《跨时》按:本文原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02期(2016年3月),经作者授权转载,我们为之加上了配图。因文章篇幅较长,本志将之分为三部份连载。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

台社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左倾学术团体,在当代台湾知识界是一个独特的、有一定影响力的集团。本文作者身为台社的成员,鉴于台社成立以来积极引入和运用的一套「批判性」社运论述,在太阳花运动之中被亲美反中的「台派」集团彻底收编,成为「超级豪华版意识形态光谱中的重要构成」的事实,对台社的「知识状况」和「知识品格」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们认为,赵刚在本文中揭示的种种情况,在本质上是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诸国瓦解以来,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已死」和「历史终结论」意识氛围在台湾岛上的独特表现。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视为彻底失败的过去,当资产阶级民主制被认定是「现实」之中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社会运动」所必须通过「批判」和「介入」去维护和完善的体制的时候,无论是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展望的「公民社会批判」,还是宣称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展望的「人民民主解构」,在实际上只能起到为现存体制疏导民情、保驾护航的维稳作用。

在冷战前沿的台湾,「社运左翼」通过将考虑现象和问题的根源的时空压缩在「台湾」和「戒严以来」、「最近」等「立即过往」(即赵刚所言的「方法论台独」),在事实上默认了几十年来反共镇压和训育所塑造的新殖民地现状及其思想底线;

在同样处于冷战前沿的香港,「社运左翼」则将时空限制在「香港」和「回归以来」或「麦理浩以来」的「立即过往」(姑且称为「方法论港独」),也在事实上接受了百多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所厚植的反共反中亲帝统识;

在当代「新冷战」的终极战场中国大陆,「社运左翼」则将目光限制在「大陆」和「改开以来」甚至「21世纪以来」的「立即过往」,尽管对所谓「社会主义遗产」有这样那样的挪用和操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和港台的「社运左翼」呈现了高度的一致:社会主义革命已成过去,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才是人间正道,而为了达成这种愿景,则必须争取它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民主制。

「社运左翼」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的无关」)、或多或少以西方福利国家(即,在当代资本帝国主义处于统治核心的国度)作为「理想」目标,加上严重缺乏甚至鄙视「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在面对具有同样「知识背景」和「论述方法」,但与民粹群众运动存在着血肉关连,高呼「捍卫本土民主」和「反对中国/中共霸权」的「台派」和「港派」的时候,怎能不全面瓦解?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

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不能解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没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继承,就不足以形成针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在各地的表现的行动纲领和群众运动。这就是当前的严峻形势赋予人们的任务。(编按完)


台社网站剪影。

台社网站剪影。

台社是太阳花的尖兵吗?
──给台社的一封公开信*(三之一)
赵刚

*本文是根据我在2015年10月3日「台湾社会研究学会年会」(台北:政治大学)的「台社100:失败的台社」的专题讨论组的发言稿整理而成的,谢谢寗应斌对此讨论组的提议与组织,谢谢当天出席的朋友的参与讨论,也谢谢于治中、宁应斌、何春蕤、郑鸿生、瞿宛文,以及特别是陈光兴所给予的批评意见,惟本文论点、文字、标题,完全由本人自负其责。所谓「公开信」的意思是,虽然本文谈的是台社的那点事,而若有「收信人」,也应是台社,但文章的内容则是关乎公众且可公诸于众的;并无他意。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创刊于1988年2月,于执笔此刻,已不间断发行了100期──这本身就是一无法否定的成绩。而站在这个刊物后头的,那并不以办一份跨学科的批判学术刊物为唯一目的,同时也出版学术书(「台社丛刊」)、较现实性与政治性从而并不严格讲究学术规范的书(「台社论坛」),以及不定期主办或协办各类社会/政治/文化议题的公共座谈会的台社同仁体(以下简称「台社」),至今也近而立之年了。近30年间,在成员的自然的新陈代谢,与人事的进退出处之下,台社的确总还维持着一个无论主客观都能辨认的连续性。这么一份非体制的学术刊物,以及这样一个非体制的且与主流政治与学术关系暧昧的群体,在一个一切事物快速折旧、蒸发,或变脸的岛屿上,能够像一块顽石般地,有些惹人嫌地继续堵在那儿……,这现象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值得好奇、值得理解的知识或文化事件了。

诚然,以一个现实政治意识感相对强烈、长期关注政治并发言的一个知识分子集结而言,台社称不上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上具影响力,或在大众媒体上有知名度的团体。但是,台社的长期存在与作为的意义,是不能仅以主流观点来评估的,因为,不进入主流是它自己所「选择」的一种姿态。台社的历史意义或许更是存在于,台社以其特殊之位置,为台湾近数十年来的变化历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理解视角,以学术与思想亲身反映并反应台湾的社会与政治变迁。这个「台社历程」本身是一双重历史书写,既是那各时间点上的主观书写介入的本身,也是由那长期书写连缀而成的客观曲线,而后者所泄露的意义也许更为丰富。就此而言,说台社是一个当代的知识或文化事件,是不夸张的。它的被故意忽视、被隐密地敌意看待乃至打压,以及作为结果的「现实上不重要」,其实正是它的独特重要性的必然展现方式。换一种比较帮助理解但也比较简单、比较化约的说法:

在只有蓝绿或统独二分的社会里,观察一道长期在主流之外的不蓝不绿、不统不独的脚印,以及由这些脚印所连缀而成的路径的客观意义,也许是从主流视角逸出并理解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视窗。

台社显然也意识到自身是一个边缘的、但具有某种重要文化意义的当代文化事件。那似乎是一种独特的「先锋意识」,混杂着某种菁英自觉、理论傲慢、社会孤立感,乃至孤芳自赏。从台社的第75期(2009年9月号)开始,在每期的封面里的上缘,常设一小段「自我介绍」文字:

擘划于戒严时期,诞生于80年代末社运烽火之中,多年来,《台社》持续力耕批判学术,在广大中文世界中应属独特。关怀在地、立足区域、面向世界,赓续并创新批判传统,是这个刊物继续前进的动力与愿景。

这当然可以是台社的一种自我理解,而且,也可以是一种自信。但恰恰如同每个人的自我理解常常是诡诈狡狯的一般,一个团体又何尝不然。自知者明,但甚难。台社长期以来,以批判的左翼团体自居;不统不独、不蓝不绿,超克统独、超克蓝绿,成为了这个长期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自我意识。那么,这个自我意识有没有虚假或狡狯之所在呢?本文正是我以团体的一成员,对这个团体所做的一个初步的反省尝试。但我奢侈地希望我的书写被理解为是在一个唯实论意义上的「团体」层次的书写,而非个人层次;如若读者非要对号入座,坚持把一个在团体层次上的讨论降到个人层次不可,那么您不妨认为这里所说的就是作者我的故事吧。事实上,没有人能代表台社,台社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没有纲领、也甚少刻意要达成学术或政治的完全共识,何况台社成员背景不一,有各式各样的学术养成与观点立场,从而经常会挫折关于作为一个群体的台社的论断或陈述,好比,当我在本文之后的某一段落里写下:「台社作为『洋左』,几乎不曾对近期当代重要土左斗争议程(例如,保钓运动、乡土文学论战),产生过任何知识上的兴趣」这样的文字时,就几乎会引发立即的而且是合理的质疑:「台社成员郑鸿生不是经常谈保钓吗?」、「台社成员吕正惠不是研究乡土文学的吗?」…..。是啊,没错啊,因此在书写本文时,一种唯名论的关于「台社」的想像,对我自己也一直是一个诱惑,但我必须要稍带暴力地自我克制这种诱惑,尽量以一种我所观察体会到的较具主导性的轨迹或较突出的后果,来书写这个团体。台社不仅仅是一个名,它是作为一个有某些特定「后果」的团体而存在的,从而我们倒推它是「实在的」(real)。在本文,我据以作为台社(尤其是它「前二十年」)知识状态的基础,只能是一种「最小公分母」,即至少不违逆矛盾于几篇以集体之名发表的文献:1988年台社创刊的〈发刊词〉、1995年台社七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基调论文、2004年台社十五周年学术会议的基调论文,以及台社同同仁在2006年对红衫军所进行的集体「论述介入」。②

但这又不会是一种社会科学中所谓的「客观性书写」,因为它必然包括写作者自身的视角与反思。笔者于1991年左右开始间歇参与台社月会,1993年正式入社。长期以来,笔者对于台社的知识品格以及历史位置的理解,其实也类似那段前引文的理解,但大约也是2008-9年,笔者与少数台社成员(包括瞿宛文、郑鸿生、陈光兴、卡维波……等人),开始了一些尚属浑沌的关于知识状况的反思,无以名之,偶而谓之「历史转向」(historical turn)。今天的这篇文字,虽然只能代表我自己,但不得不说是这个集体反思过程的某一展现。如此交代,用意是指出,由于长期以来我也参与到台社的知识格局与质地的构成,因此,这篇文章不是一个「局外人」的「批判」,而必然是一种「自我批判」。而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种自我批判的视角,也不是因为「个人的」努力,而是来自于与某些同仁在知识反省上的对话。③ 因此,本文作者在写作时,应是不曾隐藏一种傲慢语法:「我以前像你们一样,但我现在不一样了!」

之前提到,台社的一种「先锋意识」支持台社从1980年代末一路走来,走了整整一个世代,而要到2010年左右,才真正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本世纪10年代开始以来,以青年学生(特别是社会科学背景出身的研究生或前研究生)为主体的「台派」,渐渐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但绝非对立于,传统独派的政治力量,并在2014年春天以反服贸为名的「太阳花」动员中,惊爆展现它的实力,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台派/太阳花与传统独派有同样的台独诉求,但它所使用的语言则大多不是直观性、感情性的──如老独派在过去所展现的,而更是分析性、理论性的。在台派的充满政治正确的社会(科)学与文化理论语汇的操作中,我们看到了台社历年来所积极引进并惯性操作的那些环绕在「市民社会」或「社会运动」周边的「批判性」语汇(例如,公民介入、反全球化、人民主权、多元文化、去殖民、反帝……)。换句话说,台社长期所自诩的「批判性」话语操作,如今默默地被台派的太阳花黑洞所吸收,而成为台派太阳花从自由主义到公民社会到分配正义到无政府主义到后殖民……的超级豪华版意识型态光谱中的重要构成。这也就是说,台社的、左派的、批判的「先锋性」,蓦然回首,在客观上,已被一个最新式包装的亲美反中右翼霸权体制给收编了;你的先锋话语,如今,成为主流话语了。这到底是该庆祝还是难过?但最重要的是:该如何解释?

本文希望尝试回答这样一个特定历史变迁下的特定问题,试着对长期以来台社的知识状况、主观的自我认同、客观的历史位置,以及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的真实历史效应,作初步的反思。所谓「反思」,当然也就是朝向台社自身,而不是责怪他人为「拿来主义者」。此处应该要问的恰恰是:台社的知识状况与知识品格自身出了什么问题,以致于能够「成功地」为人所收编利用?果真如此反思的话,那将会拉出一条与前引文很不同的自我理解线索,而将不免也看到「台社的失败」,与造成这个失败的自身责任。失败并不可怕──如果被直面的话。

当然,也必须说,对于一个已发行100期的刊物以及一个已近而立之年的团体,而且很有可能正处于一重新面对环境并企图改变自身的关键期的团体(与刊物)而言,任何以终极定性的姿态去书写它都是不成立的。对台社这个仍在进行中的「文化事件」的全面掌握、分析、理解与评价,远非此时此刻的一篇短文所能够或想要达成的。对这样一个任务,我期待于将来。

一、历史的无关

对台社长期以来的知识状况,我要提出一个论点:台社知识状况的核心特征是「历史的无关」。而这一论点,似乎也被2008年左右台社某些成员所提出的「历史转向」这一特定反思需求,所间接证明了。「历史的无关」,当然并不是说台社同仁的书写都在一个高到无需具体时空指涉的形上学层次上进行,恰恰相反,台社同仁的书写其实都是高度时空特指的。「历史的无关」的意思因此是,受限于自身的长期知识惯习,倾向于将构成现实的历史纵深(以及经常连带着的──空间广度),进行一种「经验主义」式切割,将现象/议题的历史源流以及空间尺度高度压缩,如此一来,空间就是「我们台湾」,而时间则是「最近」、「近几年来」,而最远似乎也不过是「解严以来」,等「立即过往」。④因此,长期以来,台社对于何谓「现实」,总是抱持着一种较扁平性的理解。除了知识惯习之外,形成这个扁平性现实观的,还包括一种对「立即有效性」的着迷;用台社嗜用的词语,就是所谓的「介入」。但这个「介入」的政治主动性,因为缺乏某种建立在历史纵深上的思想与议程,在马不停蹄地「介入」(其实是被动地卷入?)运动的当下性时,也吊诡地大量流失。「历史的无关」(或「历史的外在性」、「历史的工具性」),似乎是先锋意识所常有的一个伴随特征。

关于「运动介入」与「历史的无关」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稍加讨论。1980年代末,台社创刊之际,「搞运动的」与「搞学术的」成员间界线不清,后来两者分化,「台社」被定位为一个以期刊为基地关切社会变革的学术团体;制造论述支持社会运动。但随着时代变异(我不愿意轻易说「进步」),当先前的某些斗争议程,幸或不幸,变成了体制现实的时候,台社为了不让自己出局(或批判性丧失,或存在意义感消失,或──「显老」),就必须把运动的「批判性」升高,把论述往险处与尖处攀升,从而往往让台社与(较)主流的社运产生了紧张,因为后者认为前者的批判性菁英化,把批判性不现实地拉高调门,从而脱离了运动现实。这或许就是朱伟诚在这次「台社100:失败的台社」会议上对台社在同婚议题上的「批判性」的批评要旨。尽管我并不认同朱伟诚的批评位置与指向,但我认为这个批评是以某种真实感受作基础的。长期以来,台社在深具敌意的主流环境中所形成的「先锋意识」,具有一种总是要不断升高政治正确层次的倾向,而这唯有让台社的论述模式更加当下化,更加概念化,从而「历史的无关」。但此处更值得被指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或许是:为什么台社的先锋性所开拓出来的空间,到后来多被政治正确化,为主流所接收,而形成「新常态」呢?这是否间接指出了台社的「批判性」是有问题的呢?是否这个批判性,事后看来,不幸地只是主流发展路径的前置量而已呢?太阳花以后,台社更加清楚地面对了自身的窘境:台社的批判性,如果还有,已经被逼上高寒的塔尖,但放眼朝下望去,则惊怵地发现,这个批判之塔的整个地基(以「社会运动」与「基进民主」等核心象征所构筑的一整套象征性论述体系),都已经被太阳花所收编了。

在台社的前二十年(1988-2007)里,作为一个团体,它的论述并不是建立在一种较深刻的历史意识与较扎实的历史研究上头的,且是以台湾为空间尺度的,即我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谓的「方法论台独」。⑤前面提到,2008-9左右是一个左右是一个关键转变期,几位台社同仁,而且都是年岁稍长的同仁,开始意识到自身知识状况中的这种「历史的无关」,于是开始尝试一种或可谓之「历史转向」的知识状况反省与突破。但到目前为止,单就研究成果而言,真正开了一点头的,可能只有两个方面:瞿宛文关于台湾战后土地改革的研究,以及陈光兴与赵刚的重新阅读陈映真。透过土改这一关键历史事件,瞿宛文及她的年轻研究伙伴们,让我们重新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土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包括日本殖民体制)、产权与阶级的背景下进行的?国共内战的历史脉络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因素」与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土改之间的关系为何?国民党土改能够启动并获致成功的(某种如果被称作「民族主义」可能就过于褊狭的)文化精神动力为何?1950年代国民党「威权体制」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动态为何?以及,土改的「妥协性格」如何影响了台湾之后的都市发展?……等攸关如何理解我们今日的发展与意识型态格局的重要问题。不仅如此,这个研究也得以让我们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开展以后关于国共两党的土地改革的过程与效用的比较性思考,以及,帮助我们理解,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中,台湾的土改为何能够相对成功?另一方面,陈光兴与赵刚各自对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研究,则企图经由陈映真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历史基础的文学创作,重新面对与整理台湾当代历史,并发掘一种真正在地的思想资源。透过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我们不得不面对荒芜的1960年代、白色恐怖的1950年,日本殖民统治,以及在这之间的以台湾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不绝的台湾左翼思想与实践历程,而这又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乃至这整个区域的近现代史。

因此,「历史的无关」,作为台社知识状况的一个明显特征,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另两个特征相互扭结相互形成的。其一,台社自限于一种以台湾为唯一空间尺度的方法论视野;这既展现在(尽管在陈光兴的努力下)台社缺乏区域与第三世界视野,也展现在台社,作为一个左派知识团体,向来稀缺一种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其二,台社也缺少一种更深刻面对文化现象或文化议题的知识能力。这是因为流行的以「去历史」以及「与运动结合」为特征的台湾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概念化、孤立化与当下化,事实上也是建立在「方法论台独」(效果展现在「第三世界视野的缺乏」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学视野的缺乏」)的基础之上的。但在目前这篇短文里,我将把问题暂时聚焦在「历史的无关」上,对于知识状况的其他交织维度则无法在此充分展开讨论。

从台社成员的知识背景组成,似乎也能帮助说明台社知识状况里的「历史的无关」。一向以来,台社成员里,什么学科都有,就是没有学历史的。台社也意识到这个知识缺陷,曾经力邀过两位史学界的同仁参加台社,但相互以误会始以理解终。这个事实本身够有说明力了吧。但话说回来,台湾当代史学界似乎也少有能和台社这个具有特定政治色彩的学术团体合得来的;敬或不敬,皆对台社而远之。所以,严格说来,长期以来台社缺少历史学科的参与者这一现象,是不能只从台社自身得到充分解释的。这几十年的当代台湾史学界,在我极粗糙、极直观,当然就不一定准确的印象里,要嘛,冷漠地皓首穷经于各自的专细研究对象中,要嘛,自1990年代起,热烈地投入台独建国的历史发明工程中。这两种史学家,出于不同的原因,是都不会和台社打交道的。

在台社成员里,如果非要打个分数的话,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在前二十年里,无论是思考或是书写方式最具有历史性格的是郑鸿生。⑥郑鸿生自传性浓厚的非学院式书写,有效地将很多重要历史轴线或议题,包括本省男性祖、父、子不同世代间文化认同的紧张、台湾式悲情苦闷小器的文化起源、台独文明正当性的历史建构、1970年代初海内外保钓运动(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具有左翼色彩的青年理想主义)的斗争历程,以及,台社在北美的史前史探索……,置入了台社成员的历史意识与话语中。台社如果没有郑鸿生这一非学院派的长期参与,那么台社成员的历史意识必定更为苍白单薄。

若是不细到具体学科区分的话,台社成员可说是一直是由两大块所构成的:比较「现代的」搞社会科学与政治社会哲学的,与比较「后现代的」搞文学与文化研究的。⑦在台湾学术界的大版图上,这两块学术地盘(所谓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主流知识话语结构基本上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以「方法论普世主义」或是「方法论台独」这两种似悖而实合的方式展现。属于这个大版图之一块的台社,其实并没有深层挑战过这个话语结构,而最多仅仅是在一种规范性的姿态(「站在左翼立场」)上、或浅层方法论层次(批判实证主义)上,或学术建制(挑战TSSCI)上挑战主流。从创刊以来,台社就以「基进」(radical) 自居,但从未「基进地」意识到并进而反省到自身学术范式的主流化,而「主流化」与否,是无法用西方的范畴(好比批判理论vs. 实证论等等)加以厘定的。台社知识状况的主流性质,因此是要在台湾学术界的知识状况的范围之内来考察的。如果台社自以为自己占据了一个外在于台湾学术界的「批判立场」,那有可能是一个错觉。而这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我在文章一开始所宣称的,作为一个文化与知识事件的台社的个案重要性。

记忆理,台社早期的月会,尤其以1990年代为甚,基本上是这两种知识背景或取向的相互渗透、相互支撑(但也偶而相互紧张)的话语流动;一部分人嗜以「社会科学」或「政治哲学」为底,对国家、政党进行批评、揭露或八卦,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以「文化研究」为底,关心、支持边缘主体的运动。前者的核心语言是「市民社会」与「批判」,后者则是「人民民主」与「解构」,两者的交集则是在由「社会运动」与「国家机器」这两个正负极所座标出来的场域之中。而无论是批判或是解构,操作者皆无感于其合理性或有效性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的设定。

〖第一部分完〗


注释

①这段文字是笔者所撰,经由台社成员同意定案的。
②〈发刊词〉,《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88年2月,第1期,3-6页;台社编委会,〈由新国家到新社会:兼论基进的台湾社会研究〉台社七周年学术研讨会基调论文,1995年8月,第20期,1-16页;台社编委会,〈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台社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基调论文,2004年3月,第53期,1-28页;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translated by Mon Wong) ,“Autonomous citizens entering the movement—our appeal to all citizen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March 2007, vol. 8 no.1, pp. 166-168.
③2008年,瞿宛文、郑鸿生与我,在忠孝东路巷子里的一家西餐厅里,首次谈到了台社的「社运姿态」及配套的非历史、去历史的知识状况。我们几个人都同意要将这个问题在台社公开提出。之后,由瞿宛文出面邀请台社同仁在同一餐厅特别讨论此议题。记忆里,很多同仁参与,但讨论明显没有交集碰撞。印象中,除了陈光兴,其他同仁并没有对这个议题的价值表示首肯或同情。之后,我们几个感到必要的同仁决定,虽然客观情况如此,但总还是得做些什么,于是有了定期就此议题进行会谈的安排,初期参与者有瞿宛文、郑鸿生、陈光兴、丁乃非、陈宜中,与我,稍后,宁应斌与何春蕤加入,之后,大约2010年,陈宜中退出,几年后,徐进钰加入。除了陈宜中与徐进钰以外,参与者基本上是台社的「初老代」。今天回顾这个过程,难免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台社从创社以来一直到今日的「代别」问题。台社最老的一代(也就是目前大致已退休、离社、退社或疏远的一代)对知识的看法、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对运动的看法、对「白色恐怖」的感觉…..,可能对于形塑台社的思想与知识状况,具有某种关键影响,而应是以后探索台社知识状况时所必须掌握的。当然,今日的台社青壮代的知识感觉与认同状况,也是一个还欠缺理解的面向。唯本文不拟以「代别」为一分析核心。但如果有人说,本文比较是属于台社「初老代」对自身知识状况的一种反省,那也许算是比较接近实情吧!
④个别台社成员的关切当然并不总是「我们台湾」,例如夏晓鹃关注菲律宾、冯建三关切古巴,丘延亮常论及印度或旧俄。但这些关切似乎并未形成「以古巴或以印度为方法」来拓展对台湾社会理解的时空规模。
⑤见,赵刚,2009,〈以「方法论中国人」超克分断体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4期, 141-218页。 我愿再度作一种方法论上的强调:我讨论的对象是作为一个群体与历史现象的「台社」。降到个体层次,「方法论台独」当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台社的前二十年里,吕正惠是唯一的具有中国视野的成员,几次试图「矫正」台社的「方法论台独」,让我们把对台湾的理解置放于一个更大的中国脉络下,但失败。而陈光兴,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敏感到西方学术范式的限制,而寻求走进东亚或第三世界。但如同吕正惠,陈光兴的知识活动也并未松动台社的「方法论台独」。本文不欲看轻他们的先驱性努力,但更企图指出知识范式的惰性,以及时代所设定的条件,对知识状况的巨大的、超乎个人层次的支配力。我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改变的反省,见拙作〈我的「批判知识分子」历程:阅读孙歌《探询历史的「基体」: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外缘感受与反思〉,收于《探询历史的「基体」: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
⑥最早,台社成员有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钱新祖先生。根据丘延亮与陈光兴,钱和余英时等人的自由派思想史的路数大不同。不同在哪儿,我不清楚,但总是遗憾他的早逝;若有这样一位同仁的长期参与,或许能多少调整大家的知识感觉与知识储备。
⑦这只是个大概,不是每个萝卜都有一个坑,好比吕正惠与于治中就很难归类。而若较真起来,可能每个成员都不会满意于他非得是属于那一块儿的;能理解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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