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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死刑有阻嚇作用，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説法。死刑頂多是打擊暴力犯罪的一種極端手段，它本身不能解決造成多數暴力犯罪的社會條件，即剝削、壓迫、兩極分化等現象所產生的各種反社會傾向。

當然，在社會條件以外，也有個人的因素。一方面，人就是他的社會關係的總和（例如，針對女性、LGBT、少數族裔的所謂仇恨犯罪，並不只是罪犯的個人認知出了問題，更大的是受害人群體在現實社會裏面的低下地位的反映）；另一方面，隨著神經科學研究的進展，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貌似無端的暴力犯罪，並不是自主的行爲，而是病變和創傷的作用。

以美國為例，死刑在實際上就是針對最貧苦的群體、特別是有色人種的專政手段，脫胎自奴隸制的普遍種族歧視和司法不公，造成了大量的冤死者。即使是「殺對了人」，資產階級死刑説到底也不過是強化資本主義制度支持度的手段，是妨害人們全面理解犯罪機制和消滅犯罪的障礙物。

勞苦大衆絕對沒有理由承認資產階級國家有「合法殺人」的權力。只有工人階級領導所有被剝削者被壓迫者，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國家政權，有計劃地消滅貧窮、剝削和種種壓迫，掙脫了階級社會枷鎖的新人，才會有能力全面地了解社會、了解自己，摒棄野蠻和愚昧的手段，從事改造和解放人類的事業。

摘錄馬克思論死刑：

的確，想找出一個原則，可以用來論證在以文明自負的社會裡死刑是公正的或適宜的，那是很困難的，也許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說來，刑罰應該是一種感化或恫嚇的手段。可是，有什麼權利用懲罰一個人來感化或恫嚇其他的人呢？況且歷史和統計科學非常清楚地證明，從該隱以來，利用刑罰來感化或恫嚇世界就從來沒有成功過。適得其反！從抽象權利的觀點看，只有一種刑罰理論是抽像地承認人的尊嚴的，這就是康德的理論，特別是當黑格爾用了一個更嚴謹的定義來表述它的時候。黑格爾說：

「刑罰是罪犯的權利。它是罪犯本身意志的行為。罪犯把違法說成是自己的權利。他的犯罪是對法的否定。刑罰是這種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對法的肯定；這種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並且是他強加於自身的。」

毫無疑問，這種說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確的，因為黑格爾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單純的客體，即司法的奴隸，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個自由的、自我決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們稍微深入些觀察問題的本質，就會發現，德國唯心主義只是通過神秘的形式贊同了現存社會的法律；在這裡是如此，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也是如此。如果用“自由意志”這個抽象概念來頂替有著行為的現實動機和受著各種社會條件影響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許多特性的一個特性來頂替人本身，難道這不是荒謬的嗎？這種把刑罰看成是罪犯個人意志的結果的理論只不過是古代《jus talionis》〔「報復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思辨表現罷了。直截了當地說：刑罰不外是社會對付違犯它的生存條件（不管這是些什麼樣的條件）的行為的一種自衛手段。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比劊子手更好的自衛手段，⋯⋯把自己的殘酷宣稱為「永恆的法律」，這樣的社會也實在是太美妙了。

阿·凱特勒先生在他的高超的科學著作「人和人的能力」一書中寫道：

「有一種預算，是我們根據它有規律地進行開支的，這就是監獄費、拘留所費、斷頭台費……我們甚至可以用我們預計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數的方法來預算出將會有多少人用自己親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雙手，將有多少人進行欺詐，將有多少人進行毒殺。」

凱特勒先生在1829年發表的對可能出現的罪行的估計，不僅僅以驚人的準確性預算出了後來1830年在法國發生的犯罪行為的總數，而且預算出了罪行的種類。凱特勒引用的下面這個1822—1824年間的統計數字證明，社會的這一或那一部分國民犯罪行為的平均數與其說決定於該國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說決定於整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基本條件。美國和法國的一百個被判刑的罪犯的情況是這樣的：

年齡　　　　　　　費拉得爾菲亞　法國
21歲以下…………………………19　　　19
21歲到30歲…………………… 44　　　35
30歲到40歲……………………23　　　23
40歲以上……………………….14　　　 23
合計 ……………………………..100　　 100

這樣，如果說大量的犯罪行為從其數量和種類就會揭示出像自然現像那樣的規律性，或者如果說，照凱特勒的說法，「在兩個領域〈物理世界或社會生活〉的哪一領域中動因非常合乎規律地導致一定結果，這是很難斷定的」，那末，應不應該認真考慮一下改變產生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頌揚那些處死相當數目的罪犯來為新的罪犯騰出位置的劊子手呢？

——摘自馬克思「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英格蘭銀行的措施」（1853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