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為什麼號稱「左翼」的泛民政治團體——即在佔中期間曾痛批本土派衝擊立法會、批評本土派對大陸人的各種露骨的歧視是「破壞」、「分化運動」，甚至是「中共奸細」的那些人——這次幾乎是一面倒的支持納粹份子發動的大規模暴亂？或將納粹份子發動暴亂的責任全部轉移給「政權」？

這種現象貌似矛盾，但實際上卻有一致的邏輯。

大專「左翼」的六四論
任何稍微涉獵過大專院校泛民「左翼」學生媒體文章的人都可以知道，他們的政治評論的其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和理非非的局限」。舉例說，他們在談論八九六四事件的文章裏面，往往指稱運動的主要教訓之一，是和平行動的局限和激烈抗爭的必要。繼而，宣佈自稱「繼承八九民運精神」的香港「社會運動」，應該吸取這個教訓，培育進行勇武抗爭的力量。

他們的這一種文章，完全沒有查究當年在木樨地等地同軍警進行激烈衝突的到底是什麼人，也沒有指出留守天安門廣場的幾千名學生，最後在軍方同意下和平撤離的事實。他們有時會似懂非懂的承認，學生領袖們所支持的趙紫陽派，是當年中共黨內最強大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但是，學界的泛民「左翼」，並沒有深究這些問題。

暴力作為虛假的進步／反動界線
「左翼」只會強調「反抗暴政」，就必須認知「激進行動」的必要，而且每一次的「社會運動」，重點就是要培育這種思想、聚集實行「激進行動」的人力資源——「左翼」對泛民主流的批判，就是指控後者因為迴避或反對這種需要（即所謂「和理非非」），因此是保守的、不夠進步的。

由是，在「左翼」的論述裏面，出現了這種完全沒有常識的說法：無論具體歷史條件、行動的人是誰、為了甚麼目的而行動，都無關緊要——「和平」本身就是落後的、保守的，而據說超越這種落後保守的「激進行動」，即暴力行動，則是必然進步的。甚至，哪怕是行使暴力的人們並不進步、甚至是為了反動的目的而動武的，只要是「對準政權」、打破現存社會的穩定，本身就是進步，或起碼就是進步的開端。

毫不弔詭地，「左翼」這種抽空具體的政治、歷史和社會／階級脈絡，主張行使者和行使目的都不明確、甚至本身具有先驗的正當性的「激進行動」的「論述」，實際上只能起到推動暴力拜物教，促使他們追隨所有的反政府暴力行動、包括公開的反動暴力的作用。

「左翼」的這種去歷史和去階級的拜物教，在他們觸及的幾乎所有議題上面，都有類似的表現。

普選拜物教，或追求資本主義常態
最大的一個例子，就是普選拜物教。

「左翼」普遍宣稱，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普選，並沒有階級性質；甚至會進一步宣言，普選本身可以改善工人階級的待遇——他們當選後，就可以立法成就「社會公義」。但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資本主義普選之所以是資本主義制度最好的防護罩，恰好就是因為「政治」首先被限定為各種選舉，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經濟」，不但是「政治」所不能干預的「私人領域」、還是國家機器和「憲制」所維護的「社會根本」。

換言之，就是通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給予極少數人剝削、壓迫、統治絕大多數人的制度「合法性」，為資產階級專政加上「民主」的外衣。

在本質上是反共自由主義者的「左翼」，抽離歷史和實際的去談論資本主義普選，將他們期待的己方選戰勝利，說成是「人民的勝利」，將實現資產階級普選奉為「運動」的頭號任務。在這種方針之下，「左翼」向受眾宣布，為了爭取普選，可以和所有的政治力量合作，包括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勢力。

「左翼」的實質綱領：「反共優先」
在普選拜物教為首的種種拜物教的指導之下，「左翼」在實際上成為各種反動勢力的幫閒。例如，為了壯大泛民陣營的聲勢，他們不惜協助美援自由工會造謠破壞工運，甚至宣稱罷工的目的只在於反對建制派，而不在於促進所有工人團結面對資方、不在於改善罷工工人的工資待遇、不在於強化工會的組織。

在「左翼」的眼中，並不存在扭轉階級力量對比的考慮，並不存在樹立工人的獨立階級意識，進而建立反對所有資產階級勢力的政治力量的目標。

他們唯一在乎的，是如何壯大和激化資產階級普選運動。所有反對現政權的勢力，不分階級，都是他們的潛在合作對象；所有反對現政權的行動，不分階級和目的，越暴力就越具有「進步」的潛力。

總而言之，「左翼」去歷史去階級的論述，將「普選」和「行動」等一類詞彙奉為最高價值，貌似虛無縹緲，但實際上只是他們的反共自由主義綱領的落實。

本土派崛起，「左翼」功不可沒
「左翼」這樣的「演繹」六四和「激烈行動」，實際上就是呼喚激烈的街頭反共「民主」運動。他們這樣呼喚了二十多年，曾經得到了「零三七一」的輝煌（「大炒建制」）；在2007、08年這次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後，「左翼」積極地推動「本土」議程：從對特定殖民舊物的「保育」，到「重奪審批權」，到「擋住大陸化」，到「香港自決」等說法，「左翼」提供了今天本土派的整個基本綱領框架。

本土派和泛民「左翼」的真正區別，在於兩者的社會構成和行事風格——「左翼」在推動「本土民主反共」的議程時，往往加以西洋「論述」的偽裝，再附加一些「反歧視」的免責聲明，以保持他們的知識分子自我形象。但本土派的草莽勢力，則不屑於「左翼」的矯情和虛偽，反而指責「左翼」因為壟斷了「運動」的領導權，極度限制了運動的暴力化和普及化，所以才使香港「陷於淪亡的困境」——本土派不過是做了「左翼」讀書人「論述」了起碼七、八年，但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做到出來的事情。

客觀上要推翻特區體制的「佔領中環」（即「左翼」多年來不厭其煩地論述「激進行動」的必要性的那種場合），在奧巴馬政府表態反對升級之後，在泛民主流的引導下虎頭蛇尾、自我消亡，進一步證實了本土派關於自己必需從「左翼」手上奪取「本土民主反共」運動的領導權，只有他們才可以真正實現運動目標的自我期許。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佔領中環」的最大得益者，是一貫標榜勇武反共的本土派勢力。

「左翼」為納粹暴亂辯護
從主要「左翼」黨派就旺角暴亂所發表的聲明，我們可以看到上面評述的邏輯的展現。

社民連的聲明，提出了這種說法：

『縱然我們未必同意旺角騷亂示威者的部份行為，也不認為少數人的「勇武」抗爭可以取代群眾的集體抗爭，但在客觀效果上，譴責被暴政逼出來的暴力，並不能解決當下矛盾。特區政府結下的死結，終需由特區政府解開，推卸責任予示威者終究無濟於事。』

摘自《暴政必生暴力，繫鈴終需解鈴——2月9日旺角騷亂聲明》

工黨如此說：

『而梁振英只知向中央獻媚，以求連任。對於是次警民衝突事件，只知推卸責任，而對自己長期倒行逆施，致使民怨沸騰，則隻字不提。

現在是官逼民反，而政府打壓只會帶來反抗，工黨堅持和平抗爭，以免暴力衍生暴力，亦堅持維護新聞自由採訪及公眾知情權，認為在任何情況下絕不可以襲擊傳媒。工黨堅信香港的困局必須由源頭解決，強烈要求罪魁禍首梁振英馬上下台，以平息港人憤怒，並即時重啟政改，解決深層次矛盾。』

摘自《工黨就年初二於旺角發生的警民衝突聲明——梁振英政府與民為敵 狼英下台平民憤》

香港「左翼」的主要政治組織，左翼21，在其臉書上發表了這樣的帖子：

『堅持非暴力鬥爭的馬丁路德金如何評論騷亂？

「今天晚上，如果我單是在你們面前譴責騷亂，那是不足夠的。如果我不同時譴責在我們社會中存在著那些隨意且不能忍受的狀況，那就是在道德上不負責任。正是這些狀況令人別無他選，要以暴力抗爭來爭取注視。我一定要說的是，騷亂是被忽視者所用的語言。」』

也就是說，「左翼」黨派在經年的「運動激化」「論述」之後，視乎其在選舉市場上的風格定位，提出了三種並不對立的說法：（1）不完全同意納粹暴徒，納粹份子還沒有達到「左翼」所期待的「群眾抗爭」規模，但不會譴責納粹份子，一切罪責最終歸於政權；（2）堅持和平抗爭，避免以暴易暴，反對記者被打，但一切罪責還是最終歸於政權；（3）納粹暴徒的所作所為是別無他選、爭取注視的正義行動，是被壓迫者使用的語言，一切罪責最終歸於政權。

換言之，就是「官逼民反」——納粹暴徒成為了「人民反抗暴政」的象徵。

由此可見，「左翼」的「社會批判」的對象，只有「一國兩制」特殊結構下的特區政權；他們的「左」，是不批判法西斯的（當然不可能批判兩派所共享的「本土民主反共」核心價值），並且還是預留了和法西斯融為一體的空間的。

「左翼」對旺角暴亂的掩護甚至吹捧，證實了上述的「左翼」的根本原則——鼓勵和扶持激進反共街頭群眾力量的發展。「左翼」用小罵大幫忙的各種「反思」，包括發表各種滿紙術語的「小販論」，如何避免誤傷泛民記者、改善行動的公關形象，評述如何促使警察倒戈等「策略分析」，不斷加強納粹份子的公眾正當性。同時，「左翼」主張無條件釋放本土派成員，並提供各種物質的、輿論的直接援助。

「左翼」正在有意無意地，為納粹編造「反抗先鋒」的桂冠，重演不久之前在烏克蘭發生的、而且還在繼續燃燒的慘劇。

小結：怎麼辦？
在現今的形勢下，對「左翼」進行徹底的政治檢討和清算，重新釐清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的方法、立場和綱領，努力排除「本土民主反共」的冷戰殖民主義反動政治，在主觀上追求社會進步的青年之中影響，是復興工人階級運動所必需的、不可踰越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