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结构作为视角 关于当前某些「左派」姿态与「反资本主义」口号的再商榷,以及关于工运之困境的一些想法

《跨时》按:台湾近年的社会运动,尽管出现不少号称「反资」的表述,但群众性的工运持续缺席,资本主义制度也完全没有被动摇。陈升泽君这篇文章,以台湾自1960年代以来的产业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切入点,剖释当今「反资」论述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要求资产阶级国家使用强大的行政权力,对被视为本土敌人的特定大资本进行限制,重新开启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社会流动,挽救他们于无产阶级化的「下流」。

在这种逻辑之下,「反资」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反对据说「异化」了本土的某党政府及其权贵;同样,「反资」也不是反对本来意义的剥削,而是对同样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小本经营」、小老板和小生产的礼赞。简言之,这是一种要求政府让大家都可以当老板的「反资本主义」。

因为这种「反资论述」,并不建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运作规律的认识之上,也不会考虑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它们主要诉诸「反文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小就是好,大就是坏;「官逼民反」——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而是要求「本土势力」接管这个国家,为本土派的支持者服务。这一种有时冒充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蒲鲁东思想的变形残余物」的运动,不只是港台两地的现象,还是19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进低谷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的普遍现象。

近日,赵刚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台派「乌托邦」》演说,因剖释了主导太阳花运动的保守和右翼意识形态,被大陆部分左倾读书人非议,指「左翼」应该介入、让「左翼」语言占据此类运动的领导地位。我们认为陈君这篇文章,对辨明小资「左翼」运动的性质和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处理这种运动,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这个资本主义看似行将就木,却又仿佛气数未尽的年代,许许多多的社会运动纷纷顺势揭竿而起。同时,有不少论述已指出,若要从根本上动摇甚至瓦解资本主义的运作与制度,除了集结、发起群众性的工人(劳动者)运动之外,其余的方式,大抵几乎都可说没办法完全命中要害。当然,有人会说福利政策什么的,是,除了那些右派分子以外,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各种福利政策。然而,若这种福利政策是以承认资本主义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内部实行,那么,除了延缓、调和从而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与破产以外,它最多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么说并不是在反对福利政策,而是一句话:难道只要有它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由于市场饱和、生产过剩而引发的一系列周期性经济社会危机吗?还是它反倒经常被资本主义给解决?关于这点,本文在此并不打算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文要谈的主要问题是,既然推翻资本主义必须要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那么,为何近年来冒出不少「反资本主义」的表述,但台湾至今却始终只有零星的,而缺乏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

一般的论述主要大多会聚焦在政治因素的分析,这点无疑是个重要的关键,而在以此为前提的情况下,这里主要则试图将台湾六○年代到当前的历史轨迹、社会结构、产业型态一并纳入讨论的范畴。六○年代,因为那可以算是台湾工业化的起点,至于当前,则是由于近年来有一大堆标榜「左派」与「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出现,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容却又是各种暧昧不明、模糊不清。因此,这里试作一个概略性的讨论,以便针对历史与当前的情况,以及自己的一些观察与零碎的想法,进行一些简单的整理与爬梳。

台湾逐渐步入工业化主要是在六、七○年代,当时设立了几个加工出口区,专门从事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代工生产。在这段期间,「黑手变头家」(谢国雄,1989)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工厂底下的员工累积了一些资金之后,自己出来开设小工厂,成为自营业者,接订单(国外的订单居多),进行低技术成本的工作。这种现象,一方面形成了各种小工厂、卫星工厂林立与市场「零细化」的状况,一方面也让人们有种「阶级流动」的观感或向往。根据研究指出,这些普遍化的「小头家」之所以选择自己出来开设小工厂,主要是由于原本的工厂劳动艰困、待遇又不佳且时常被打压(整天要看别人脸色);而在当时的戒严体制下,也根本不太可能形成强而有力的工人群体、工会势力并与资本家进行谈判。相反,在这些小头家看来,自己出来做,虽然也很辛苦,但至少比较自由,更不必看别人脸色(而且还可以要求别人看自己脸色?),甚至还可能赚得比较多。因此,那倒不如选择出外另行「自立门户」、「白手起家」、努力奋斗、「爱拼才会赢」,同时,他们也正好经历那段所谓「经济奇蹟」的浪潮,于是,这些观念与实践一路流传下来,成了至今大多数人所遵崇供奉的创业神话。

而关于这种普遍的小老板化,小工厂的自营业者是小头家的一种,还有一种则是摊贩。当时摊贩的出现,主要是政府为了缓冲失业人口,而采取宽松管制,所给予的一个过渡地带(戴伯芬,1994)。然而,久而久之,随着生意逐渐发展起来,摊贩也演变成了职业的一种;期间,也曾有社会局介入,尝试将摊贩辅导转职,而对方则是提出「你开出一个月六万元收入的工作,我就过去」的要求,可见从事摊贩生意多多少少也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庄启文,2010)。后来,这也变成了台湾特有的夜市文化所发展起来的脉络之一。

这段期间造就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形成,而台湾社会也经历了初步的「中产阶级化」。然而,国际代工的经验,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集团的思维逻辑,那就是说,生于代工操作,习于代工组装,崛起于代工生产,使得他们终究缺乏远见,缺乏创造力、创新力(反正东西装一装就有钱赚了,我想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嘛?吃饱太闲吗?),从而在新产品的开发与投资上也更是保守、拘泥、不知变通、不思长进。许多时候,某些事物只消略有一丁点风险,他们往往便不予以考虑。于是,在他们看来,大概只剩房地产是稳赚不赔了吧!从这点来说,尽管他们也从中累积了不少资本,但他们与欧美早先那些个颇具开创性、冒险特性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冥顽不灵、食古不化的习性,使得他们连个「称职的」资产阶级,都还称不上。

接着到了八○年代后,随着整个产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逐渐转型,又使得台湾社会更进一步地「中产阶级化」。有研究指出,1992-2007的台湾,并不是两极严重分化、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尽管后来有财富慢慢集中化,一般人逐渐面临无产化的趋势,但至今仍是以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林宗弘,2009)。而在产业方面,尽管经历转型,也有许多大型企业的出现,但整体上仍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型态。

前面谈到,中小企业的形成与工业化时期林立的小工厂有关,那么,试想,当时在这些三、五人或八、九人或十几二十人所组成的各种小工厂中,工人们在自家工厂内部或与外部工厂的工人联合起来发动反抗、罢工的机会有多少?在这些小规模的经济体中,当工人有所不满时,狠一点的老板可能直接将他们解雇,反正当时技职专校一间接着一间地开设,训练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技术工人,他只消把薪资稍微调高一点点,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产业后备军。不过,另一方面,老板以「人情关系」计出各种怀柔政策也是不无可能的:好言相劝(「唉唷,别这样嘛」、「大家和气生财啊」)、家人小孩帮你照顾一下、请你吃顿饭、承诺月底多发一点奖金等等,并且,再加上政治因素的箝制,工运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早已惨遭腰斩、不攻自破甚至是胎死腹中。于是,对于这些小工厂底下的工人来说,试图复制他老板那种「黑手变头家」的路径,可能往往要比发起罢工的机会要来得高。甚至于说,倘若工人本身在乡下老家还有适量的田产,能够返乡从事农耕自力更生的话,那么,他试图发起抗争的意愿会有多少,大概又会是更加地暧昧不明了——这里并不是在对工人自觉阶级意识表示不信任,而是在试图探讨各种客观条件可能对于阶级意识产生的制约和影响。

而随着产业的转变,文化资本的多寡,在其中也逐渐成了与经济资本差不多重要的项目。九○年代至今这二十几年来,「黑手变头家」的现象已越来越少见(林宗弘,2009),然而,这个历史轨迹却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变换了形貌。在今日,人们的路线可能比较会是,经由习得某些专业的知识技术进而自立门户,例如,原本是某间设计公司的小职员,后来自己出来开服饰店、原本是某间餐厅的员工或厨师,后来自己出来开小吃店等等不一而足。又或者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企业随着市场愈趋饱和,人力也逐渐供过于求,于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既可能无法又可能不想进入大公司受驱使、支配,于是选择自己出来开咖啡馆,开各种艺术工作室,即便市场小,有些时候简直就是口袋空空,但至少不是庸庸碌碌的「异化劳动」,反而可以「独立自主」、「做自己喜欢的事」、「追寻自己的梦想」——同时,这种对于「异化劳动」的拒绝,也是在对于大资产阶级那种「向钱看齐」、「唯钱是问」的特性所进行的鄙视与唾弃。再不行的话,那不妨就去摆摊卖个鸡排,反正顶多被骂一骂,不痛不痒,为了讨生活,还不是照卖。事实上,社会流动,不管平行或垂直,不管或大或小,始终是台湾历来常见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关厂工人出来抗争时,经常招来一阵又一阵的群起围攻与挞伐,在那些围攻者、挞伐者看来,就业或创业简直可说是易如反掌,「别再乱了,不能好好地去找个工作吗?」、「自己开家店不会吗?」、「再不然去摆个地摊很难吗?」这类随处可见的想法随着台湾历史社会的发展,几乎早已铭刻于他们狭隘的切身经验与梦境第三层的潜意识。

而上述那些我暂且称之为「新手变专家」(再变为头家)的社会流动,是不是当前社会的常态,也许仍待查证;不过,我们似乎无法否认,自营业者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并不是少数。而这些小规模居多的自营业底下的员工,他们有可能发动罢工吗?至少就我的经验看来,罢工的机会,不能说没有,但难度非常高。尽管前一阵子还听说,中部某家铸模工厂,其中一条约七人的生产线,由于成品作业与薪资纠纷,阻断了生产线,进行了一天的罢工,并且成功与老板进行谈判。然而,这貌似并不是目前的常态,相反地,在许多时候,事情似乎往往没有办法那么顺利。试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某家餐厅仅有的三名员工要罢工了,那么,对面的餐厅会跟进吗?这种时候,坐视不管放任对方倒闭,以便接收市场的念头,可能要高于联合起来罢工的想法,毕竟后者必须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也没有任何工会作后盾。那么,三名员工要如何罢工呢?也许可以跑进厨房封锁老板的冰箱或直接封锁整座厨房?但似乎难保下一秒不会被移送警局反被牢房给封锁。而倘若罢工这条路行不通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继续复制那种「新手变专家」(再变为头家)的路径呢?(一如俗话所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正好透露了人们受到压迫时,当务之急通常貌似不是试图群起反抗,而是自求多福地找寻各种逃离的出路?类似地,直到近年来,也还是有一大堆人误以为罢工就只是自己不工作而已……)若先试统计全台湾到底有多少自由业者,自由接案(工作)者,中小企业的自营业者,以及受雇者,并且检视这些受雇者当中,有多少人受雇于中小企业,也许能从中找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所谓「反资本主义」、「左派」运动的政治想像又会是如何呢?

关于这点,目前大概没有办法钜细靡遗地详细厘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前许多冠上「反资本主义」、「左派」的运动,并不一定是以工人、劳动者立场为出发点所提出的论述。或者说,他们也会自称是「劳动者」,只不过是「老板兼员工」、「校长兼撞钟」,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样的例子事实上也并不少见。然而,在主观认同上,他们也许倾向自认为是「劳动者」,但在客观区判上,不管企业或大或小,他们始终是老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其说是无产阶级对于资本家的压榨与资本主义的结构剥削,所发起的反抗与斗争,乃至于到针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推翻,毋宁说是各种小资本家、小企业家、小店家、小老板在资本主义内部以「多元」为名,并在瓜分市场的过程中感到市场被压缩,而以某种拐弯抹角、穿凿附会的方式对大财团、大资本家发出底下这样的指控:「阿都被你赚走了,我是要赚什么?!」据此,再扣连到全球化之下跨国大型连锁企业的进驻,更加使得他们所欲对抗的,是一切大的事物。若要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那么,也许可以是:小资产阶级的小资本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大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斗争。

霍布斯邦在讨论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时,曾经描述过类似的对立。尽管当时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引起了无产者的反抗,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所得从穷人流向富人、从消费流向投资的转移,也引起了小企业家的对抗。

「大银行家、紧抱成团的国内外『公债持有人』,他们把所有税收捞入自己的腰包……他们在小商人、小农场主人这类人当中的形象,要比在劳工中更不得人心,因为这些人完全懂得金钱和债权,因此对他们所处的不利境况深感愤怒」(Hobsbawm,1999:58)。

独立工匠(自营业者)、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的经营规模处于较低层次,他们在一方面设法与工人保持泾渭分明,同时一方面又与资产阶级对立。「小」这个字,「小即是美」的主题与方案,在法国激进派的集会当中总是不断重复。它的敌人是「大」——大资本、大企业、大财政、大商人(Hobsbawm,2002:248)。而这个

「由若干不满意的中间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庞大但有欠明确的联盟,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比较害怕富人还是比较害怕穷人。这个联盟包括由工匠和小商店主人所构成的旧式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世界是由『小人物』对抗『大』势力所决定的世界。……小是值得自豪的,但太小就不行。因为小财产和大财产一样需要对抗集体主义;而书记和技术劳工的收入虽然可能非常相近,但书记的优越性必须予以保护,他们不能与技术劳工混为一谈」(Hobsbawm,2002:130)。

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某些自称「左派」的论述中,经常会出现那种标榜「大型工商体系=规训奴役=单一同质=商业营利=黑心生产=资本主义」,而「小型手工自制=独立自主=多元特异=反商业非营利(小商业小营利)=良心生产=反(非)资本主义」的区分逻辑与对反关系。

除此之外,另一种常见的表述是「反权贵资本主义」,不过,假若「反权贵资本主义」反的只是「权贵」而不是资本主义,那么,这种表述的一切政治立场便昭然若揭了。只不过,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就是造就权贵的根源,那么,不反资本主义的「反权贵」,可能吗?难不成是反当前的权贵,然后放任资本主义继续滋生另一批新权贵?还是说,只有那种大资本家主宰的「权贵资本主义」由于「黑心」,所以才有剥削,而小资本家主张的所谓「正常的资本主义」(难道有这种东西吗?)或小规模生产,因为是「良心」生产,所以不会有剥削?关于这点,在此只能不厌其烦地再次指出:资本主义的运作制度在根本上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不只是什么抽象的、飘飘然的「道德问题」。当市场饱和,利润下降,俗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难道小规模不是比大规模更容易遭到亏损的打击,然后付不出薪资,从而一天到晚唯心主义式地主张「理念、心灵感受比较重要,物质、生活条件无须计较」,变相地要求员工共体时艰吗?(这不禁令人想起先前某位资本家说的:「只要有理念,一个月半K都能活下去。」此外,「学徒制」在不少的工作场合,依然保留了下来——即便可能随着工作性质而改头换面,以致有些隐而不显——这使得那些雇主、老板能够顺理成章地,借此之名行剥削之实,以便达到缩减成本的目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员工,尤其是新进员工,如此宣称,「年轻人没经验就该好好学习,不要好高骛远,讨价还价最后吃亏的只会是自己」,但其实讲白了就是:「你是来学习的,我教你知识技术,没跟你收学费你就该偷笑了,还敢跟我要薪水?」别的不说,就说这几年常见的,学生实习、研究助理进行了一堆工作却领不到薪资等情况,正是这个运作逻辑之下的产物。)

暂且不论小规模生产的品质如何如何,但那种将小规模生产说成是反资本主义的论述,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因为社会主义不光是只有分配的问题,还必须有足够的、充沛的,连马克思本人都肯定过的那种丰盛的生产力,才有可能进行各种物质分配。一家小本经营的小店,老板一人,底下两名员工。一个月的营业额,扣除原料、店面维护等成本之后,最后剩约五万。试问,这是要如何进行分配?老板两万,员工一人各一万五,接着不断和员工说:时机歹歹,大家忍耐忍耐?最后使得员工对于那种「自己出来做,赚得比较多」的想法与实践继续进行复制?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那种大小对反的逻辑,说穿了,不过是那种大家都来当老板,大家都来「独立自主」,大家都来白手起家(而且还必须不靠爸,那样才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的创业神话,经过修饰、转换之后的另一套陈述。换句话说,今天人们通常仍旧一味地只是极力赞扬阶级流动,却很少正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结构剥削与阶级压迫。表面上,许多人都在咒骂郭台铭,但事实上,许多人不是在「小郭台铭」就是在意图前往「小郭台铭」的路上(当然,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成为「大郭台铭」啦),不管是经济场域或是文化场域,大致上差不多都半斤八两。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品味的区判逻辑盖过了政治经济的具体分析。换个方式说,当前的情势似乎是,文化场域的小布尔乔亚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文化同质化、单一化的厌恶,与经济场域的小型自营业者对于大企业、大财团、大资本家可能垄断市场的反感,在「反资本主义」的阵营中,恰好由于双双处在边缘、弱势(尤其是在形象上)的位置,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统一战线」或某种程度的「同质共构」关系。

然而,事实上,这种小规模生产、小型自营业者对于资本主义提出的批判,和马克思所描绘的无产阶级不同,这种批判,虽然在某个程度上能够在资本主义内部瓜分一块或大或小且不甚稳定的市场,但却无法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台湾市场本身就小,又持续被切割、零细化,这种单打独斗的特性,导致各方生产力往往不够充裕或无法整合,乃至于到难以进行总体的资源分配。于是,人人都是小小的「耕者有其田」,同时,人人也都几乎快落到贫困的边缘,在这种条件下,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尽管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但却不见得能对于资本结构作出明确的社会科学分析,反而是将「反对异化劳动」作为轴心,同时通过形象之间的对立来加以参照,例如:富人与穷人,脑满肠肥的资本家与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的憔悴青年。或者,也许应该反过来说,由于没有能够集结罢工的客观条件,他们便转而将自身的落魄与贫困,作为一种拒绝的标志与批判的武器。不过,这种现象也同时形成了一种双重吊诡的悖论:既然自身的贫困作为批判的武器,那么,贫困被解决,就等于被迫缴械,因此,还是让贫困继续悬置吧?亦即:「金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这句话,在他们的实际操作上,反倒成了「金钱虽然看似万能,但没钱我照样万能给你看」。如若最后还是无法万能的话,那便试图通过一种「输者为赢」的倒置方法进行象征斗争,自我赋权地宣称:「谁规定一定得要万能!」。然后借由那种「在艰困无比的环境中持续努力不懈地坚定梦想」的形象,并透过自我剥削,透过与布尔乔亚以及现实物质基础双重决裂的方式,进而提升自己的象征价值、道德光环与名誉声望。同时大力推崇那种据说能够「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甚至小确幸式的,近似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小小世界。这使得那些颇具艺术家气息的(新兴)小布尔乔亚用来对抗布尔乔亚的策略,最终依其生成的空间结构,总是习于不分青红皂地反对所有的物质利益。

尽管这批人可能结成所谓的「统一战线」,但他们究竟能否称作一个阶级,并且「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呢?瞧瞧他们往往习于将全体人民打包成无阶级差别的「公民」,进而以那种粗糙的「官逼民反」立场,只将矛头指向政府,而不是将资本家甚至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列为首要的抗议对象。即便丢鞋也主要是针对官员,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个郭台铭、王永庆、徐旭东之流被丢鞋,由此看来,这批人的政治立场大致上也能略窥一二了罢?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左派」、「反资本主义」,但骨子里,大概更近似于那种典型小布尔乔亚式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批判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式的,毋宁说是无政府、拆政府、干政府主义式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源与其说是来自于马克思,毋宁说是蒲鲁东思想的变形残余物。这正如同霍布斯邦所讨论过的:他们相信小型的互助生产组织,而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没「人性」(例如台湾的「人情味」什么的)的公司、企业、商家、工厂,并且,痛恨所有政府。这对自力更生的小自营业者,自主性较高、抵制无产化的专业知识技术工作者,以及抱有农村浪漫生活情怀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Hobsbawm,2003:232)。他们早已习惯将「独立自主」的生活作为前景,即便他们也自觉遭到压迫而参与政治运动,但并不全是由于出自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困境,而是因为他们更多地认为,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竟然不能在斗争中获得胜利,那实在是一件荒谬的、不合理的事情。

而这样的抗争,在今天的台湾,往往被包装成一种「左派」、「反资本主义」的论述,从而掩盖了那些打着小资旗反大资旗的事实。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问:人们用一系列的反文化表述来代替历史结构的分析并往往取得主导,是不是要自圆其说,宣扬能「反对资本主义」的(小)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今日「左派」,就像消费社会底下的招摇展示那样,仿佛只需披挂上一件外衣进而自封、自称、喊声、反叛、反文化表态(讲难听一点,就是反智),借此提高自我形象与声望之后便是「左派」,而不需针对历史做任何的功课,甚至无须探讨资本主义的运作与进程,及其根本上的周期性经济社会危机,更遑论提出任何具体的社会科学分析了。同时,反共思想的幽灵,至今仍旧在其中持续发挥着它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是,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他们可能对于共产主义的原初概念不甚了解,但照样可以铁口直断地盖棺论定:共产主义根本就是个天大的灾难,而且早已彻底失败,历史业已终结,我们至多只能用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姿态,既欢天喜地又乌烟瘴气地活在资本主义的吊诡世界里,一边想方设法对它进行各种「修补」,一边得过且过!

那么,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未来的变化,没办法准确地预测,也许只能在此尝试稍作以下这样的推论:在更多大规模的大型产业与数量庞大且有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劳动者运动出现之前,尽管社运内部依然会持续产生许多政治路线的争辩、分歧和差异,但雷厉风行、一呼百应的小资民主派,也许仍会是当前整个「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主导与基调。

附记

一、这里尝试将社会结构作为视角,概略地探讨工人运动的生成限制与困境,并不意味着我否定或放弃了工人运动的路线与共产主义的可能前景。同时,也许机会不高,但我也不会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认为那些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继续左倾进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总之,尽管已经讨论了不少,但废话与限制也很多。不过,这些简单的回顾,主要是为了在大致上检视历史社会的样态,检视我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以及什么样的位置,进而在后续的思考过程中,试图找寻一些可能的线索与出路。

二、对于资本主义的问题,若仅只是采取一系列品味方面的「文化反叛」、「次文化回应」,或说一味地只是效仿工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嚼槟榔、骂脏话,用一种波希米亚的方式打扮得很颓废、破烂、浑身油渍,试图展示出某种看似很草根的姿态,这难道就能解决工人的困境吗?这种论述难道不是在将一切的政治经济问题简化为所谓的文化品味问题吗?只是将邮筒刷成黑色与白色,难道可以解决邮差过劳死的问题吗?只是将制服改成蓝色或绿色,难道就能够解决低薪的问题吗?

三、假若有人把飞机说成是火箭或太空船,并且驾驶飞机航向太空,但由于马力不够与燃料不足,完全无法穿越大气层。接着开始往下坠落,途中还遭到几架战机的炮火缠斗,最后能源耗尽,虽然没爆炸,但也已石沉大海。那么,这样我们能说,火箭或太空船根本就无法航向太空,探索宇宙、调查虫洞甚至重力干涉空间更是完全不可能的吗?

参考资料
谢国雄,1989,〈黑手变头家:台湾制造业中的阶级流动〉,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第2卷,第2期,页11-54。
戴伯芬,1994,〈谁做摊贩?-台湾摊贩的历史形构〉,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第十七期,页121-148。
蔡瑞明,2002,〈台湾社会阶层化过程〉,《台湾社会》,页165-200。
林宗弘,2009,〈台湾的后工业化:阶级结构的转型与社会不平等,1992-2007〉,《台湾社会学刊》,第43期,页93-158。
林宗弘等,2012,《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
台北:劳工阵线协会。
庄启文,2010,《凤山地区摊商家庭升学主义意识形态与成就价值观之历史社会学分析》,屏东:国立屏东教育大学教育行政研究所。
Eric Hobsbawm,王章辉等译,1999,《革命的年代》,台北:麦田。
同上著,张晓华译,2003,《资本的年代》,台北:麦田。
同上著,贾士蘅译,2002,《帝国的年代》,台北: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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