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历史资本主义(下)

编按:本文作者卢荻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我们将分两部连载卢教授此文。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卢教授对主流判断中国经济的性质和动力的三大命题和结论——即甲,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是廉价劳动力;乙,这种增长导致两极分化、消费不足;丙,经济增长因此必须依赖投资和出口扩张。因投资扩张有内在制约,出口依赖成为结构特性。因此,在全球经济停滞和国内廉价劳动力消减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进行批判分析。然后,解释「中国模式」并非全面市场化的产物,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连结的特殊体制,并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就中国经济在上世纪末形成的三大元素,提出一种持续发展的展望。

这里刊载的第二部分,卢教授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和进程,并提出中国工人阶级推动中国体制改革,以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促进全球进步运动的一种展望。

此文的第一部分,刊载在本志的2014年6/7月号,见卢荻:中国面对历史资本主义(上)

历史资本主义面对中国

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年代的生产率快速提升,其中应该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是从先进国家向中国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就其强调外部条件的首要作用而言,这个判断与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理论相一致,同时也符合左翼批判性文献的论调,即因为中国接收了过多份额的产业和技术转移,使得余下的广大不发达国家难以摆脱非工业化的困境。

2012年4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监察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下发《企业民主管理规定》。《规定》要求,不论国有还是私有,所有企业都要实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推行厂务公开制度,要求公司制企业设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管理方必须将企业经营的重大事项(包括集体劳动合同),提请职代会审议、通过、决定。官方宣布,《规定》对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制度性规定,为制定国家专门的企业民主管理法律法规奠定政策依据和实践基础。可以预见,《规定》在各地和全国范围内的实际内容,将会由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决定。例如在高度依赖外资劳动密集企业的广东省,落实《规定》的立法先后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厂商(特别是港资)反对而暂缓难产。

2012年4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监察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下发《企业民主管理规定》。《规定》要求,不论国有还是私有,所有企业都要实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推行厂务公开制度,要求公司制企业设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管理方必须将企业经营的重大事项(包括集体劳动合同),提请职代会审议、通过、决定。官方宣布,《规定》对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制度性规定,为制定国家专门的企业民主管理法律法规奠定政策依据和实践基础。可以预见,《规定》在各地和全国范围内的实际内容,将会由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决定。例如在高度依赖外资劳动密集企业的广东省,落实《规定》的立法先后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厂商(特别是港资)反对而暂缓难产。

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特性看,这种产业和技术转移并不一定有利于世界发展,甚至不一定对接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经济体有利。关键是,先进国家输出产业和技术的原因是利润率下降,更根本是经济内部需求不足,而产业和技术输出势必导致在接收的经济体中建立起新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在舒缓当期的过度积累矛盾的同时,却导致同一矛盾在随后形成更大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后进国家以接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方式融入世界市场,就势必面对矛盾爆发即世界经济急剧波动的冲击,势必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所谓全球失衡的形成,正是这种产业和技术转移的结果。而中国在全球失衡以及相应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中美经济纽带所体现的中国对美国的双重补贴,即中国向美国同时提供廉价产品和廉价资金,也正是它以这种方式融入世界市场的结果。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从之前的「黄金时代」过渡到全球化年代,其核心特征是经济的金融化,也就是金融投机活动愈趋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大量的生产性企业参与其中,这其实是产业利润率趋于下降之下,资本愈来愈不愿意捆绑于产业的结果。经济金融化因此隐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即,投机活动愈趋挤占了生产性活动尤其是生产性投资,其结果是愈趋削弱创造利润的能力,同时导致愈趋恶化的宏观需求不足。

然而事实是经济金融化得到了持续,至少是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具有内在不可持续性的金融化却持续了二十多年。这里的关键是「剥夺性积累」概念,意即透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幅度降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主要是将原先游离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各种生产性资源以掠夺方式卷入体系之内,华盛顿共识第一代政策信条强调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第二代信条强调公共资产和资源私有化,第三代信条强调国际金融自由化,都是为此服务,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题。资本积累之能否持续,于是就取决于这两个进程的相对速度,即一方面是金融投机活动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是剥夺性积累活动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化进程就一如所有的投机活动那样具有加速推进的倾向,要求变本加厉地推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本身不会扭转剥夺性积累进程,先进国家反而会更加强烈地推动这个进程。可以预见,即使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经济衰退持续,诸如「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之类论调很快又将恢复它们在国际舆论中的主导地位。

2007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三季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累计GDP增长率:中国累计增长超过四成,远远抛离徘徊在停滞边缘的美国和欧盟,和下降半成左右的日本。

2007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三季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累计GDP增长率:中国累计增长超过四成,远远抛离徘徊在停滞边缘的美国和欧盟,和下降半成左右的日本。

然而没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国继续支持这个对世界发展的破坏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或者说,没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国劳动者继续牺牲自己,去让华尔街投机者及其散布全球各地的代理人或小伙伴坐享暴富,去为投机活动对世界发展的破坏影响善后。没有道理,也就是说不仅是不公平不公正,同时也是不必要。从前文的论述可以判断,现实上中国存在着超越继续支持全球化的可行性,不会出现左翼批判性文献所认定的前景,即因为结构性依赖而必须为摆脱新自由主义的举措付出高昂的代价。

前景展望

上文所刻划的中国模式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合理性?

单就经济意义看,首先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后进发展经济体,中国其实时刻面对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这个体系并非新自由主义信条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以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会综合体为主导的金融化经济体系,其主导运作逻辑是投机性的金融活动而非生产性的投资活动,并由此引申出对体系外围的掠夺性积累。对中国来说,无制约地融入这个体系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危害,就像其他后进或外围经济体那样,既有可能在体系危机降临时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又有可能在被掠夺性积累完毕之后被体系抛弃,即使在体系的上升阶段也被限定在不平等交换和不平均发展的地位。

迄今为止,中国总体上还是能够抵挡这个体系的压力,抵制了与这种压力相联系的国内外既得利益势力的主导,并没有无制约地融入这个体系,反而在不平等交换的境况中仍是逐步发展,以至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工业生产能力向中国聚集的局面。这里的关键是,迄今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守住了两道最重要的防线。一是资本账户的跨境资金流动还是受到严格控制,这挡住了系统性的境内资本外逃和境外资本投机性流入。另一是银行部门与证券市场基本上还是分离的,使得金融体系免于系统性崩溃的危险,也使得国内资本最终还是得回到生产性投资领域,而这正是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必要基础。

2007年第二季至2014年第二季期间中国和美国的累计GDP增长率:中国78.4%,美国7.7%。

2007年第二季至2014年第二季期间中国和美国的累计GDP增长率:中国78.4%,美国7.7%。

然而有什么社会-政治力量足以保证未来中国能够维持和扩展上述经济发展模式,能够继续抵制新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这应该可为中国借鉴。上文刻划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在未来中国实现,取决于能否应对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这包括要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门,使得国家权力和政策导向免于新自由主义化、使得国有经济体系免于金融化和投机化,当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门的决策阶层免于官僚特权化。由此,不仅是在经济意义上,而且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以来自农村的劳动者的彻底融入工人队伍为表征的城镇化进程,以广泛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对中国未来将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未来的中国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决策上的国家主导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而且是一种越来越具有社会民主、大众民主意涵的模式,这就不仅包含而且超越了黄金时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

如果这种模式得以在中国实现,这势必会在系统意义上影响到全球化和世界发展的前景。在过往二十多年中,前文所述的剥夺性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中国劳动队伍的大规模卷入世界市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估算,在1980-2005年期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总数翻了两番,其中新增加劳动者的过半数来自中国。中国的劳动者构成了全球劳动队伍的重要部分,因此,前者的组织化和收入份额的提高,势必大大强化后者在世界市场上面对资本的谈判地位,这意味着之前那种以剥夺性积累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将受到趋于强烈的抵抗,不容易持续下去。这将是有利于促进世界范围的追求更稳健、人道和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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