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梁振英被《紐約時報》引述的言論，同建立美國當今體制的那些「大政治家」和「偉人」的說法，是一模一樣的：反對所謂「多數人暴政」、保障「少數菁英的權益不被貧窮多數所侵害」（見《聯邦黨人文集》）——這正正就是資產階級憲政的核心。

梁振英對《紐約時報》這樣講，無非就是指出，為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平穩發展，必須有限制福利民粹政治的措施。限制不了的話，香港作為國際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的角色，就必定會受影響——經濟發展受影響，民生也不能怎樣得到改善。換句話說，梁就是間接的對美國當局，像日前楊潔篪會見克里時一樣，作出「友善提醒」，希望美方多做「有利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否則美方在香港的大量經濟利益也會受損。

顯然地，中共不了解的是，美國現在進行的是政治作戰，它才不會計較一時的經濟損失。整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總目的，就是拖垮中國。

事實上，無論資產階級當權者，還是擁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福利民粹勢力，都要面對「錢從何來」的問題。大資本完全可以合法避稅減稅免稅，福利經費的主要來源，最終落在中高層受薪人士身上。在資本主義之下，福利政策必定會影響利潤率，降低投資意欲，最終製造失業。

福利民粹黨派一方面宣稱有票就有福利，但同時又擁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說到底就是在兜售空頭支票。

梁振英的發言，不是說「窮人有票就會有福利」，而是說宣稱代表窮人利益的福利民粹主義會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使民生問題更加不可能解決。這其實不是他一個人的立場，而是事實上整個歐美統治階級都在力行的「普世價值」。

在這種情勢下，《紐約時報》才會虛偽的而且完全可以預計地，將梁振英的發言修剪，聚焦在選舉權問題上，並將梁振英的發言再次完全可以預計地演繹為「不容許窮人有選舉權」。（事實上梁振英是為四大界別提委會辯護，而從來沒有說過「窮人不應該有票」，提委會弄出來的候選人，還是要經過普選的。）

更不用說，美國的三權分立和聯邦體制，就是衝著普選議會和可能的民粹主義而來的——就是用司法和行政，防備普選議會所可能造成的福利民粹、甚至「仇富政策」，也要防止損害資本權益的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出現。更不用說，美國體制的「民間基礎」，就是大資本和宗教勢力對教育和輿論的徹底壟斷。

美國資產階級憲政的「厲害」之處之一，就是除了在一次大戰之前的一段短暫時期，從來沒有出現全國性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而一戰後，社會主義革命勢力組織共產黨的時候，就很快被鐵腕鎮壓下去。1930年代以美國共產黨為首的各個左派力量所領導的、常常要抵禦政府和資方暴力的組織工作和罷工行動，創造了一系列強大的產業工會。但隨著美國發動冷戰，左派在美國工運的影響力，被政府和資方徹底整肅。美國工運失去了「左眼」，成為了資產階級兩大政黨之一的民主黨的票倉，根本無力抵抗統治階級的各種攻擊，勢力不斷消減。美國共產黨最終也完全失去了任何社會主義的性質，成為民主黨的附庸團體。

總言之，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憲政，比梁振英現在捍衛的那一套更歷史悠久，更行之有效，也明顯的對不少人來說，有更強大的欺騙性。

這種情況說明了，香港勞苦大眾真正面對的問題，不是手上有沒有票，而是對主要的生產資料有沒有控制權。也就是說，香港的真正問題不是應不應該「民主化」（或美國化、台灣化、韓國化、菲律賓化），而是如何走向社會主義。

附錄：《紐約時報》2014年10月20日有關報導英文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14/10/21/world/asia/leung-chun-ying-hong-kong-china-protests.html

同上中文譯本：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1021/c21hongkong/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