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美國赫斯特報系負責人小赫斯特訪台， 當時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對他說：「為了國家生存，將不惜與魔鬼打交道」。此語，被小赫斯特解讀為中華民國政府將親蘇聯，以回應美國的棄台論。棋局裡， 蔣經國自然撤掉了周書楷，但這番話，卻在1970年代末期的政治角力間起作用，延續了台灣在冷戰結構下的可利用性 — 中美建交、台美斷交，美國一手繼續扶持國民黨政府的獨台策略，另一手則支持島內本土台獨勢力的發展。

為什麼以說古開場呢？因為這樣的格局，並未隨著冷戰的形式終結而鬆動，近期幾波經濟危機，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反而鞏固了東亞冷戰線的邊界，「中國」填補了「魔鬼」的空缺，在後冷戰的語境下，中美對立結構正在形成，而且如此曖昧：改革開放、躋入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又提供最大的消費市場與低廉勞動力。戰後以來，東亞冷戰島鏈就是資本主義陣營的邊防，在美國宣稱「重返東亞」後，更晉升為政經、軍事上圍堵中國的前哨站。這幾年美、日、南韓三方安保體制強化，軍備競賽增溫，軍事演習的頻率與強度不斷升級，人們不難看出，東亞就像一個燒紅的鍋爐，幾乎陷入備戰狀態。

東亞不平靜。呼應美國「重返東亞」戰略的，是各地社會內部潛伏的右翼勢力逐漸復辟，導向政府的右傾化，這包括更大規模地放寬自由貿易區域整合，再以軍綁商，強化對美安保體制與多邊軍事同盟，以防堵中國。日本政府2010年公布新版《防衛計畫大綱》，

明確把中國的軍事動向訂為「擔憂事項」，防衛對象從冷戰時期的蘇聯，轉向中國與朝鮮半島，部署地域更移往南方、西南方，特別是沖繩與周邊諸島。經過此番調整，日本自衛隊的防守範圍，於是與戰後美日安保範圍重合了，日本媒體稱此「向中國轉」，其背後伺機而動者，是戰後以來，以「改憲派」為核心的日本軍國主義極右翼。南韓方面，李明博新自由主義政權一改前朝友善北韓政策，強化對北韓的武裝對立，並於2011年啟動濟州島海軍基地工程，計畫2014年完工，以配合美軍於東北亞30多個軍港的軍事調度。

南韓濟州島海軍基地、沖繩空軍基地，是東亞島鏈防線上，用來牽制中國海軍、空軍的兩大要塞。它們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們難以和平的原因：濟州島位於中美間導彈防禦系統戰的中心，也是東北亞軍事調度的核心，用以牽制上海與北京，而沖繩則位於東亞島鏈的正中心，自二戰以來，一直是美國空軍、海軍在東亞的首要據點。

然而，以防禦為名的軍事調度並不直接指向戰爭，開戰與否，還需「東風」引線。2010年南北韓天安艦事件、北韓核武議題、南海諸島與釣魚台列島的領土爭議等等，就是以區域殖民與戰爭的歷史愴痛作為火種、以「恐共、反共」為乾柴，美國為首，聯合東亞右翼政權，把東亞導向戰爭化的潛在因子。瀕臨戰爭的狀態，為各地政府創造條件，於是加碼了商業利益談判。去年4月，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在美國華府宣布將購買釣魚台，日本政府跟進，通過「尖格島國有化」（尖閣列島國有化）方案，挑動中日衝突，9月達到衝突的至高點。無有不巧，在釣魚台衝突激化之前的8月，韓中正展開FTA談判的第三輪會議，而6月，中日韓才在東京召開自貿區磋商談判。釣魚台、獨島領土爭議一起，相關談判自然延宕了，原本預定於9月召開的APEC日韓首腦會議也被順延；反觀中韓FTA談判、美韓FTA實行，兩岸ECFA與台美TIFA等談判，以及美國主推的TPP進程，則在戲局的另一處加溫趕進了。

東亞局勢波瀾，美國對亞洲進行政經、軍事戰略再調整，台灣最敏感者，大概就是過去完卵於冷戰格局下，倚賴美國支持的台獨本土論者。台灣並未置外於東亞。去年初爆發美牛、美簽爭議，正是東亞政經結構的其中一環—兩岸ECFA談判引起美國商會緊張， 而在韓美FTA的競爭下，台灣更急於開啟TIFA談判， 尤其，以兩岸ECFA作槓桿，台府的算盤，就是用簽訂TIFA作為進軍TPP的前哨，又以對美的TIFA與TPP、兩岸的ECFA，互作談判籌碼。

利用中美矛盾取利的經貿關係，顯示台灣對於大陸的經濟依賴越來越強，而台獨本土派對於兩岸進一步的經貿整合，態度相當曖昧。民進黨最初以反對ECFA、保護本土產業作為策略，然而，去年初總統大選前夕，幾大台資財團紛紛表態支持國民黨對中政策、國民黨勝選之後，民進黨與台派難以再反對兩岸經貿整合，轉而強調必須打破現階段被中共與國民黨壟斷的談判平台，由代表本土利益的民進黨介入。

美國長期扶植的台獨勢力，在1980年代末期成為民進黨主體，開啟兩黨模式下的選舉代議政治，直至2000 年政黨輪替，這是台灣所謂的「民主化」進程，也是美國見證下的民主之路。在這條大道之上，兩黨未見歧途，無論「獨台」抑或「台獨」皆依美而存，也因此兩黨的本質，必定都是親美的新自由主義政黨，這是台灣政黨政治的侷限，更是它註定無效的根源—如果1970年代的政客，得不時扮演暴走的瘋狗，當前的兩黨政客只不過是乖順的叭兒狗，眼裡所見，只有四年後能否連任了。而叭兒狗的難堪在於，無論政黨輪替與否，兩黨都難以反轉對美軍購政策，而兩岸軍備競賽不只內在於東亞軍事危機，而就是戰爭化的推手，於是，國民黨的再度執政、資本家表態支持經貿整合方案，對於台派而言，危機浮現：台灣壟斷金融資本主要投資在於大陸，若兩岸談判被泛藍勢力主導，極有可能形成「台資／泛藍／中共」共構的政商壟斷結構，而中共是不自由不民主、侵犯人權、落後的集權，又抱持吞併台灣的野心，萬一中共的政治企圖與泛藍的統一大夢合謀、與資本家利益統合，它將透過兩岸政商壟斷結構，入侵台灣政治、侵害台灣民主果實—此即所謂的「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以去年中的「反旺中」事件作舞台， 正式登場了。7月，旺旺集團併購中嘉集團，11月， 黎智英自台灣撤資，旺中傳聞為壹傳媒背後最大買家。蔡衍明這個以食品業出道的台資，當年不過中小企業，進軍大陸，二十年間發展成為壟斷資本，又回頭進軍台灣媒體市場，發表親中言論、以媒體作為宣傳機器，相當符合台派學者的「擔憂」：壟斷媒體， 不正是打壓台灣民主化成果的言論自由嗎？這套論述，廣泛響應於青年學生之間。9月1日記者節的遊行，以媒體改革團體與新聞產業勞動者為主體、青年學生參與，卻被台派學者認為這些團體代言了青年運動，且刻意避談「中國因素」。11月底，「學生」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前往行政院、公平會抗議，要求政府攔阻旺中併購壹電視一案。台派學者紛紛響應，更將學生抗議行動，視為新一波學運世代， 以「野草莓」為濫觴，更上連到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輿論造神之下，反媒體壟斷的學生抗議事件，成了自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守護台灣民主果實的世代交棒，是台灣公民社會力量的展現。

二十多年來，「公民社會」與「民主化」進程，已成為台灣社會變遷分析的主流架構，此論下，經歷選舉政治、政黨輪替的台灣社會，走過民主化、民主鞏固團體，就是公民社會內部的多元象徵。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政權進行教科書改版，民主化模式、本土化意識型態，於是透過國家機器，進行知識生產，進入台灣的教育體制，全面修編自日本殖民時期以降的台灣歷史、文化、社會變遷過程，台派學者稱其為教育「正常化」。短短十年，足以證實「國民教育」作為意識型態機器，的確相當有效：本土化教育培養出了新一代的「年輕人」，「台獨」對他們而言是現實的政治感覺，而「台灣主體」、「本土意識」更是基本知識，他們認同「台灣民主」得來不易，是台灣公民必須守護的核心價值，他們更認同「民主、自由」的普世先驗性質，並以促進中共民主化，作為自己身為世界公民的使命—雖然，他們不一定自知， 這個「民主化」背後所偷渡的， 正是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他們也不一定明白，自己的「民主」想像是以美式民主作為唯一模式，而人類為了自由與平等而鬥爭的歷史中，早已實踐出了各種遠大於選票政治的民主形式；他們更不會敏感到，自己所據稱而延續者，正是冷戰戒嚴體制下，國民黨不惜以白色恐怖壓迫加以鞏固的反共親美意識型態。

青年的出場，並不是沒有原因，台灣就業市場萎縮、勞動彈性化、學費與物價不斷上漲等因素，使得愈多學生感受到現實的迫近。對於體制感到憤怒、懷有改造現實的熱血青年，是一個社會能否產生變革的內在動能之一，但這股寶貴的能量，竟被引導向「中國因素」之類的稻草人，再次顯示了，戰後至今美國在台灣的文化冷戰，已成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自由之民，作為它在東亞的代言人。圍繞著「中國威脅論」而生的各類爭論，正透露出一個以文化為場域的戰爭，已於台灣正式展開—當中共政權愈顯示出其新自由主義轉向的痕跡，這場戰爭，不能淪為中美的代言人之爭。

看得見的事業是粗暴的。去年煙花特別多，但花幕之後的現實，又是什麼呢？政府期待拿自由貿易談判作為政治籌碼，卻將民眾推到鬥爭的前緣，接踵而來的農產品檢疫、食品安全、藥品進口、智財保護等問題，以及降低關稅造成的產業衝擊，將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戰場。美牛爭議作為敲響一年的警鐘，去年的台灣並不平靜，年初的士林王家事件，使得由建商利益主導的都更政策浮上檯面，凸顯了新自由主義下，政府放任金融資本湧入城市進行土地再炒作； 年中爆發華隆、榮電工人罷工，以及關廠工人連線抗爭，勞資矛盾繼續深化，亦顯示政府護航資本外移， 代價轉嫁於工人；高教工會、醫護工會、研究生工會與高科技產業工會陸續成立，顯示愈多人意識到白領「專業」不過假象，長工時、勞力密集、低勞動條件的資方剝削，勞動彈性化等問題，普遍存在於各個產業；而自日本311核災危機之後，反核運動高漲，能源政策問題成了討論焦點，亦打開對於台灣戰後國家發展主義的反省空間 — 去年不平靜，預告結構正在鬆動，人心正在改變。

看不見的事業是崇高的。去年記事中，最為沉重的一筆，就是重要的左翼思想者、革命實踐者林書楊先生於初秋病逝，他將他全部的人生遺留給後輩，是彌足珍貴的實踐、思想資源。這大概是一夜煙花散落餘燼之後，鑲在黑幕邊陲的早星吧，它的光亮橙紅而亙古，將為眾人迎來暖暖的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