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简史 组织史部份

引言

起源于二十世纪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分别为:第一期日据时期(1931年以前);第二期台湾回归台湾回归中国后五年间(1945到1949);第三期七十年代至今。[1]这三个阶段所培养的人脉和理论资源,在不断的断裂与接续中,逐渐积累而形成了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史」与「论述史」。「组织史」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在汉语世界中,「组织史」往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有关。「组织」有几重意思,首先是核心的党组织;然后是派生出来的青年团、军事武装组织与及各种群众性组织;最后是党在各党外团体中的党组党团。[2]这些组织的里与外,都有领导与被领导的明确分工。若按时间序列观察组织发展,甚至能够观察到组织的收缩或膨胀趋势。

「组织史」可以指狭义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但亦可有更广的含义。本文探讨的不仅仅是某个组织本身的发展史,还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各种组织的多样性统一,而形成的历史。不同的组织,意味着不同的人际网络所形成的集合体。有些人际网络得到了长时间的发展,有些中途夭折,有些彼此整并。这些状况可能是共时的,也可能是历时的。

更重要的是,各种人际网络都不能只以台湾一岛作为考察范围。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自始至今都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问题只在于如何成为其一部分而已。

1. 关于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三阶段历史分期, 首先由林书扬( 2 0 1 2 a 、b 、c ) 所提出。惟本文关于第三期运动的起始时间与林书扬(2012c)的看法不同。林书扬认为第三期始于八十年代,此乃着眼于解严前后逐渐宽松的社会气氛与群众运动而言。本文则着重于七十年代《夏潮》杂志创办之后开始实现的组织性的、人际网络的连续积累,而将第三期的起点置于七十年代。

2.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省、地、县」四级共3067部地方组织史编纂而成的全国性组织史。(中共中央组织部:2000)

二战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期(1931年以前)

1915-1924年间,在东亚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包含台湾人),于日本与中国大陆,形成了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第一个人际网络。首先是「新亚同盟党」(1915年)与「可思母俱乐部」(1920年前后), 这两个组织虽然都在日本,其人际网络却来自包含台湾在内的东亚各地。( 小野容照:2011; 松尾尊兊:2000;邱士杰:2009)在这个网络的基础上, 北京成立了台湾史上最初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新台湾社/ 新台湾安社」, 并发行刊物《新台湾》(1923-1926)。此外,上海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建的左翼组织「平社」(1924)。(邱士杰:2009)

平社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其组织以国共合作下的上海大学为基地,实现了台湾、大陆各省、韩国、日本等地青年的参与。其次,该刊发行的《平平旬刊》是台湾史上第一份定期左翼刊物。其三,此时中共正对台湾左翼青年产生影响。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之外,平社成员多是中共党员或青年团团员。其中最主要的组织者许乃昌甚至成为台湾最早赴苏的留学生。其四,在平社的基础上, 社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成立了「台湾赤华会/ 赤华党(Red China Party)」(1924)。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台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特殊联系。(邱士杰:2009;Belogurova: 2003; К. М. Тертщкий: 2005)

第一个人际网络在1924年出现组织化高潮,却也在同年开始走向瓦解。虽然「新台湾安社」主导者范本梁( 台湾嘉义人) 直到1926年才在台湾被捕, 但由于他的活动有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难以从人际网络的角度把握「新台湾安社」发展的全过程。至于发展出明确人际网络的平社与「赤华党」, 则都在1924年成立之后瓦解于同年。虽然平社的瓦解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有关,但也有学生运动固有的不稳定性因素存在。以平社为例,其活动的停止,就是因为1924年暑假的来临:作为学生的成员们,都回乡休假了。(邱士杰:2009)

1922-1923年间,台湾岛内的左翼份子形成第二个人际网络。以连温卿为代表的「马克斯[思]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1922-1923)和台湾各地萌现的「无产青年」集团联手。这些自称「无产青年」的集团,也许是连温卿(1925a、b)所说、因为资本主义侵蚀台湾社会而出现的「不良少年少女」。在1927年夺取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邱士杰:2009)文协是一九二○年代岛内最重要且存在最久的运动组织,左转后的文协更成为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以连温卿为代表的集团与日本社会运动(特别是第一次日本共产党与山川均)有联系;「无产青年」集团则与厦门集美中学之类的新式教育机构有关。这些求学于两岸的台湾青年,受到中国革命的洗礼而左倾,才在台湾岛内形成这样的集团。不过,连温卿「无产青年」集团的思想倾向非常复杂,不但包括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混杂,就连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包含了诸如「山川主义」及为克服山川主义而出现的「福本主义」。这些「主义」同时从中国大陆与日本传入, 使思想的复杂性更加难解。[3]

伴随着中国与日本革命的发展,多数台湾青年参与了中共,少部分则参与日共。这些青年在两党协助下, 发展成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共产党」(1928年,上海)。总的来说,中国革命对于台湾青年的激进化有主要作用,这与一九二○年代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脱离不了关系。实际上,许多台共党员都是从中共党员转换而来,甚至又转换为中共党员而去;[4]如果回溯更前面的历史,这些青年甚至也有相当部份来自于第二个人际网络,比方最出名的「无产青年」翁泽生。日共方面,虽然也曾试图领导台湾党组织,但由于日共在1928年台共建党前夕便遭到大规模检举,此后又接连遭遇渡边政之辅渡台失败(1928年在基隆港拒捕而自杀)等事件,因此日共客观上始终无法有效领导台共。

3. 连温卿因日本左翼少女山口小静(台湾出生的日本人) 的介绍,结识了日本左翼领袖山川均,并于19 2 4年亲自前往拜访山川夫妇。虽然许多记载都将连温卿视为山川的台湾代理人,但连温卿的思想其实非常复杂,不完全与山川有关。请参见邱士杰(2009a、b)的研究。

4. 比方翁泽生、蔡孝干、潘钦信、谢玉叶。

 

虽然台共成立于上海, 仍积极展开岛内建党的工作。1928年, 台共岛内机关成功夺取了台湾群众动员能量最大的「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权, 开始排斥连温卿为代表的第二个网络。1929年, 台共夺取台湾文化协会领导权, 第二个人际网络于是瓦解, 部分人脉被台共所整编。1930年, 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 而不是台独派所经常指控的中共─ ─ 直接介入台共改组。(К. М. Тертщкий: 2005;邱士杰:2009a,2010)1931年,台共因为殖民当局镇压而崩溃。虽然台共组织自此不复存在,其人际网络却大致得到保存,成为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人际网络连续性的历史起点。

新台湾大众时报封面 (台共夺取领导权后的新文协机关刊物)

总体来说,从台共瓦解到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此间近十五年的时间,台湾社会运动都因日本进入侵华与太平洋战争的战时体制而遭到压制。台共的人际网络在台共瓦解后,除了刑死狱中者之外,一部分经受了长年的牢狱之灾,另一部分则前往大陆,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最知名的是经历瑞金、长征、延安时代的蔡孝干, 其次则是张志忠。(林书扬:2012b)

 

二战以后: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第二期

(1945-1949)与第三期(1970-)

虽然台湾岛上不断经历政权更迭、战争、白色恐怖,影响了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甚至造成了岛内运动出现表面断裂,却又接续的三期阶段。但从世界性的角度来看,对台湾运动史最具决定性的历史条件有二:一个是两岸的分裂(1895-1945)与统一(1945-);另一个则是共产国际的成立(1919)与解散(1943)。这两个条件的交错组合,规定了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三期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继承──

(一) 十月革命促成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因此才有中共与日共两个东亚的国际支部,收纳流寓东亚各地的台湾人的自发社会主义运动,从而诞生台共。如果不是海峡两岸因为日本侵华而分断,台湾人的社会主义运动未必能从日本与中国大陆两个方面获得组织资源。

(二) 但又因为共产国际解散与战后台湾回归祖国,导致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完全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份。这样的历史条件不但使第一期与第二期产生了质的断裂,更使第二期与国民党白色恐怖所区隔开的第三期产生质的联系。

(三) 当然, 又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成为分断国家,出现「统一中的分裂」的特殊状况。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便又导致第二与第三期之间存在着差异。

台湾大众时报封面(左转后新文协的机关刊物)

总体而言,第二期乃是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最关键的转折点。以光复后蔡孝干、张志忠潜回台湾为起点, 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第二期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省工委不但选择性吸收了台共的人际网络,更在「二二八」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下发展出新的群众基础,形成台湾史上前所未见的动员规模与运动型态,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出现。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为例,虽然省工委参与事件的程度有限,但省工委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张谈判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苏新:1993), 省工委所领导的两支武装力量──二七部队与嘉南纵队──更是全岛武装斗争中进攻与撤退最具组织的部队。二七部队的领导人就是知名的老台共谢雪红, 嘉南纵队的领导人则是老台共简吉(政委)与张志忠(司令员)。到了1949年前后,省工委更在全岛各地山区农村发展出武装游击基地──不过,省工委的工作不仅仅放在农村武装斗争,城市中的学潮与工潮也在省工委的推动下不断展开。直到1949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乃至省工委最高领导人蔡孝干被捕叛变,整个省工委组织才接连因此而被破坏, 由此直到五十年代初中期。而唯一没有投降的省工委领导人张志忠,则以他的牺牲(1954年枪决),为第二期的运动划下句点。(蓝博洲:1991,2012)

国民党所缴获中共台湾省工委内部文件

虽然国民党在1949年之后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量屠杀并关押了革命者和群众,从而形成了某种中断。但第二期所形成的基本认识,却在此后的台湾左翼人民运动之中──不仅仅是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间层出不穷的左翼革命事件──不断重现:

(一) 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台湾的解放不但以全中国的解放为前提,台湾左翼对于中国革命成败和前途也负有责任。

(二) 由于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国共内战导致中国成为「分断国家」,社会主义与民族再统一,便成为台湾革命不可分割的两个任务。

以一九七○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为起点,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分别在岛内外出现了复兴的契机,成为第三期。保钓运动之所以成为契机,并不在于保钓本身,而在于保钓运动在北美等地转化为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统一运动」。在此背景下生出两个时代性提问──两个「理解」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中国成为「分断国家」的状态,其二是如何理解文革(极) 左翼思潮的历史意义。台湾岛内外程度不一的社会主义运动都需提出解答。

在岛外,除了明确赞成中国统一与社会主义的《群报》、《燎原》、《东风》、《统一》等刊物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台湾人民》杂志,因为该刊统独兼具,日后的发展系谱和影响也较长、较大。这条系统通常自称「台湾左派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该刊的主要人物包括了曾经与史明(分离主义左派代表人物,以反对国际共运著称)论战的左翼分离主义者「左雄」,以及高度认同新中国和毛泽东思想的留学生许登源、陈惠松、陈妙惠等人。《台湾人民》是「台湾人民社会主义同盟」(简称社盟)的机关刊物。但由于内部统独分裂,左雄一派另组完全主张分离主义的《台湾革命》、《台湾时代》,后来又分裂出反左雄的《台湾解放》。许登源一系则在八十年代初组成后续理论影响极大的《台湾思潮》。(邱士杰:2009、2012)

台湾人民封面(七十年代海外台湾左派刊物)

在岛内,1976年创刊的《夏潮》杂志,是第三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岛内起点。(郭纪舟:1999)其后历经乡土文学论战、民歌运动、《人间》报告文学与纪实摄影浪潮、八十年代台湾工人运动风潮,在岛内形成了一条公开主张中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派别。1989年, 主张社会主义与中国统一的劳动党在劳动人权协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茅汉[王晓波]:1999)党的成员以本省籍为主,不但包含了第一、二期以来的、包含非转向政治犯在内的多数的左翼运动者,更包括在第三期站上历史舞台的新兴台湾工人阶级。虽然劳动党成立在岛外共产主义运动向台湾发展组织的第一期与第二期之后,劳动党却是因为这些时代所积累起来的人脉和理论资源而得以在第三期成立。

八十年代夏潮封面

众所皆知,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三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严峻的「统独」论争和分裂。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故然在「本土化运动」中出现剧烈转向;劳动党本身也在建党同年(1989)面临两件事的巨大冲击,分别是新竹远东化纤大罢工失败(迄今为止台湾史上最大的罢工)与六四天安门事件,皆因劳动党的两大纲领正是「社会主义」与「民族再统一」。但劳动党迄今仍然坚持这两大纲领,原因在于劳动党认识到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第二期以来的历史条件并未改变,因此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部份,通过克服「分裂国家」状态,保卫中国革命,消除「分裂国家」状态对于岛内阶级斗争的干扰,并为两岸工人阶级的连带与阶级斗争的整合创造条件。
小结︰

在二十世纪中诞生、发展、中挫,而又再生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带着她在二十世纪中烙下的种种痕迹而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前进。当我们回顾这一运动的组织史,不难发现这段历史始终不可能在一岛之内得到说明。但在「一岛社会主义」论伴随着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而犹存市场的当下,我们除了应当直面「一岛」不可能实现任何社会主义的事实,更应直面当前台湾分离主义运动打着左灯向右转的危险信号。在两岸关系实际上是「分断国家」的内部关系的条件下,如何使历史上存在着紧密联系的两岸四地实现工人阶级的联合,将是台湾社会主义者思考各种跨地域连带时不可回避的真实挑战;反过来说,如果连历史所赋予的两岸四地工人阶级联合问题都无法面对,更加难以设想台湾还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工人与左翼实现这样那样的连带(比方台湾某工运团体就曾以「台湾也可以和菲律宾统一」这个假命题去取消历史遗留下来的「分断国家」问题;这种「历史取消派」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反智主义色彩)。当前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中介,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第三期自第二期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在推动台湾阶级斗争更加政治化的道路上,近百年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将不断提示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征引书目(按拼音序)|

Belogurova, Anna. (2003).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M.A.),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К. М. Тертщкий,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2005).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郭纪舟(1999)。《七〇年代台湾左翼运动》。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蓝博洲(1991)。《幌马车之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蓝博洲(2012)。《台共党人的悲歌:张志忠、季沄、杨扬》。台北:印刻。

林书扬(2012a)。〈台湾左翼运动的历史发展──第一周期与第二周期〉。收录于《林书扬文集纪念版》,第1卷。台北:人间出版社。

林书扬(2012b)。〈人民左翼从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岛外接续部分〉。《林书扬文集纪念版》,第1卷。台北:人间出版社。

林书扬(2012c)。〈劳动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写在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之前〉。《林书扬文集纪念版》,第4卷。台北:人间出版社。

连温卿(1925a10/11)。〈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湾民报》,页12~13。

连温卿(1925b,10/18)。〈不良少年少女研究(续)〉,《台湾民报》,页10~11。

茅汉[王晓波](1999)。《李登辉的民主真相:台独法西斯下的台湾爱国主义》。《海峡评论》,第105期(台北)。

邱士杰(2009a)。〈一九二○年代台湾社会运动中的「大众党」问题〉。收录于:若林正丈、松永正义、薛化元(编),《跨域青年学者台湾史研究续集》(页129-184)。台北:稻出版社。本文为2009年台北「台湾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与会论文。

邱士杰(2009b)。《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邱士杰(2010)。〈《台湾共主义运动与共国际(1924-1932)》若干考订之辨析──以翁泽生新见逸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为中心的讨论〉。《史原》复刊第1期[总第22期](台北),页259-292。

邱士杰(2012a)。〈阶级分析的隐没:试论台湾政治经济学讨论之一侧面〉。论文发表于:新竹交通大学社文所「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rxisms in East Asia(「马克思主义在东亚」国际学术工作坊)。

苏新(1993)。〈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收录于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2000)。《中国共党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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