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跨時》

【反國教特刊】編按

學民思潮所發起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必然是2009年反高鐵運動後香港最大型的社會運動。一個中小學課程的設立竟然牽引到全港市民的參與。事情發展至今,佔領政府總部的行動肯定是一個高峰,最多有十二萬市民一同聚會在大聯盟開闢的「公民廣場」,近年罕見。

此運動動員力如此之大,影響如此之廣,引起的討論也同樣地多。尤其是佔領政總的行動在政府未完全撤回國民教育科的情況下宣佈解散,更加惹來諸多爭議。無論如何運,動暫時消退,之後是就此結束還是波瀾再起,暫時尚未明朗。但肯定的是,對運動不同的理解和意見在公共討論和網上早已百花齊放。

本刊認為其中有好些別具意義,特別深刻。這些紀錄和反省、以至批判,對往後更長遠的運動發展非常重要。如果單單於網上流傳,接觸面未免太窄,很快就會淹沒於資訊的大海;而且個別文章對這次運動所持的嚴厲立場在別的渠道不容易看到。為了擴闊討論,讓異見得以流傳,本刊認為非常值得出版一份特刊將之收集,以待來者。

反國教運動其中一個最值得討論的環節當然是它成功爭取到廣大市民的支持,然後將之化成行動力,終於可以造就十二萬人的大集會。香港政府的政策問題無日無之,同一時間有著有各種各樣的議題,而更臨近立法會選舉。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個學校課程的設立牽引全港市民的關注,成為近年最波瀾壯闊的社運?李達寧〈學民的啟示〉嘗試從香港人的犬儒性格開始分析,指出學民思潮的真誠成功打動香港人,揭示香港人道德主義的一面。同時反映香港人等待聖人的惡習,平時因為道德潔癖迴避政治,卻放棄以道德為基礎創造共同生活的世界,只願做犬儒的經濟人。他認為香港人今次既然已受道德感召,正好將之轉化為持續參與政治的立憲精神。

如果那是陳義過高,不若先切實理解這場運動,尤其是它的問題。這場運動最大的爭議都圍繞著9月8日晚上的撤離。黃天祐〈關於是次反國教運動的小感想〉寫於大聯盟佔領行動結束後的第一晚,見證一班希望在大聯盟撤出後仍然留守的參與者,如何繼續想辦法維持佔領的廣場。然而這批留守者面對著不同的問題,先是沒有溝通的準備而難以進入狀態,再而是物資隨著大聯盟撤走而見短缺。這些難題固然是因為大聯盟沒有想過會有這少數支持者繼續堅持,但亦反映出大聯盟從一開始就沒有想到要與群眾作平等的溝通。所謂群眾參與之於反國教運動究竟是什麼?

撒離與否、有否與群眾溝通皆可化為一些策略或操作上的考慮。然而策略或操作的問題是否意味更深層的矛盾?之後一連三篇文章皆對反國教運動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態度,一篇比一篇嚴厲。石七刀〈萬人簇擁以外的一種思考〉及毛淳宇〈追求維持現狀的運動,進步在哪?〉皆指出「洗腦教育」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早是常態。事實上,是次運動嘗試維護的香港核心價值與及公民教育,正正是某種洗腦教育的結果。其中為資本主義隱惡揚善,抗拒任何對國家、資本體系的反省,正是為了維持現時極具壓迫性的現代社會。要擺脫洗腦,首先就要認清洗腦不是共產極權的專利。毛淳宇更認為是次運動之所以得到支持,最後又不得不撤離,正是因為它從一開頭就植根於保守的家庭價值。

相比之前數篇,Nin Chan的Breaking With Narcissus就更加是毫不留情對於運動的總攻擊,矛頭直指一直在道德高地的學民思潮。根據他3天在佔領政總的經驗,他認為反國教「運動」根本不配稱為運動。因為整個運動的理念、操作、與群眾、傳媒的關係,完全是一種對現實社會的複製,保存了社會對人的種種壓迫和控制,卻沒有打開半點兒人民自主的機會。學民思潮的所珍視的獨立思考在廣場上成了一句空話。他只見群眾每日單方面從大會接收資訊,卻不見任何深入的討論。他認為大會只希望做群眾的啦啦隊,要人自我感覺良好,相信運動非常成功,然後透過媒體的放大構成一種自戀的形象。這種只談果效,毫無批判的做法是他絕不會認同的。

之前數篇明顯有左翼批判的傾向,但那並不是唯一的方向。彭礪青〈源於恐懼的妥協〉另闢蹊徑,從傅柯「生命政治」的角度切入,討論反國教運動的根源。透過對香港殖民史的回溯,疏理出香港核心價值的來源。恐共的香港人為了逃離極權的壓迫來到香港,接受英國殖民的管治。在殖民主義和冷戰格局下,香港人放棄政治自主,成為純粹的經濟人,照單全收英殖刻意安排的意識形態。時至今日,香港人在數難逃,迴避不了極權的壓迫,卻想靠去政治化的英殖意識形態反抗暴政(反國教、反融合)。香港社運近年來的矛盾和困惑,幾可由此看出。

最後筆鋒一轉,帶來一篇李維怡的電影評論,順便宣傳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我城所需要的「世情教育」﹣ Maquilapolis〉開首提到洗腦教育的問題,呼應毛淳宇、石七刀的講法,資本主義早在洗我們的腦。有趣的是,對抗洗腦教育,不是用自由主義的公民教育,亦不是單單揭露資本主義的惡行,而是「從非正規途徑,自發尋找到不同的知識與價值觀,去進行思考,進而行動,抵抗任何一種由上而下的思想灌輸,或尋回更多被邊緣化的重要議題和價值討論,抵抗論述被兩極化的統治技術。」也因此,一齣充滿世情的電影正好是反洗腦的良藥。電影講述馬基拉城,一個墨西哥經濟自由區的故事。無數的女工,因著不同階段的經濟需要,被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或工殤、或染絕症、或失業生計盡失,不一而足。但故事是那麼遠,這麼近。總令人想起香港或中國工人面對過的種種。另一亮點則是電影在策劃階段已由女工一同參與;拍什麼,怎麼拍,女工都有份決定。對比政府的洗腦和香港社運的反洗腦,這是否別具啟示?如果我們切實從這些世情開始思考,了解資本主義的世界,了解我們自身的身世,承認我們參與和改變世界的能力,或許可以是某種反洗腦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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