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安好】钱钟书与牛津

文/袁玮熙

有段日子书桌上总是放著钱钟书的《围城》,原因不是每天都看,而是每次读了不到一半便放弃,「移情别恋」到别的书上,然后每次重读,都发现以前看过的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个坏习惯到现在未改!)。直至大学一个假期,终于把它彻头彻尾地一气呵成,更读得津津有味。那时在芝加哥读书,功课繁重,生活枯燥,读毕《围城》却令我对留学生活产生了另一番浪漫想像,闭上眼睛,仿佛身处浮在大西洋上的归国邮轮,夕阳倒影在大海里,浪涛闪出金光,眼底下好像走过了苏文纨和鲍小姐的婀娜身影,冷不防抛来一个风尘的媚眼! 自此多读了钱钟书的小说散文,尤爱当中的挖苦幽默,我想我对知识人某种自以为是的戒心,对于何谓城府、何谓机心的认知,多少从钱钟书的文字学来。可惜1949年以后,文艺服务于政治,品性低调的钱钟书不再做小说,只是醉心学术研究,他担任过《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但认为是人生之污点,因而也不愿别人提起。 来到牛津,打从第一天便想寻找钱先生的踪迹。先生于1935年到牛津公费留学,攻读英国文学,据说初到贵境便摔破了门牙。他与杨绛夫妻二人居于Norham Gardens (他们译作「瑙伦园」)。很难想像,这地方离我家只是相隔两条街,可惜已无记载是哪一门号。先生习惯每日到Bodleian图书馆(他译为饱蠹楼,取义吃饱的虫)读书,只带上笔记和铅笔,在书堆前埋首苦干,就是一天了。饱蠹楼的书不得外借(也对我造成不少学习上的烦恼,下删三百字…),因此先生的笔记,都要在里面边看边做,据杨绛忆述,他做笔记的时间,有时竟是读那本书的两倍,想想自己做研究的时间,真是惭愧。钱先生的学院是饱蠹楼旁的Exeter College, 但夫妇二人均未有写及学院的趣事,看来钱先生与我一样,都是不喜欢回学院的。有小粉丝访寻先生的踪迹,先生泉下有知,必定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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